日本NHK电视台11日称，中国在上海以“间谍嫌疑”拘留了一名日本籍女子。至此，从今年5月开始，被中国政府以同样嫌疑拘留的日本人已经达到4人。今年5月在浙江省某处军事设施附近以及中国东北地区辽宁省的中朝边境地带，各有1名日本人因间谍嫌疑被逮捕。此外还有1名日本人在北京也因间谍嫌疑被拘留。报道称，中国政府在去年11月通过并开始实施《反间谍法》，首次对具体间谍行为进行法律认定。今年以来，除日本之外还有美国人也因“间谍嫌疑”而被拘留，美国驻华使馆也不得不临时召回了大量情报人员，外媒称“可以看出中国强化了对在华外国人活动的监视”。

中国逮捕日本间谍，不得不让人回忆起二战前夕，日本在中国进行的疯狂间谍活动。据悉日本侵华期间最大间谍机构名为满铁调查部，这个机构对中国国土、人口情况调查之精细令人毛骨悚然。从布满中国大地的“仁丹”广告，到后来根据一张照片就得出中国大庆油田的地理坐标，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可谓比中国人自己还清楚。

那么，这一一切都是如何做到的？日本人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地“考察”中国呢？中国境内还有多少日本间谍？

最公开的间谍：驻华使领馆武官

众所周知，各国使领馆武官的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对方武器装备、军事力量、科技发展等方面的相关信息可以说，武官就是公开的间谍。

二战后，日本被逐回国的武官至少已有三名。而日本外务省为了培养中国问题专家，每年有两三个人分配在中国工作或学习，在中国学习一两年中文后，辗转几个国家，再派往北京、香港、台湾等城市和地区工作，从事研究和搜集中国情报。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

除了政府部门，还有一些以企业、社团为名头的机构，也是干这行的。比如，日本最大的民间情报组织——日本贸易振兴会，在本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室共8人，其中室长曾在北京常住3年半，2人正在北京常住，还有几人都学过中文。

据了解，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大中城市，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比如日本伊藤忠商社有150多名负责中国事务的人员，分布在驻中国的各办事机构，以及汽车、化学、纤维等营业部门，通过日常的商业活动，搜集中国情报。还有一家商社曾在中国开设12家常驻机构，远远超出商社本身业务需要。

一些日本企业驻华人员每天上班后，先要阅读日本总部发来的各项指示和资料，接着便详细阅读调查中国当地的报纸、杂志、书籍，收听收看广播电视，从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和情报。

而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

日本有两大畅销书每年更新，一是三菱综合研究所所编的《中国情报》，二是《现代中国名人辞典》。前者包括中国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种信息数据，后者更详细完备，中国党政要员、区县以上人大、政协、司法、教育、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企等人名、简历、能力尽在其中。

经济日本各驻华机构搜集的各种情报，大到政府、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报，小到各地风土人情、消费观念、市场动态、居民喜好，甚至一个产品的价格，供日本商品打入中国时使用。

超过一千名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

日本历史上就是一个情报国家。近年来，他们迫切想了解中国的军事发展程度、科技发展水平以及战略部署情况，很多被抓获的日本间谍都出现在军事基地附近，试图在对我敏感区域测绘等等。此外，近年来中日关系相对紧张，特别是在东海油气田、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一直不断。日本投入越来越多的间谍人员来为它的外交政策服务，企图通过非正规的渠道来获取更多“内部信息”。

为加强海外情报搜集，日本正在积极扩充间谍队伍，组建新的间谍机关，提高日本的情报搜集能力，为日本强军、谋求军事大国服务。仅2012年公布的日本财政预算草案显示，年度日本自卫队的防卫费用为4.813万亿日元。其中7.7亿日元专门拨给防卫厅搜集海外情报的间谍机构“国际情报局”。

过去十年，公开的报道，已经有超过十名的日本籍间谍在中国大陆被捕，同时被揭发罪行。2005年日本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未经中国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中国擅自从事测绘活动，用GPS测量仪器和动态差分测量技术测量、采集中国境内的大量地理坐标数据，已经可以将数据精确到20至50厘米，完全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最新的情报分析说，从甲午战争到日本侵略中国，每次日本要向中国发动战争和各式战备之前，日本都要展开密集的对中国的军事侦察。而且情报显示，目前日本有超过一千名间谍可能在华活动，而也有说法称帮助日本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人不下50万。

最早向中国派遣“顾问”的国家

自清末实行新政、编练新军，中国就开始聘请日本顾问。在清政府看来，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之西方列强更切合中国实际；而中日文化的相近，以及它仿效德国所建立起来的军事制度，也比较适合曾经受过德国人训练的北洋军；并且日本顾问的聘用费用相对较低。这样的考虑，不可谓不细密，然而却也正中日本的下怀。从担任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顾问的青木宣纯、坂西平八郎，到为孙中山、孙传芳、张作霖担任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日本人对中国政治、军事均有介入和渗透。

二战期间，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不择手段搜集情报，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特高课为日军偷袭珍珠港，在太平洋战线上与美军作战，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

（南造云子画像，是日本侵华期间直属日本大本营的特工人员，有日本第一女间谍之称。）

除了华北，在华中一带，如南京、汉口、开封、郑州、南昌、安庆、长沙各地都有日本特务机关。以上海为中心，由木楠大佐主持。在华南一带如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梧州、海口等地也都设有间谍机关，其主脑部在香港，由小田中将主持。

日本特务机关在华的间谍活动，平时，侧重于情报的联络，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秘密的侦探，诱惑地方当局和失意的军人政客，离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甚至煽动军人违抗中央命令，使中国各省割据自守，永无统一的希望。

满铁调查部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设立的最大间谍机构。所谓“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的简称，名义上是一家商业公司，实际是日本的“国策公司”，在经营满铁、开发满蒙的旗号下，为侵华服务。

在满铁调查部所做的诸多报告中，以他们对中国农村的调查最为详尽，也最有价值。1935年12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建立后，满铁调查部制定了“冀东农村实态调查计划”，调查范围是16个县的25个村。

且以日本人对遵化县卢家寨的调查为例，不难看出其调查的精细程度。据满铁调查，卢家寨共有住户202户、人口1171人，加上外来人口共1232人。卢家寨中73.5%为自耕农，加上自耕兼佃农则达94%以上。从经营规模看，这里户均土地15.1亩，人均土地2.6亩。农作物主要为高粱、谷子和苞米，这三者占到总耕种面积的68.7%，但亩产只有4—5斗（每斗相当于27.4斤）。加上其他收入，全村户均年收入69.89元。

境外“策反”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特务，这一特殊而神秘的形象很多人都只在电影里看过，并且认为它同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然而时代在变，通过一部小小的电脑甚至智能手机，我们置身于各种力量真假难辨的开放性网络，我们个人能力所具有的含义也在演变。

据国家安全机关统计，目前被境外间谍机关策反的群众并不罕见，退伍军人、留学生、高校师生、军事发烧友以及军工企业、国防科研单位、政府机关人员等，都是其着重关注的对象。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网友，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境外人员利用。

一名外国间谍到达中国后，他们会专门雇佣秘书、司机、厨师、保姆等中国办事人员，通过他们了解中国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然后，他们就会广交朋友，驻华人员向中国政府官员、企业高管、新闻人员等进行广泛接触，一旦需要，这些中国朋友就会成为重要情报来源。

据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助理陈辉，2006年6月被宣判泄露国家机密罪名成立。报道称，陈辉任职时一直能接触到机密文件，他将有关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国家机密，卖给一名日本外交官。而在他被捕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遭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当然，最重要的是招募中国公民，担任兼职廉价的间谍。日本媒体2006年2月21日报道，一名自称受到日本外务省指使进行对华间谍活动的男子透露，他1999年与身为日本在华遗孤的母亲一起回到日本，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官员随即委托他从事对华间谍活动，而后该男子利用出差等机会，搜集中国情报多达十余次，并悉数交给日本外务省，每次获酬劳10～20万日元（约5000到1万人民币）。他交给日本外务省的资料包括新华社的内部机密文件———经济决策情报、内部参考和国际内参等。

可见，日本对华的“策反”工作，早就渗透到普通人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