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13年，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出版不久，咸阳市作协为我的作品召开了一次隆重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市作协领导、专家学者，我的老师同学以及文学界的朋友们共四十多人。
会上，大家对作品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们从文学、艺术、社会等各个不同角度进行剖析，评判。这些让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从这里，我懂得了文学的神圣，感受到了文学人的善良。我非常感动、感激，对大家的金玉良言，将铭刻在心，永志不忘！两年多后，我将这些发言稿拿出来重读，再一次被感动，仿佛给我的创作注入了新的灵魂，为了感谢各位对拙作的重视，对作品的肯定和建议，特将当时的发言稿（其中包括当时没有来得及发言的书面搞）集册付印，以表谢意。
解 惠 英
2016 年2月
书写一个时代的影像
——在解惠英小说《血染白丝巾》研讨会上的致辞
咸阳市作协主席杨焕亭
各位来宾，文学界的朋友们：
时值仲冬，我们在这里举行解惠英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研讨会，首先，我代表咸阳市作协，对不顾寒冷，风尘仆仆前来参加座谈会的陕西文学院院长，著名文艺评论家常智奇先生和省作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王海先生以及今天与会的全体来宾表示热烈地欢迎，对本书的作者解惠英女士新作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
今年以来，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我市文学战线的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坚持文艺工作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积极深入生活，认知生活，发掘生活，努力反映“帝都咸阳”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热情讴歌全市人民创造性的火热生活，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发展、炫烂的喜人局面。上个月十五号，我们刚刚为咸阳市司法局副局长魏定平先生的长篇小说《咱们的司法所长》举行了研讨会，之后，我市一批实力派中青年作家参加了省文学院举办的“中青年作家培训班”，为出力作，出精品秣马厉兵：今天，我们又在这里举行解惠英女士作品座谈会。这么多业余作者投身小说创作，不仅让我们在这个文化多元、理念多元的时代再度感受到文学圣火灼灼光焰的温暖，也对咸阳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今天感到欣慰，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借此机会，我也对全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对市作协一年来工作的热情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解惠英女士的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以一个青春群体的命运历程为主线，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反映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乃至每个家庭、每个生命个体从肉体到灵魂的“阵痛”、“灼痛”和“伤痛”。由此我想起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我不能说解惠英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对我们民族心灵史的感性书写高度，但起码它是一个时代的映象。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小说对这个世界最美妙的馈赠之一就是，当你走在一座城市、一片山水中时，你意识到你与某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同行，他们那些虚构的人在你心中奔走……由此，这些地方不再是地理的、物质的，也不再仅仅是审美的对象，它是你的记忆，某种意义上是你的前世今生……”文学，做为一种审美表达方式，从不为提供答案而生，它只是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对于亲历过那场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震荡和创伤岁月的生命个体，他们不仅从解惠英笔下所描写的故事，所刻画的人物，所展现的细节中关照自己的生命足痕，而且更深刻地感受我们这个民族是怎样走出十年梦魇，走上今天这条道路的；而对于只在文学中寻找那段远去的岁月青年一代，他们从中获得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艺术再现，更从秦轶、罗晓岗、国民、国强等一代人理想主义的激情、崇仰真理重于生命的价值选择和精神品格中体味到我们今天的缺失和流逝。它充分表现了解惠英女士对生活的历史意识和“用生命写作”的美学追求，它也是我市作家中第一部直面“文革”的小说作品，这当然不是说此前没有过反眏“文革”的作品，但是许多作品都着重于侧写，或者曲写，例如老作家王锋的《逃猎秦岭》。应当说，它是我市2013年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血染白丝巾》在结构上也是比较成功的，作品以十年文革为背景，以毕阳市秦家庄为典型环境，以人物理想与命运的冲突（高考因为政审而落榜）为开篇，通过人物情感线与命运线双向发展，时而并行于故事冲突之中，时而交织于命运节点枢纽，结构了一个触目惊心，催人泪下的故事。从命运线说，无论是秦轶从对乡村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拥抱到被残酷现实摈弃在生活漩涡之外；从办油印小报到身陷囹圄；从被推上断头台到意外重生逃往东北；还是罗晓岗从满怀热情投入农村广阔天地到带着浓浓的相思回到京华；从对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充满幻想到失望的沉思，从被推下楼几于死亡到意外新生，作者十分重视在矛盾和冲突中推进故事，铺展情节，巧设悬念，从而使得整部作品缀结绵密，起伏跌宕；就情感线而言，权小顺对秦轶的暗恋，秦轶与杜力的伤恋，罗晓岗与秦轶的苦恋，构成了人物情感的悲欢离合。但作者在展示人物情感历程时，并不等量齐观，平分秋色，而是浓淡分明，层次有序，富有个性的。权小顺的暗恋，在很大成度上是出于对文化人的崇拜；秦轶与杜力的分手，既是两种道德观、爱情观的分道扬镳，又是一个时代悲剧涂在青春生命上的烙印。他们的无奈，本质上是时代与生活的无奈。而秦轶与罗晓岗的精神之恋，是作者对典型爱情的艺术抽象，他们走在一起，更多的是出于对生活的共识，对彼此价值观的认同，对于一种自由和纯净的坚守。这两条线终于在秦轶被平反，罗晓岗再访毕阳县而交织在一起。然而，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咀嚼重逢喜悦的同时，也品尝了今非昔比，潸然泪下的苦涩。
这部小说，在人物刻画方面也很有特点，例如秦轶性格中以坚毅为主导的丰富多面；权小顺的正义与朴实；罗晓岗的智慧与胆识；秦芹的泼辣与热情；铁牛的愚昧和狂妄；杨玉丹的轻浮与自私。对于这些，一会儿各位作家和评论家还要畅所欲言，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还要指出，这部小说在语言上具有浓郁的关中地域特色。例如作品中刻画铁牛时杨玉丹用了“冷怂，瞎种”；又如把刚出锅的馒头称为“软馍”，“气得你舅爷拿饭碗撇在脸上”还有“暖坟”等都渗透着浓郁的民俗风情色彩。
《血染白丝巾》也有一些可以继续提升的空间。
今天是2013 年II月的最后一天，再过一个月，我们将跨入充满希望的2014年，我诚挚希望，我市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振奋精神，解放思想，在新的一年里，勤奋创作，多出精品，为我市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表现民族灾难的人生悲剧
——评解惠英的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的艺术追求
陕西省作协文学院院长常智奇
一个名不见经传，既不是省作协会员，也不是市作协会员，也不是媒体行当的人，在职时执教从政，退休后操笔写长篇的业余文学创作者，在不忘自己为儿之母，为儿媳之公婆，为孙儿之奶奶的责任和义务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在普通人的平常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的基础上，以一种淡泊宁静、虚灵、写真的心态，记录人生的生活经历，书写内心情感的历史块垒，表达自己的审美追求，拿出了一部35 万字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有重量、有质量、有份量、有含量的文学作品。读完这部小说，我对解惠英
刮目相看
解惠英的这部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是一部融进个人生命体验和对社会历史的思考，表现我们这个民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普通劳动者经历磨难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方式的写实之作。作品通过主人公秦轶一家及其本人的悲惨命运和遭遇，表现了那个“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极左”政治斗争对人性的践踏、摧残和蹂躏的苦难史。这是一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用血和泪凝结成的，控诉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的批判之作；这是一部用失去的爱和终生的恨铸就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青春之歌”。这是一部站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新生活的阳台上，遥望二十世纪中叶，人与人斗，人与人争，人的野性和自私，被封建君主制所利用，酿造出那一场血腥的民族灾难的沉思之作。
《血染白丝巾》以其半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众多的人物形象，传奇性的故事设置，感人的细节描写，简捷的叙述，朴实无华的表达，真实的生活情景的展示，清晰的线索结构，深深地打动了我。在阅读过程中，我有几次眼眶被湿润。
作品中秦轶一家及其秦轶、秦芹、罗晓岗、权小顺等人的悲惨遭遇，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人为的造成的苦难遭遇，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补订阶级成分，文化革命运动中，有多少个家庭和社会成员像秦轶和她的家庭一样难逃历史的浩劫。解惠英把这历史的巨大灾难，通过个性表现共性，通过特殊表现一般，通过感情表现历史，通过个人的命运表现社会的政治风云，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和感情心路历程表现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
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很有思考。作品中主要人物秦轶，是一个生活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她的命运和时代的风潮密切相关，血肉相连。她一生的悲惨遭遇是时代政治风云支配和左右的结果。人，是社会的人。人是时代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贵的是，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时代潮流”的典型的艺术形象。她的亲身经历，使她本能地怀疑那个非人性的时代的种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和错误路线左右人的种种行为方式。她是一个心地善良，追求上进，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守住理想，守住人生价值的底线，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优秀女性。秦轶的形象，是在平民阶层树立起的一个散发着浓郁的烟火味的典型形象。秦轶的形象，是一个“黑五类”、“狗崽子”“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形象。她的身上散发着那个被迫害、被压迫、被歧视、被蹂躏的时代气息，也流溢着生命不屈，理想不灭，信念不倒，追求不止的人的精神独立性。这个艺术形象，是在人性的表现中，追求理性精神崇高的形象。但这里的追求崇高，不是宏大叙事，而是从生活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出发，从生活最受人轻视、蔑视、鄙视、歧视的人写起，从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写起。在“底层叙事”，“底层写作”中，从人性的表达与分析中，表现时代特征和历史精神；表现人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价值尺度。
秦轶的精神追求，代表了那个时代年轻的，有生命力的，标志着时代发展前进方向的精神走向和价值追求。她的悲剧是我们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是那个时代政治风云的历史记录。通过秦轶的悲惨遭遇，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民族在历史前进中，付出的高昂的生命和精神代价。我们的一代人，两代人，乃至三代人就这样在暗无天日的，非人的政治迫害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这种封建君主制的政治大大的阻止了中华民族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秦轶的身上，有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影子。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血染白丝巾》的出现，仍有其感人的艺术魅力，一是这场民族性的灾难我们的作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还不充分，还不足满，读者，有过亲身经历过那段社会生活的读者都有阅读的审美期盼。二是这部作品以其切肤的，深入骨髓的生命体验写出那段社会生活中，社会底层的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呼吸，生命心跳的历史气息。三是作者“痛定思痛”，具有一种文学表达的审美效果。
罗晓岗、权小顺，是这部作品中两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有远大旳理想和抱负，忧国忧民的现代知识分子。一个是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农民。但他们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精英。他们都爱秦轶，在秦轶处于人生最困难、最痛苦、最孤独、最迷茫的时候，他们都给予秦轶最多、最温暖的关爱。正是这一高一低，一知识分子一乡村农民的塑造，使这部作品的结构形式和人物安排达到了一个令人可喜的审美高度。作者在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但这种理想主义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大地之中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情思，行为在那个时代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也真实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行为方式。作者把这种零碎的，散落的，点滴的，瞬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加以集中，概括，融通，提炼，杂取各家，典型一个，塑造了这样的人物形象。
罗晓岗、秦轶都有死而复生的人生经历，这是同样的人物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遭受同样命运的必然写照。这里作者寓于一种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爱却是不相逢。
如果说罗晓岗这个人物形象塑造还有些“轻”，“飘”的话，那么权小顺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非常真实、非常善良、非常感人的。他是一个老实巴结的农民，但他为了心中的爱，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为坚守自己心中的善，可以顶着世俗社会的巨大压力而坚韧的，孤独的，艰难的活着。他是善与爱的化身。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统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中前行，正是罗晓岗、权小顺这样的民族脊梁支撑的结果。作者是怀着一颗善与爱的心来写这部作品的。作品中的大宝等人，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历史时代，作者也没有把他们推到泥潭之中，让他人性的良心发现，让他最后幡然醒悟，他最后为救秦轶而做出努力。权小顺的母亲，妗子，表兄张运，在北京火车站给她让出半个座位的那位抱孩子大嫂；掩护她逃票混上火车的那位齐耳短发，戴付窄窄的小眼镜，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去东北的延寿县找堂舅的路上，遇见的那一对新婚燕尔的年轻人，堂舅和舅妈，杂性村的高校长……都是一群善良、仁慈、朴实、厚道的人。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和帮助，秦轶才能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了过来。就是对于杜力，作者也把他写成一个时代的受害者，也给予他深深地同情。所谓文学要表现人物形象塑造中生命呼吸的东西，精神心跳的东西，人物生命生存过程中“毛细血管”，“神经末梢”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
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倾注了巨大的情感，但她是理性的，她没有一任感情的泛滥、宣泄，恣肆地流淌，她始终把生活中久蓄的情感控制在文学审美的情感表述之中。她在写性爱，写青春生命的燃烧，没有过份的原始本能的宣泄，没有床上细节的过份展示，没有人性自然原罪的色情欣赏，是那么的干净，美好，纯洁。这说明她对文学有一种神圣感和敬畏感。
作者写得很平实，质朴，本色。就是写生活，写体验，些情感。没有什么技巧，不讲什么方式，原原本本，朴朴实实，真真切切地叙述一个黑五类子女的苦难遭遇和悲惨的生活经历。有许多地方都是原生活素材的囫囵搬卸，没有来得及做任何人工的，艺术性的处理。正是这种生活的原汁原味，原汤原料，混沌整体，构成了这部作品“大美无形”的感人魅力。
当然，作品中还有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罗晓岗的形象塑造，由于作者不熟悉我国高层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标志，不了解他们为人处世，忧国忧民的情感方式，这个形象的塑造就显得生硬了一些，轻飘了一些，概念了一些。
其次，秦芹的“戏”在后半部分多了些，有夺秦轶“戏”的现象。其次，秦轶婚姻的两难选择，仍没有摆脱陈国凯短篇小说《我该怎么办》的旧的巢穴。
再其次，对权小顺内心精神世界的开掘远不够深。权小顺对秦轶的爱，不仅仅出于善，他有那个时代的内容，他有他精神个体的生命气质，生命生存的情感方式。可以给他身上赋予一些那个时代不公正的东西，给他支持对秦轶的爱有更强大的自我感受的时代的政治原因。
瑕不掩玉，尽管如此，《血染白丝巾》仍不失为一部感人的好作品。它对我们的启发是，题材无新旧，表现有高低。我们的文学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封建集权式的专制”，用宗教狂迷般的极左政治摧残人性的历史悲剧的揭露、批判、反思还远没有结束，这类文学作品的创作还有无限广阔的读者市场。
我希望解惠英在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中，能有更好的作品出现
2013年II月30日于咸阳古都
热血知青桑梓路 悲歌一曲向天鸣
——读《血染白丝巾》咸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南生桥
《血染白丝巾》是作者在年逾花甲之后才动笔写就的一部长篇处女作。特有的题材，悲情的人物，残酷的真实，蕴藉的内涵，融汇的理情，使她有理由在当代小说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首先，其题材是回乡知青的惨淡人生。
与《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相同，《血染白丝巾》的叙写对象是回乡知青，其题材是回乡知青的人生命运和遭际。所异者在于前者的时代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此书却是在其前的六七十年代。因而其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她是在“知青文学”一边倒地写下乡知青的语境下，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回乡知青这个曾经重要的群体，提醒人们城乡二元的天悬地隔。
其实，“文革”前的知青原来主要指回乡知青，另一部分则指1962-1965年下乡的为数不多的老知青。当时闻名全国的知青典型如董加耕、韩志刚、吕玉兰等许多人都是回乡知青。毛泽东1955年在一个按语里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节选自刘少奇讲话，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都是主要就回乡知青而言的。后来由于1968年底的几千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再后来的集体回城，及随之而起且延续至今的“知青文学”，人们心目中的知青几乎专指“文革”中上山下乡的这批人了，而曾经辉煌的回乡知青倒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其原因主要是这次上山下乡运动是全国一次性地“处理”了几千万人，其声势之大，空前绝后；他们又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有极强的凝聚性，并且曾经弄出了很大的响动（如集体卧轨事件等），惊动过中南海。而数量多倍于他们的回乡知青则分散在广大农村，与其祖祖辈辈的先人一样，处于社会边缘，没有什么凝聚性，容易被漠视或遗忘，于是终于成了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样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当年在官方话语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回乡知青，在后来的文学世界里却几乎缺席。
贾平凹不止一次谈过此事。他说：我读过许多关于知青的小说……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该到乡下来，我们就应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见厕所里的啜泣呢？（《我是农民》24-25页）
《血染白丝巾》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这种“厕所里的啜泣”既是对回乡知青的记忆打捞，也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质疑。
其次，其主题是“文革”悲剧的伤痕文学。
就主题而言，《血染白丝巾》属于伤痕文学——晚产的伤痕文学。其审美形态则是悲剧，美少女的悲剧。由于主人公秉具的悲壮殉道精神，作品集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善良人悲剧于一身而带有英雄悲剧的色彩。套用一句《白毛女》之言：“‘文革’时把人变成鬼，新时期把鬼变成人。”
品学兼优的高中学生秦轶，毕业后屡屡碰壁。她生命轨迹前半部的主要构成是一连串的挫折。略计其数，至少有十。高考落榜，一也；父亲被斗，二也；恋人背叛，三也；老罗停职，四也；家升地主，五也；新疆之行，六也；晓岗出事，七也；母被打死，八也；突然被抓，九也；提前处决，十也。而她试图改变命运的各种奋斗，也成了“将登反坠，欲益反损”：她每一次奋力抗争所带来的结果，却是下一次新的挫折，是一次比一次势更大、力更沉、直到最后要将她整个吞没的新挫折。
这些不幸的总根源只有一个，那是一个“原罪”，一个不可饶恕的原罪，家庭成分不好。
这个形象使我想起了80年代孟晓云的报告文学《胡杨泪》。数学奇才钱宗仁因出身地主家庭，在60年代无缘于大学，后来被迫流落新疆。改革开放后他的天赋得到重视，但此时他已不复当年。其后不久，便身患绝症，郁郁而终。所以，挫折固然能锻炼人，但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成为加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说过“九折臂而成医”的屈原，最后以汨罗江为归宿。那么连遭十挫的主人公呢？
全书38章，加上尾声共39章，以第20章法庭陈词为顶峰，分为前后两部分。主人公前半部理想主义，梦想成功，主动出击，后半部现实主义，脚踏大地，被动回避；前半部一心追求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后半部被迫降为最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前半部令人感奋激励，后半部使人悲痛伤心。
主人公由法庭上的坚强不屈、坦率陈词到蒙难后的磕头谢恩、痛哭流泪，“磕头”和“哭”成了后半部的高频词。她先后给救难或救命的恩人磕头六次，她妹妹给有恩者磕头两次。“为人就有冤，伤心泪不干”，那个“哭”字究竟出现了多少次，已不忍心再去细数了。“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政治之高压，何其剧也；人性之摧折，何其烈也；无影刀之杀人，何其惨也；真善美之毁灭，何其痛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类似境遇的读者在捧读中喟然长叹，锵然共鸣，情不自禁地凄然泪下，又何足怪乎？
然而主人公的生命并未真正毁灭，她的灵魂如浴火凤凰，涅槃重生。其升华苦难的小说《大难不死》的创作就是这样开始的。索尔仁尼琴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对此，虚构的主人公和真实的作者应该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第三，其蕴含是思考质疑的沉潜伟力。
房龙在《宽容》的开头讲了一个故事。在一个四面环山的无知山谷里，与世隔绝的居民们世代遵奉着古老的信条。那些敢于质疑的人有的出走再未返回，有的困死于挡住阳光的石墙脚下。后来终于有一位勇敢的漫游者远道归来，他对人们讲说古老的信条在骗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然，他很快就被处死。很久以后，饥寒交迫的人们愤而推开守旧老人的阻拦，沿着那位先驱所开辟的道路，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秦轶的命运与那位漫游者相同，与亦在“文革”中罹难的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相同，都是因独立思考、敢于质疑而贾祸。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罪恶是对人的灵魂的控制。在反常时代向罪恶挑战的人，却成了罪人。政治本来是政治家的职业，而好多政治家却是这个星球上最靠不住的无毛两足动物，所以美国的“撒谎俱乐部”什么人都要，唯独拒绝政治家，其理由是政治家是“职业的撒谎者”。单纯、真诚、对“厚黑”之道一无所知的热血青年，在特定国度的那个疯狂时期，却要议政，涉足这个充满暗礁、泥潭的危险领域，难怪要成为无辜的牺牲者。
朱学勤论及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是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里的思考者；而秦轶他们却是僻处西北一隅的农村回乡知青。限于当时贫乏单一的思想资源，他们所进行的只能是由感性现象所引起的浅层思考。但由于“形象大于思想”，他们思考的追根溯源必然触及最根本的政治体制。类似的思考多元深化，延续至今，所异者当年是地下状态，现在是公开论争。
总之，作为一个回乡知青，秦轶既能在家纺线，下地干活，又在忧国忧民、忧思深刻；既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劳作者，又是心怀天下家国的思考者；她向恋人倾诉困惑：我错在什么地方？她在法庭上据理抗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她脏腑硬，敢担当，坚韧顽强，永不屈服。像林昭等女中英杰一样，其人格强度超乎常人的想象。她由一位真善美的热爱者、追求者，进而成为真善美的创造者、传播者。她的人生海拔高，生命半径大，存在维度广。她承载着五千年的黄土文明之魂，闪烁着那一代的浩渺人生之光，彰显着大写人的本质力量之美。
第四，心理、议论与思辨、抒情。
文学，有人说它是反映现实的镜，有人说它是表现心灵的灯。这二者在《血染白丝巾》中达于统一。
作品中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精警的议论随处可见，精确入微地表现了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二者又常常糅合在一起，有的还凝练为警句。这些使作品既呈现出浓郁的思辨哲理色彩，又氤氲着一团团挥之不去的抑郁、忧伤、愤懑、不平的抒情气氛。
杜力背叛之后，“秦轶心想火车能坚定地、无所顾忌地勇往直前，是因为它的车轮下有一条人们修好的路基，一条坚实的用钢铁铺成的路。而我脚下的路又在哪里？”这种内心沉痛很快外化为窦娥式的呼天抢地：“茫茫雪夜，一片空寂，只身行走，孤立无助。秦轶不禁伤心地对天空喊道，……老天爷，你说说，为什么会这样？大地呀，你评评，这公道么？大学不要我，生产队嫌弃我，情人背叛我。不要我，不要我，都不要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回家之后，她彻夜难眠，暗中饮泣，“滴答，滴答，谁知那装在兜里，塞在箱子里的小闹钟，却固执地把它的声音传了出来。……慢慢地，滴答声变成了抽泣声，秦轶觉得，那一声滴答就像是从自己心里流出的一滴血……抽泣声越来越大，原来是妹妹发出的。”这几段的内心——呼喊——抽泣、由人及物——由物到人的连贯描写，层次有致地表现了秦轶由内到外、洇渍明朗的椎心之痛。
有的心理描写的笔触深入于人物的梦境。从新疆返回途中的火车上，梦中“她想，我真后悔，不该逃票，自己从小在学校遵守纪律，考试从来目不斜视，怎么这会儿竟敢不买票坐国家的火车呢？”梦最虚幻飘渺，又最真实无欺。这个幽深的潜意识，是对秦轶纯洁真诚的多次叙写的神来之笔。它带给读者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有的则是写景与议论相融合。锄地放工后，秦轶踽踽独行，“太阳很快就落山了，天气也凉爽了许多，只有那灿烂的晚霞留在天边，留在满地的苞谷叶尖，给片片绿叶镶上美丽的金边。看着棵棵茁壮的禾苗，她羡慕得一阵心酸。心想我不如它们，阳光雨露对它们的滋润那么慷慨，而对于同一蓝天下的自己竟是那样的刻薄。”景议相融的，是人物的不平和隐痛。
还有连连出现的警句。秦轶看了罗晓岗的日记后决定不能因为爱而连累他，“给自己的良心留条出路。”三八节姐妹二人唱歌之后，她哽咽着对妹妹说：“全世界的妇女都解放了，可我们现在却落入地狱”。罗晓岗在狱中“觉得非常自豪，非常英雄。一个人只有在情绪激动，脑袋发热的时候，才敢于表达在一般情况下不敢表达的真实思想和看法。”他重到毕阳，听说秦轶已死，“来时，他只瘸了一条腿，现在却又碎了一颗心”，他与权小顺擦肩而过，“两个曾经相识的人，谁也没瞅对方一眼，而两个从未谋面的人，却一直看着对方。”秦轶雪野斗狼后心想，“野兽们都能召回受伤的同类，人呢？”这些警句，既是议论，也是抒情，理与情融而为一。
更有不计其数的细节描写。仅仅点出一些关键的词句就够了。如“杂粮馍”，在塘库工地上休息时“不是悄悄地背外语单词，就是在思考一道数学难题，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写着。”“用背公式的办法催眠”，“红色保险箱”，“蜕掉那身黑皮”，“纺线挣的九十八元钱”，秦轶半夜被“群专”抓到公社后毒打，她“顾不得鼻青脸肿，她的双手紧紧地护着肚子，唯恐伤及腹中的胎儿。”“胎泪”，“拿着拐子缠线”，“下红芋窖”，“打胡基挣的钱”，泪水成冰，抠下吞咽……一个细节就是一幅图象，就是一个场景，就是一种情志，就是一缕忧思。再看下面一段描写秦轶亡命途中赏雪的文字：
这雪景，比在家乡看到的壮观多了。无论是密度，还是雪花的大小，都让她震惊。这时，她的兴奋超过了恐惧，不顾劈头盖脸飘下的雪花，忘情地奔跑起来。一边用手接着雪花送到嘴里解渴，一边喊，太美了！
身在亡命途中，心中仍然有美。这就是秦轶。有美滋润的灵魂，是永生不死的。
还有几点值得一说。
一是几个人物。权小顺和铁牛是两个极端，一个好到极致，一个坏得透顶。这两个人物很简单，用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好、怀或善、恶）就可以概括其性格特征，是福斯特所谓的扁平人物。权小顺成了美德的范型，但我们不知道他何以这么大贤大德，尽善尽美。铁牛是个死心塌地的坏人。世上有没有这种人？答案是有。季羡林高寿98岁，他在去世前一两年出的一本书中说他没见过一个真正改过的坏人。可见此种人是个客观存在。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将坏蛋进行到底”，则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秦大宝复杂些，性格有变化，“过而能改”，近似于圆形人物。就连杨玉丹也天良未泯，真性尚存，她的内心还有一份真爱，哪怕是扭曲的有违道德的性爱。
二是几处悖谬。加害者与被害者的信仰相同，都相信党和领袖，都读过《红岩》，被害者还以江姐、刘胡兰自比，甚至还想到过“妈妈”。秦芹也认为姐姐“毕竟是为了真理和信仰走完一生的。”几位义士准备营救秦轶而“像入党宣誓那样说，坚决保密！”看来这场悲剧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这当与作者的处境及话语环境有关。
三是几件道具。白丝巾共出现8次，“LQZ”出现4次。这种道具是串联情节的线索，与《古今小说》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及由其改编的戏曲《珍珠衫》里的珍珠衫相同。与《奥赛罗》里苔丝德蒙娜的小手绢的“雷管”作用不同，与《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的那颗子弹也不同。
作为一部处女作，当然有其不足。枪下余生的故事原型应来自李敷仁之事。最后几位义士对枪下留人的解释似乎有些蛇足。不妨对比一下《基督山伯爵》对爱德蒙·邓蒂斯，《悲惨世界》对冉阿让，《双城记》对代尔那的死里逃生的叙写。罗晓岗之蒙难经过和结果与秦轶雷同，都是因言获罪，都是人知已死而实际活着；秦轶亡命中的两次获救都在昏倒之后；有的“情景交融”有些模式化。
作者是一位业余 、“高龄”的“文学新人”，对她而言，这些不足是可以理解的。它们与前边说过的描写、道具和尚未言及的语言，都属于技巧层面。中国文学的首要问题不是技巧，而是真实，残酷的真实。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理解巴金说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2013年11月22日
在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共陕西省委理论讲师团原教研处处长吴保民
市作协的各位领导，与会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参加解惠英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研讨会，非常感谢市作协对这一作品的支持，举办这个专题研讨会，有机会聆听各位专家、各位朋友的发言。
惠英《血染白丝巾》小说还是清样时，我已阅读了。去年当书稿即将付印之时，惠英到西安邀我为书作序，老实讲，当时深感诚惶诚恐。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大凡作序者多系专家名流，或者身居一定地位的领导，所以一再推让。但惠英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盛情难却，更 为重要的是惠英的创作精神和该书的感染力鼓舞了我，于是鼓起了勇气，以“第一读者”的身份，书写了一篇读该书所感，放到“序”的位置上，以起抛砖引玉之用。
在我的视野里，惠英是一个聪惠、精明，好强争胜的人；也是一个历经坎坷，不甘沉默的人。多年交往，我从不知，也未听说，她会写小说。然而，从前年冬第一次看到《血染白丝巾》的清样，到去年冬再读修订稿，我真为这部积半个多世纪人生阅历、呕五年之心血写 成的这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处女之作”所感动，真是“奇才矣”，“大器晚成、一鸣惊人呀！” 我真赞赏她的政治勇气，以小中见大的手法，敢于触及敏感的社会大问题。我真赞赏她的文学才华，写出故事生动、语言流畅、情节感人的小说。进而感到她更是一个情感丰富、思想深遂、很富文化内涵的人。因而感慨万千，从文学+政治的角度，写出“正义的呼声，真理的呐喊”读后感，自我评价这部小说：“是一部情感十分悲壮，让人思绪激荡的好书；是一部集中反映生命与命运顽强抗争、拼搏的力作；更是一部针砭时弊、揭露罪恶，讴歌正义、 渴求真理的佳作”。
今天开会我不想重复这篇感悟中的话。但言犹未尽，借研讨之机，再说一下读这部小说 的几点启迪：
启迪之一：坚定信念，正义必胜。
秦轶正直青春焕发之际，却遭到那么多的挫折，打击和迫害。她痛苦，轻生过；她苦恼，迷茫过；甚至怀疑，求助过上帝……但是，在她身上始终有一个主宰灵魂的信念，“相信党和政府会按政策办”，“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决”；相信“迷惘”之后，必有“正途”。正因为如此，家庭补升成分，已“三榜定案”，她决然要继续写材料向上反映；正因为如此，已大难临头，她依然据理申辩；也正因为如此，终于感动上帝（这里的上帝己是“人民”了）， 才出现了 “昔日枪下冤鬼，今朝春风还魂”的奇迹。
启迪之二：追求真理，多思善辩。
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秦轶为什么敢于反对“血统论”，“敢于在浪尖上高唱正义之歌” ？为什么“不能轻易放弃生存权利，不能咬断可以说话的舌头“，斗胆包天，竟在审判公堂上高呼“真理万岁”！罗晓刚为什么敢于和那些“造反”之徒展开争论，为什么在监狱里腹写《多一点思考》的文章？因为追求人的尊严、人的平等、公正和自由是他们的根本动力，”渴望给飘荡的灵魂找块清净的地方落下来”；在纷乱复杂的世事面前，去努力做一个“明白人”。真理的追求是艰苦的过程，要靠勇敢、智慧和付出，决不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其至愚昧盲从，干出违心既害人又害己的事情。罗晓刚的父亲感慨说：“一个人的愚昧可以造成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悲哀，而千万人的愚昧必将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性的悲哀”。想想看，如此精辟的话，难道不蕴含极大的真理性嘛！
启迪之三：知识有用，改变人生。
尽管考了高分秦轶未能上大学；尽管在那个年代，学校“停课闹革命”交白卷成为英雄，但是秦轶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学习。在家自学，向罗晓刚请教，一致奔赴新疆，期望勤工俭学或寻找个大学旁听，而且积极帮助曾为她读书而辍学的芹妹去上“联中”，因为在她心中认为“知识总是有用的”。告诫妹妹“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芹妹在与姐姐对比中， 找到差距后，也深刻地悟到：“文化可以让人有思想，有气质，可以使人纯粹高尚，超凡脱俗。” 秦轶、罗晓刚在谬误、歪理面前，为什么慷慨陈词，据理辩驳，折服人心，激怒小人，以及秦轶死里逃生，隐匿东北，为什么又做出教育、撰书的惊人事迹，都无不彰显出文化的力量。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知识可以改变人生，在今天信息时代，己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倘若还有谁不认知，不努力去学习，去充电，去武装，谁就必然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掉队，甚至被时代所淘汰。
启迪之四：爱情极致，切勿交易。
秦轶的爱情婚姻和她的政治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样是曲折、复杂的。痛苦与幸福，无奈与希望，恰似“五味瓶，”酸甜苦辣无所不有。而最阳光，最幸福，最骄傲，最美满的，是她遇到罗晓岗，俩人从相识、相恋、到相爱、相融，感情升华，水到渠成，有了结晶。作者这段爱情的描写，也相当精彩，即超凡脱俗，又高雅动人。
透过秦轶曲折、复杂、多变的爱情生活，她清晰纯真的爱情婚姻观是值得称道的。她认为“婚姻是爱情的极致，不是一件随便穿在身上的衣服”，“我也不是一筐菜，随便可以卖给什么人，终身大事，总得找个志同道合、找个自己喜欢的人”。她还说，“婚姻是一种心灵的呼 应，怎么可以用它做交易！”思想纯真得像那白丝巾和洋槐花一样，让人赞美。即使在阴差阳错的条件下，出现过“无奈婚姻”，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联想时下不少人将爱情与婚姻当儿戏，朝三暮四，与金钱、与权力进行种种交易，进而实施“性贿赂”，实在是对爱情的亵渎，对婚姻的践踏，让人厌恶！
总之，读起这本书，作为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人，深感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有血有肉，入情入理，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牢记教训。而我更热切希望的是，80、90之后的靑年人，更应好好读一读这本书，把历史经验化为宝贵财富，加倍珍借今日的好时代，发 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最后，赠言作者——
好强孕育理想，自信凝聚力量。
坎坷使人坚强，勤奋铸造辉煌。
莫道两鬂添霜，夕阳依然光茫。
揽尽人生沧桑，再书盛世华章！
2013 年 11 月 30 日
读《血染白丝巾》有感
西安市原体改委主任鲁生琳
有一句格言说得好，“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含笑收获”用这句话评价《血染白丝巾》的作者解惠英应该是恰当的。《血染白丝巾》可以说作者是在痛苦的磨难中含泪孕育的，终于在含笑中奉献给了读者，并得到了一些专家和读者的肯定和赞扬，我为它的出版发行而高兴。
在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活中，我学了三年中国语言文学，后改为读经济学。阅读长篇小说是我的一门专业课。可是在改学经济学以后，尤其是从政以后，再没有读过长篇小说。当我拿到《血染白丝巾》以后，在很短时间内就连读了两遍。我为主人公秦轶的悲惨遭遇而流泪，又为她与命运抗争的精神而感动，更为作者历经磨难，挫而不折，摧而不衰，在年过六旬之后能向读者奉献出一部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而震撼。
某哲人说过，“人的一生有各种各样的磨难，无论是普通的人还是了不起的人。但痛苦也不是白受的。”又言，“整个人生，其实一句话可以说完，便是与生活搏斗”书中主人公秦轶上学时聪颖活泼，好学上进，属于学生中的佼佼者。按理说这样的学生前途无量，可在临毕业时却遇到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气候，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高考未被录取。尽管如此，回乡后她并没有灰心，决心在农村干一番事业。但人的命运不能由自己决定，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她的处境也不断恶化，直至遭诬陷，受迫害，身陷囹圄。更有对未来的期望，这就决定了她具有一种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勇气和精神，她始终认为世间总是好人多，不管在怎样的艰难条件下都要活下来。只要活下来就有希望，就会有出头之日。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秦轶最终得到了善报。她看到了好人得到解放，坏人 得到惩罚，她也得到了应得到的——冤案平反，与亲人团聚。尽管父母已经去世，能在老人坟前烧几张纸，点几支香，告慰老人在天之灵，对自己也是一种慰藉。书中没有说秦轶以后何去何从，我想象秦轶这样学生中的佼佼者，又经历这样的磨难，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她一定会投入新的生活，干出一番超乎常人想象的事业来。
读《血染白丝巾》，让我们反思历史，能看到秦轶所受到的磨难不是她一个人的磨难，而是千千万万个秦轶所受到的磨难。她经过抗争总算活过来了，而还有多少人遭受摧残失去了生命，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经历的一段苦难，是历史的悲剧。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从1954 年秋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算起，后经57 年的反右派运动，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60年代的“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长达二十多年，我们国家失去了多少精英？仅57年反右就定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这都是我们国家的精英啊，其中不乏有一些搞尖端科学的人，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损失呀！好在我们党内还有像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危难时期，力挽狂澜，拨乱反正，让历史的航船又驶上了正确的轨道。我们国家才有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血染白丝巾》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从个人的恩怨出发，诉“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苦，而是让读者牢记历史，反思历史，正如罗教授说的，”灾难过去了，它带给民族的创伤是深重的，给青年一代造成的伤害更大。”“文化大革命实属大革文化命”，又说“一个人的愚昧可以造成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悲哀，而千万人的愚昧，必将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性的悲哀。”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大呼“一定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要牢记惨痛的教训，不要让这段历史重演”这应该是这部书的主题和作者写该书的初衷。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只有牢记这段历史，才能体会到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才能珍惜现在国家富强，人们安居乐业的大好形势。
2013年11月
读《血染白丝巾》感言
——陕西教育学院教授张若晞
大家上午好！我今天来到咸阳，心情有些亢奋；参加解惠英新作《血染白丝巾》研讨会心情尤为激动。我为周陵中学培育出的优秀学子解惠英而骄傲，为她在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骄傲，因为咸阳是我挥洒青春的地方，周陵中学为我从教十年的地方。
《血染白丝巾》，既是解惠英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和血泪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亦是一部大器晚成的优秀之作。初读之，首感真实深刻，有如临其境，如见其事，如见其情之感。书中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陵中学鼎盛的情景，与我记忆中的情景甚为吻合，感到亲切欣慰。再读之，怵目惊心，心灵受到震撼。左倾思潮肆虐，人性泯灭，以友为敌，无情打击，甚至摧残，把人们带入蛮荒时期。继读之，倍觉作者用心良苦，意义非凡，发人深思，感慨良多。
针贬时弊，以史为鉴。本书作者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以五陵原为背景，以周陵中学为依托，以秦家庄为重点，以返乡青年秦轶为主人公，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中、7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展的那个“特殊阶段”的现实。小说通过秦轶及其一家的悲惨遭遇，暴露了极左思潮肆虐之时，对国家、对人民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政治上敌友混淆，打击一大片；是非颠倒，谬论替代真理；坚持真理者反被打成另类，呼唤正义者遭受摧残。文化上名曰破四旧，实为毁灭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我国优秀文化悉遭破坏，人性泯灭，道德缺乏，打砸抢成风，社会动荡。经济急遽衰退，生产力直线下降，供应困难，影响民生。作者反映这一现实时并非一味暴露，而是要启迪人们：要牢记教训，以史为鉴，避免少犯错误，因为教训更能催人猛醒。由此不难看出《血染白丝巾》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小说。
释放正气，意境高远。针贬时弊，并非作者创作《血染白丝巾》初衷，实出无奈。从小说的性质看，《血染白丝巾》属于伤痕小说，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伤痕小说，在人生观、价值观和意境的高雅与粗劣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伤痕小说多以个人的悲欢离合为中心，写其不幸遭遇，感情低沉愁苦，悲观彷徨，看不见前进的方向，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漠不关心，更谈不上与其休戚与共了。而《血染白丝巾》的作者则与此完全不同，作者站在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立场上，真实地反映这一“特殊阶段”的现实，其目的在于牢记教训，以史为鉴，拨乱返正，振兴国家。基于这样的立场和认识，作者在小说中没有流露出泄私愤、谋报复之情绪，释放的仍是正能量。就以秦轶为例，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遭受了“高考落榜”、“初恋告吹”的沉重打击，她不埋怨，不泄气，积极参加新农村建设，决心干出一片新天地；四清运动中，她又遭受“升成分”、“书记儿子逼婚”、母亲被打死等打击和折磨，她仍不悲观丧气，积极参加村上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文革中，他又因“不识时务”，敢讲真话，发表了与当时潮流相背的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且处以极刑，此后还遭受了一系列的磨难，就这样她热爱祖国之心始终不变，在流浪东北途中，还为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由此可见，《血染白丝巾》并未局限在秦轶的不幸遭遇上，而是通过她的不幸遭遇，释放出她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及呼唤正义、追求真理、实现伟大理想而愈挫愈奋的抗争精神，这是本小说的主旋律。就此来说，《血染白丝巾》不愧为当代的“正气歌”。
填补空白、意义非凡。就小说题材而论，反映文革时期现实情况的虽已散见于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诗歌、音乐、美术等文艺作品中，但多是片断式的、镜头式的，其目的在于为各自作品的主题和情境服务，并非完全为了反映十年文革时期的社会现实，而能真正全面反映这一“特殊时期”社会面貌的，就要算“血染白丝巾”了。小说以秦轶的不幸遭遇为中心线索，再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再现了左倾思潮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破坏的始末。它雄辩地告诉人们：文革十年是我国在各个领域全面倒退的十年，应予以彻底否定。小说末尾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拨乱返正，开放改革的春风吹进了祖国大地，人们沿着正确的革命航向，心情愉悦地前进。可见这一描述并非闲笔，它使人民看到社会的光明前途，对幸福生活的企盼。表现了作者对未来并未失去信心，对命运并不悲观，对理想充满期待，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呈现出一种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人生观，这也是《血染白丝巾》释放的正能量之一。就此来说，它与一般的伤痕小说有着本质的不同，它着眼于国家的命运，着眼于民族的兴衰，着眼于现实生活，着眼于人伦道德。如此全面深刻地反映文革十年现实的《血染白丝巾》，不仅具有以史为鉴的意义，而且在题材上填补了小说的空白，功不可没。
品调纯正，值得肯定。一部作品是否值得肯定，关键在于它的品质是否优秀，品纯调正是作品的灵魂。有之则高雅，无之则粗劣。近年来，不少作者在市场经济主导下，为了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追求购买率，在作品中写进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故意渲染色情，一度曾有泛滥之势。《血染白丝巾》的作者则不然，不为时俗所动，不为一己之利写作。始终抱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反映文革十年的特殊现实，呼唤人们牢记教训，以史为鉴，坚持正义，维护真理，拨乱返正，端正航向，实现振兴国家的中华梦。释放的是爱国激情和民族大义。为此，作者历经五年，大改三易其稿，小改不计其数。崇高的写作目的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作品的优秀品质。做到了针贬时弊而不渲泄私愤，释放正气宏扬爱国主旋律，遭受挫折而不消沉，遭受摧残而不绝望，追求真理而不惜代价，求民族大义而愈挫愈奋，形成境远品纯、悲壮感人的风格。故作品中有甜蜜的爱情描写，无色情兽欲的渲染；有高尚情操的宣扬，无低级趣味的表白；有朴实形象的语言，无半点污言秽语。写得健健康康，光光堂堂。读之，给人以美的享受。
艺术成熟、优点多多。《血染白丝巾》虽是解惠英的处女作，但在艺术上已相当成熟，在塑料人物上、结构上、表现手法上和语言上都颇具特点，值得肯定。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的观念是先进的，作者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看待人物，采用人性化的眼光描写人物。首先着力描写了一批主要人物，如秦轶、罗晓岗、权小顺、秦芹等。他们都有崇高理想，有坚定信仰，不为势利所屈，不与世俗随波逐流；他们呼唤正义，追求真理，敢讲真话，勇于担当，敢作敢为，顶风逆上；他们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祖国明天更美好，用智慧与群众一道战胜恶水浊浪；他们思维敏捷，锐意进取，与时俱进，敞开心扉，拥抱改革的春风。他们无疑代表时代的主流，是时代的脊梁，时代的主将。值得称道的是，围绕这些主将，作者还描写了一批形象鲜明、性格各异的次要人物，如同学杜力、国强、国民、纪书、亲民工作组长老罗，军人郑昊、曹大义、袁凯、大宝、表兄张运、堂舅张春成以及二位妗子和冯婶等。他们来自不同文化阶层和不同的生活环境，对社会的看法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性格各异，有的胆小，有的敢怒而不敢言，其中不少就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像大宝这类人，凭借成份好、根子正，在运动起始阶段做了一些错事，后经教育，改弦更张，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尽管他们性格各异，在现实中表现不一，但在他们身上释放的是：正直善良，支持正义，憎恶邪恶，体现传统美德，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对正义者施以救援，使正义者在各种危难面前，总能逢凶化吉。他们亦是时代的主流，释放的亦是正能量。由此看来，小说雄辩地告诉我们：世上还是好人多。
塑造人物的成功，是小说成功的一半，仅此是不够的，还需其他艺术因素。《血染白丝巾》在情节结构上亦颇有特点。一是情节曲折有致，跌宕起伏，读之有回肠荡气之感；二是悬念、巧合手法的运用，既使故事悬念丛生，曲折离奇，又得到良好的效果，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三是倒叙手法的多次成功运用，增强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和作品的可读性。在表现手法上作者还采用了以小见大，心理描写等手法，增强了小说的广度和深度。在语言上亦颇具特色。《血染白丝巾》采用经过艺术加工提炼的关中方言写成，极其形象而真切。文字省净而不失概括力和表现力；平易而不平庸，妙语连珠，挥洒人生感悟，抒写乾坤哲理；语风通俗朴实而不失流光溢彩，给人以美的愉悦。类似的优点枚不胜举。说明作者在艺术上业已成熟，在创作上已渐入佳境。
美玉微瑕，仍需雕琢。《血染白丝巾》作为一部处女作，已经取得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可谓成就斐然，无可厚菲。但如果硬要吹毛求疵，我以为有两点需要加强，以臻完美。一是在人物塑造上，有的主要人物如罗晓岗，素材有些单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可采用延长在秦家庄的锻炼时间，增加故事情节，夯实与秦轶的爱情基础，还可增加在秦轶流亡期间，罗晓岗苦苦寻找的情节，以及在此期间与左倾思潮斗争的情节。有的人物写得有些表面化，厚度不够，如权小顺的情事贯穿小说始末，写得有血有肉，但遗憾的是，由于未揭示出人物灵魂深处的美质，使人物的厚度明显不足，似乎他的美行出于一种本能。在常人眼里，似乎有点傻。要弥补这一缺憾，可在心理描写上和侧面描写上下一番功夫即可。再如营救秦轶一节，情节过于简单，未写出营救者的思想斗争，心理变化，给人以不真实之感，削弱了这一正义行动的意义。
二是小说的文化底蕴不够浓厚，影响了作品的厚重。《血染白丝巾》的主人公秦轶的悲惨故事发生在毕阳原的秦家庄，而毕阳原指的就是今天的咸阳五陵原，这里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宝藏，养育了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从山而言，背依九峻，面瞻秦岭；就水而言，据泾浮渭，此乃风水宝地也。因此，自古以来帝王将相、贤达之士，多葬于此。秦家庄地处在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无疑是一个文化之乡，文明之乡，礼仪之乡。如果能将这些文化因素写入小说，无疑大有裨益。一来可以提高小说的文化底蕴和厚度。二来可以夯实人物的思想基础，提升人物的境界，增强可信度。三来可以反衬秦轶悲惨事件发在文明之乡，礼仪之邦的荒谬性，对左倾思潮是个严肃的批判。收到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
以上看法乃一管之见，不一定正确，旨在抛砖引玉，热切盼望一部更加完满的作品面世。
《血染白丝巾》的社会意义及其它
咸阳市作协副主席屈彦岭
一部小说就是一部风景。在咸阳文苑里，解惠英女士的这部《血染白丝巾》便是一道惹人驻足，波涟绮丽的风景线了。风景的妙处，固然在其表象之雄伟秀丽，更在其内质之丰饶与深邃。故而，游历风景，既是视界的延展，也是心灵的旅行，更是灵魂的历险和探测。解惠英女士的这部力作，恰恰给人是这种感觉。
解惠英女士从开始写这部作品，便剥离了她这个年龄所形成的革命叙述形态的拘囿，避免了这部小说陷入极度的尴尬之中，从社会视角去揭示人性的异化或者沉沦。当然，书中秦轶，既不是陈忠实笔下的曹润生，也不是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但书中的秦轶必须和曹润生，高加林一样去承受社会环境带来的巨大压抑。秦轶的悲剧是典型的社会悲剧，体现了解惠英女士对社会批判性思考。正如作者在作品题记中引用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话：“这是一场在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的极端残酷的悲剧……”作者在这里借用季老的这句话，表达了她自己的人生思考，她已经跳出长期积淀下来的那种政治情节，把视界投向广阔的社会，从大社会这个视角关照秦轶这个小人物的命运沉浮，给人们以警示，借以表达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思考，深刻透视了个人在社会中突围的悲剧，批判地审视了《血染白丝巾》那个特殊年代带给生命个体的人生压抑，这是这部作品所要叙述的核心精神。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李遇春曾说，小说当有三界：现实世界，技术世界和心灵世界。如果说现实世界是一个形而下的物质世界，那么，心灵世界便是一个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现实世界为实，心灵世界为虚，虚实相生，始有艺术。小说的特质异与其它艺术门类之处，不在现实和心灵世界，而在技术世界。小说的技术世界包含语言、结构、叙事诸范筹，正是小说的技术世界充当了维护和粘合现实和心灵世界的“中间”。技术世界和现实同属小说风景的表层显现，而心灵世界则是小说风景的深层本相。解惠英女士在创作后记里曾这样说：路遥的早上从中午开始，而我的写作是从六十岁开始。从作者这句话里，我们应该读出：作者是一个永远不改初衷地不倦追求生命质量的人。以个人化叙述形态，仍然参与社会活动。厨川后村曾说：无压抑即无生命的飞跃。把这句话放在解女士身上也可以说，无压力也就没有这部35万字的长篇小说了。其独有的创作个性和审美意蕴，正是这部小说的亮点所在。解惠英女士是”文革”的亲历者，她对“文革”有着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记忆。以一个历史过来人叙述和以一个作家来叙述显然是不同的。解女士没有陷入“伤痕——反思”的写作模式中，而是对“文革”的客观历史还原，她所有的历史想象和虚构都是建立在个人记忆的基础上，不带怨恨，而是保持一种冷静心态进入这段历史，前者是实，后者是虚，虚实相生，才有了《血染白丝巾》的历史艺术。解女士将自己记忆中的历史事件，转换成小说叙事时间内有序地展开，从而形成她自己一个关于“文革”的独立文本。这个文本既是虚构的，但又真实得令人震惊。这是解惠英女士的一个人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从作者让秦轶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里，能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死里逃生的处理上，传达了作者心灵深处的一种对美的坚守和对现实的反抗。因此说，从人的情感角度上讲，读者更加相信作者设计秦轶死里逃生的场景是真实的:枪毙秦轶的刑场，是在一个荒冢的地方，离荒冢一百多米之处，有条十几米深的大渠。……人们潮水般涌向刑场……众人伸着脖子，结果枪响前后，许多人在拥挤中掉入大渠，出现连环踩踏事故……
作者笔下的连环踩踏事件，合理的解释了秦轶死里逃生，给主人公秦轶留下一条生路，给作者自己的灵魂同样留下一条寻找精神回归的道路。从心理学层面解读，这里实际传达了作者挣脱精神羇绊，让生命的涅槃重新爆发出诱惑力。正如史学家霍布斯铇在《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解读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和社会神话，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学家职业义务的一部分。”我以为，解惠英女士在她的这部作品里，尽力恪守着客观的历史叙事伦理，写出了一个历史时代的悲剧和荒诞，同时也写出那个历史时代中人的复杂性，是一个有着历史责任感的作者。
当然，通过整部作品，仍然存在种种局限和不足。路遥生前曾评论陕南作家王蓬第一部长篇小说《山祭》时说，题材十分独特，地域色彩与人物个性也非常鲜明，可惜最后打击力度不够。如果这部小说有再版和重新修订的机会时，小说里的不足便会得以修补，使作品更加成熟和耐读。
长歌一曲动京地 天下谁人不识君
方振铎
尊敬的师长、院长、主席、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及各位老同学、朋友们：
谨问诸位，大好！大安！
今天这个大会，规格高档，盛况空前，参加会的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可谓：高手云集，专家林立。真乃：“众星耀华堂，群贤荣帝乡”！卑人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惠英的老同学，忝列与会，不胜荣幸。
老同学解惠英，饱经忧患，大难无伤；花甲著书，老当益壮；厚积薄发，顺理成章；大器晚成，老凤清腔；大作问世，帝京传扬，可喜可贺！如此高远的志向、坚韧的毅力、拼搏的精神、圆梦的雄心，在秦谓两区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同样，也使我辈人只能望其项背，无所企及。尤其是我本人，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深感弗如远甚，自觉汗颜。
然而，正因为我们是老同学，同一门老师授课，同一个学生会任职，同一个舞台演唱，同一个话筒播音，同一个年代出生，同样的阶级背景，所以，我对惠英半生经历知根知底。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惠英的基本情况：
解惠英，陕西咸阳秦都区马庄镇押小村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于一个传统文化家庭，几代人都是读书人。
1958年进入周陵中学读书，（后改为咸阳市一中），她聪明好学，表现突出，成绩优异，特长写作文艺，历任班上及学生会干部。高中毕业时因受家庭株连，失学回乡，文革中又遭受迫害，失去自由，长达五年。平反后，师范深造，毕业后，先从教，后从政。忠诚教育，政绩显著，适龄退休，读书看报，著书创作。八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结成正果。
2013年9月，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在秦都咸阳一时传为佳话。
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巨著《血染白丝巾》，横空出世，一鸣惊人，真乃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八年辛苦不寻常”。
满纸吐真言，一腔辛酸泪。
都云作者苦，人解其中味。
年近古稀，三十五万字的篇幅，八年抗战的岁月，谈何容易？
所以，我对惠英的印象，用了三个否定词来表示：不简单，没虚度，无先例。
对其作品，可以用三个反问句来表达：故事情节岂不真？人物形象岂不善？语言环境岂不美？
由于对作品有真善美的印象，所以我是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
联想到：“十五年来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荒人手记》的作者，百万小说大奖的首奖获得者，台湾女作家朱天文说过：”只有文字，才可把你的生命永远的录下来。”就此，女作家丁玲86年前就做到了；女作家杨沫79年前做到了;台湾女作家琼瑶50年前做到了，老同学解惠英今天也做到了。
但丁说过，“永恒的女性，引领人类飞升。”
在此我用一副对联，来概括今天的发言：
“长歌一曲动京地，天下谁人不识君。”
发言如有疏漏之处，敬请老师和同学及作者补正。
谢谢大家！
阳光总在风雨后
——王秀雅在《血染白丝巾》研讨会上的发言
以上专家学者、师长、学长的发言非常生动感人，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的确受益匪浅。我虽然没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但作为与作者相识相知多年的老同学，好朋友，心情非常激动，今天一定得说几句。
我和惠英从58年进入初中同班学习开始相识，后来又一起参加校文工团，一起在渭河滩淘铁沙，在柏树林中除四害赶麻雀，在咸阳市参加文艺汇演，在共同的学习生活和交往中结成了好朋友。我喜欢她积极上进、勤奋好学、乐观开朗、热情大方、乐于助人、与人为善、勇于开拓进取，坚毅刚强，永不言败的性格与美德。她的一生所遭受的打击和灾难，痛苦和磨难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她却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超常的毅力闯过来了。正如作品中罗晓岗鼓励秦轶时说的“苦难的经历也是人生的一种宝贵的财富”。正因为她有了这笔宝贵财富，才使她在常人步入退休养老，享受天伦之乐之时，却提笔著书，用六七年的时间修成正果，把一部震撼人心，催人泪下，让人荡气回肠的好书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真为她高兴。为此我要向惠英郑重地表示衷心地祝贺！伙计，你太有才了！太了不起了。
《血染白丝巾》这部力作感人之处太多了，我只说说我一点点粗浅的体会：
一、逼真的背景描写
作品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我想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有同感。她把那时的社会环境，农村现状，城市情景，学校状况甚至新疆、东北、甘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特点描写得真真切切。让人读来似乎觉得那些人就在身边，那些事就在眼前，非常逼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二、深刻鲜明的主题
作品通过离奇的故事情节和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揭示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唯成分论”的特殊年代，人为的给以秦轶为代表的成千上万个无辜的有志青年，造成的种种不幸和灾难，以及他们的无奈和无助，讴歌了主人公不向命运低头，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呼唤正义的坚定信念和斗争精神。让人从中领悟到：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之上有晴空，风风雨雨都接受，风雨过后有彩虹。勇者必胜的道理。
三、生动形象的人物
主人公秦轶是作者笔下一个从外表到心灵都美到极致的姑娘。她聪明好学，知书达理，志向高远，才华横溢，心灵手巧，人见人爱，连一向坚持阶级斗争的村书记，都不顾及“影响”，相中了她做自己的儿媳妇。这样一个靓女，却因父亲的“反革命分子”帽子压得喘不过气：大学不让上，歌曲不能教，夜校课不准上，棉田实验小组搞不成，赴疆求学之路又不通，成立个学习小组寻求进步反被关押，讲真话招来杀身之祸，真是厄运连连，灾难不断。尽管如此，她追求真理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学习的习惯也没有改变。她阅读《浮士德》以励志，学习数理化以充实自己，甚至在狱中，在逃亡的生活中，这种习惯都没有改变。这简直就是一个命运悲苦而又不屈不挠的英雄。
另外作者还刻画了秦芹、罗晓岗、杜力、国强、权小顺、冯婶以及铁牛、杨玉丹等等形形色色，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塑造都为这个作品增了色，添了彩。
四、巧妙的悬念设计
举一个例子，当读到在东北过着逃亡生活的穆棉，路遇火灾，见义勇为，舍身救小孩的情景时，我当时想，这老几怎么又编出这个情节干什么。读到后边，才恍然大悟，这是一个巧设的悬念。没有这个情节，就不会有后来报纸上的照片和“女教师穆棉半年时间提高教学质量和舍己救人”的报道，秦芹就无法知道姐姐的情况和地址，秦轶也就无法知道平反的消息。前后情节环环相扣，毫无多余之笔。仅此一例，足以说明作者在写作手法的运用上也是精心设计了的。
五、现实意义
作品反映的时代距现在近半个世纪，但仍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坚持真理，战胜邪恶，勤于思考，直面困境，勤勉好学，积极进取等等这些作品中表现的精神，在现在和将来都永远值得学习和发扬。此书年长者读之，可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年轻人读之，可认知历史，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敢作敢为，充分释放正能量，何乐而不读呢？
读《血染白丝巾》的两点感受
魏 学 良
我刚刚读完《血染白丝巾》。要评论这部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是门外汉。对于惠英及其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我倒有两点感受。
其一，惠英上高中时，品学兼优。因社会原因，高考落榜，返乡务农。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有过一段坎坷的经历。经历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人人都可以借着经历在工作、事业中取得不同的成绩或成就。然而，像惠英这样，年逾花甲，把自己的经历演义成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巨著，其执着、付出，还有才华，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惠英真了不起！
其二，《血染白丝巾》写得自然、流畅，朗朗上口，仿佛是一位老者在诉说自己亲人的一段传奇故事。小说语言质朴、醇厚，不时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真实生动的描写，教人感觉身临其境一般。积极向上的秦轶，心直口快的秦芹，热心肠的权小顺，阳光智慧的罗晓岗，令人纠结的杜力，还有心狠手辣的杨玉丹母子，这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扑面而来。秦轶死里逃生，隐姓埋名上东北投亲，她的命运一直牵动着读者的心，真恨不得一口气把小说读完。《血染白丝巾.》是我今生坚持读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得太好了！
我想这样来概括惠英：逆势烈女，文坛新秀，惊世骇俗，梅开二度。
2013年11月30日
读《血染白丝巾》感言
郑 云 霞
我和惠英是好朋友，由于长期接触，我太多地目睹了她的痛苦和欢乐，艰辛与拼搏。她常说，我命不好，但我不认命。确实是这样，她经历坎坷，但从不退缩。碰到困难不畏惧，逆风前行也坦然。上学时，她品学兼优；上班时，她爱岗敬业；退休后，她人老心不老，办学搞基建，闲时还把戏来演。在家务繁重的情况下，她又成功地写出了一部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毅力真是惊人，我非常佩服。
《血染白丝巾》情节曲折，故事动人，语言朴实，人物个性鲜明，是一部伸张正义，呼唤真理的好书，值得大家阅读。
读了这部小说，对我感触很深。尤其是主人公秦轶的描写，紧紧扣住了我的心弦。我同情她的遭遇，钦佩她的意志和毅力。她的痛苦使我声泪俱下，她的精神，永远鼓励着我。秦轶高考时因家庭成份落榜，但她并不灰心，尽力想法去新疆继续学习。动乱年代，组织青年学习，又含冤受屈。法庭上，她毫不胆怯，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受极刑获救，死里逃生去了东北。在东北那样的处境下，她并没有苟且偷生，而是竭尽全力搞好教书工作，遇到火灾，又舍身救人。这一切的一切，反眏了她热爱党，忠于党，始终是党的好女儿。
我要向秦轶学习，我们青年一代也应当向秦轶学习，学习她不管形势怎样变化，不管条件多么艰苦，热爱党，热爱人民，终于党的事业的思想永远不改变。
读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的一点感悟
岳 宗 伦
一 关于作者
作者解惠英，是我五十年前中学的同学。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竟能完成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实在令人刮目相看。她孜孜不倦，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使我感慨万千。
曾记得，在中学阶段，作者是品学兼优，人才出众，多才多艺的高材生。在校园生活中相当活跃，鹤立鸡群，在师生中颇具影响力。
然而，在高考升学中，却因家庭政治原因落榜失学，接着，又遇婚姻上的意外失恋。更使人无法想象的是，一个在逆境中的返乡知青，仍不气馁，发誓扎根农村大干一场的时候，恰遇文化大革命，被“群专指挥部”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她进行突然袭击，百般折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68年，竟以反革命罪判刑入狱，成了囚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者得以平反昭雪，有幸从教、从政，以出色成绩干到退休。退休后，这位经受过残酷打击的作者，竟开拓性地拿起笔，历时五六年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
这需要何等的气概，何等的文学潜质！得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
事实证明她成功了！不能不令我佩服！
二，关于作品
作为老同学，我自然抱着不解和强烈的好奇心，认真读了几遍。
我深感：
——作者丰富的，刻骨的，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加上她敏锐的洞察力，是这部成功作品的基石。
——作者饱经风霜，深受磨难，在血腥风雨中顽强拼搏，是这部成功作品的灵魂。
——作者就是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
纵观作品，整体构思是巧妙的，合理的，完整的，合乎逻辑的。
在写作艺术上，其情景相衬，倒叙、插叙，留有悬念的手法是难能可贵的。
作品在素材取舍，生动描写，遣词造句，刻画人物等方面，是具有文学魅力的。
作品中，有关返乡青年的思想动态，农村生产队及社员的生产、生活写照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式，均描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我在阅读过程中，往往感到故事就发生在我的眼前，人物就在我的身边。似乎不是在读小说，倒像是在读记实文学。
小说固然是虚构的，可它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所以，我感到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是历史的再现，它具有史料价值。
从思想内涵上看，作者以血染白丝巾为主线，无情地揭露了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是非颠倒，坏人当道，恶人逞强，好人受难，民不聊生的现实。鞭挞了背离实事求是，目光短浅，投机小人的可悲行径。歌颂了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敢讲真话，忍辱负重，勇于奉献者的高尚品质。从而传达了爱憎分明的旋律，对读者不无强烈的启发和感化作用。
总之，本作品是具有文学艺术魅力和史料价值的成功作品。
以上，仅是一位门外汉的粗浅之见，诚望参考并多多指正。
谢谢！
2013年11月
《 血染白丝巾》读后感
赵 安 民
今天，市文联（作协）在这里举行《血染白丝巾》研讨会，这是咸阳市文坛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谈一下我的读后感想。
一、小说出版正当时
十八大提出反思“文革”，这部小说切了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的面世，抑或为“伤痕文学”的再度兴起能开个好头。
二、它填补了一项空白。
季羡林老教授生前曾说，他没有看到一部系统反眏文革的文艺作品。今天我们看到了。因此，可以说它填补了一项空白，亦可告慰季老的在天之灵。
三、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
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场灾难。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真实，塑造了当时社会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热情地歌颂了主人公捐躯生命，寻求真理的高尚情操，尖锐的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假恶丑现象。作品更深一层寓意是：提醒人们，谨防灾难重演。
四、作品感动了我。
一是作者的精神感动了我。当我拿到这部小说时，未曾翻阅，就感动不已：
华章未读心欣然
古稀之年志弥坚
鹤发著书精神在
学文吾辈堪汗颜
二是作品的悲情感动了我。这是一出悲剧，全篇以悲壮为基调，通过主人公的悲惨遭遇，酿造了浓烈的悲情氛围，撼人灵魂，发人反思，催人泪下。小说把我带到那个苦难年代，翻动我尘封的记忆，引起我的共鸣，触动我的伤痛，多次流泪。遂写了几句感言：
悲剧悲惨酿悲情
洁白丝巾鲜血凝
夜读秦轶血泪史
情不自禁泪双流
五、艺术上的特点：
真情实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泪”字在小说中出现次数最多，可见作者在以泪写书，没有修饰造作，朴实自然，实情溢于言表，感人至深，容易产生共鸣效果。
以上是我的几点感想，请作者、各位专家学者及所有与会者指正。
2013年11月30日
读《血染白丝巾》
张 继 平
2013年某天，偶接作者电话，约我取回《血染白丝巾》。因为在四、五年前，我曾将我写的《旧事新忆》送去烦阅。晤谈中，她正在构思一部小说，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下的人们和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描绘出来。献给因此而饱受磨难的人们，献给并告慰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这是对良知的呼唤，对正义的敬意。
如饥似渴，不顾老眼昏花，酸涩流泪，一口气读完，心里震撼，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放在书桌上，再没勇气翻阅。如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弄得我寝食难安。一石激起千重浪，早已平静的心又在忐忑。同命相怜，她的痛，也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啊！然而，她却像汉代罗敷（民间美女），看过后还想看，又不敢看，还是鼓起勇气再看吧！
构思精细，文笔流畅，时序清晰，故事情节耐人寻味。刻画人物惟妙惟肖。寓意深刻，描述细腻。对内心世界的描写，入骨三分。梦岗是真正爱情的结晶，但无法走到一起。小棉是无奈怜悯、同情凑到一起的产物，但却成为事实。谈吐自如又富有哲理。乡音浓重，颇有草根伤痕文风。是抨击时弊，揭露无人格、无人性、无人道、无人权的社会现实，鞭挞暴政的一部力作。
我之拙见，仅供参考。她把发生在咸阳原上骇人听闻的三大真实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集中塑造出一个逼真而鲜明的主人公——秦轶。这是以三位英雄人物受到的政治迫害为线索，串联成一部生动的故事献给世人。这是那个时代咸阳原上人们真实生活的再现。既是三人切肤之痛，也是中华民族 心灵上永远抹不掉的痛苦和伤痕。
按时序，略述之。首个事件发生在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时期。李敷仁先生，咸阳北原北杜镇人，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委员，民盟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民主党派。他曾在咸阳、西安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又创办《老百姓报》。报道老百姓的疾苦与诉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与政治腐败。宣传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主张，为民主革命大造舆论。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久，遭到特务的秘密逮捕。一天晚上，押赴咸阳二道原上苏家寨陵塚附近的战壕岸边行刑，一声枪响，应声倒在战壕里。第二天早上，被苏家寨村陈某发现，背回家救治，即与陵照村中共地下党员赵某联系后送到李先生老家。原来执行任务的枪手是李的学生，有意未击中要害，特务们在黑夜中仓惶离开。他的秘密营救过程是这样的：家里人设灵堂举行假葬，其实，此时已将李先生转移到离他家有五里地，且在北坡底下泾阳县的西寨村王家藏匿。而西寨村正好是我舅家所在村庄。王家就是我的堂舅父家。曾听舅家人说，西寨王家 与北杜李家是莫逆世交。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由我的堂舅父趁黑夜用推车把李先生送到泾河岸边，红军在此接应，迅速转移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西安、咸阳解放后，他任中国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后任中苏友好协会陕西分会会长。1953年他出访苏联，回国后给周陵中学师生作报告。这是我有幸目睹李先生风采仅有的一次。
这就是“昔日枪下冤鬼，今朝春风还魂”的原型。
第二事件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
马毓芬女士，咸阳北原双照镇李都村人。是我在周陵中学的同级同学，也是我家门中四姑的女儿。1955年初中毕业后，在市内果子市街小学任教。
1957年暑假，咸阳市（原小咸阳市）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咸阳中学整风反右。运动接近尾声，本人相安无事。已进入对既定右派处理阶段。她却用小字报抨击反右斗争。即被拘捕。在搜查寝室中发现对现实政策有非议的日记。公开审判时，我的同校堂弟前去旁听，回来告诉我，咱表姐在法庭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争辩，拒不认错。正如作者描述那样。单纯天真的她，凭着对共产党的信任，对真理追求的执着，大胆陈述一般人敢想不敢说的观点，法官常被无懈可击的申辩搞得理屈词穷，无话可说。后来听有关知情人士透露，法院本想交有关部门按右派定性处理，只因负隅顽抗，不认罪，最后从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惩处，判刑五年。
她刑满出狱后，农村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农民生活极其困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左倾肆虐，疯狂至极。破四旧，毁文物，烧书籍，打砸抢。冲击国家机关，把各级领导拉出去游街示众。对老一辈革命家，对驰名中外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专家、学者、教授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上自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下至基层干部等广大知识分子。她想不通，凭着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直接上书毛主席。她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始终把毛主席视为救世主。结果招来杀身之祸。于1968年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西安执行枪决。据目击者说，在刑场上，她面不改色，毫不畏惧，昂道挺胸，视死如归。真乃巾帼英雄也。我在死刑公告上看到她的第一条罪状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1983年经法院复查审理给以平反。其父用微不足道的国家赔偿金，将原坟迁至母亲坟墓之旁，并立碑纪念，其碑文曰：
马毓芬（1932~1968）女，咸阳李都村人，幼好学，性耿介，曾执教果小，获好评。惜生逢不偶，政治失调，感国家之多难，哀民生之多艰。投书直陈，略尽国民之责，慷慨疾言，少抒黎庶胸中之愤。何期竟获罪当局。初以反革命罪身陷囹圄。数年后，复以同罪罹难古城。呜呼！如斯年华，两度含冤，饮恨九泉者已十有五年矣。然天道有常，物极必反，拨乱反正，云霁天开。市院与最高法院于去岁今春先后复判无罪，沉冤尽雪。汝若有知，可含笑地下矣！汝事母至孝，今值汝母忌日，迁汝归葬母侧，使百世得所依栖，共慰寂寥。谨立石以志之。生而何乐，死而何伤，耿耿夙志，今日得偿，悠悠魂魄，长伴母旁，生死异路，人天一方。1983年农历10月1日立。
这就是小说主人公被判死刑执行枪决的原型。
第三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中咸阳北原马庄镇。这是作者本人经受的苦难。
1968年的一天，生产大队通知全体社员去马庄公社参加万人公审大会，每人记工分一天。我与社员一同前往，刚走进马庄街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辆解放牌汽车，上有武警押着十几名罪犯，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路旁拥挤的人群争相观看。第一辆车上押着一位女犯，年约二十多岁，昂首挺胸，毫不示弱。两边押戒的人不时弹压她的头颅，令其低头认罪。总是压不下去，只见举目四望，一脸坦然。这种侠肝义胆的巾帼，确有刘胡兰、江姐、张志新之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无私无畏，大义凛然的铮铮铁骨。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审判大会开始后，这些人犯被押上临时搭建的台上，都由两人扭着胳膊一字排列站在台前。一眼望去，竟然都是些二十多岁的青年。只有一位长者，是这位女犯的父亲。胸前挂着一个地主分子的大牌子。在宣判中才知道，这是周陵中学前几年毕业的一群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给他们以“现行反革命集团”定罪。首犯就是这位女生。被判刑五年。又株连到她父亲，而被重判十年。其他人犯分别作了宣判。
原来文革开始后，学生停课闹革命。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以对付走资派。在毛主席“有成份论而不唯成份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指示下，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参加到各派组织的革命洪流中去。以表现自己紧跟毛主席的革命立场。但是各派为了自身利益，以示本组织的纯洁和路线的正确性，错误地把出身不好的学生排除在革命阵营之外。这就出现了许多唯成份论和血统论的荒诞邪说。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口号风靡全国。彻底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这种现象在农村更加荒唐。这位女生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正确指示，便与几位同学出版一份小报，参与文革行列，以批判这些错误口号。而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却把这些人的出身与此无机地联系起来，而把革命的行动打成反革命的行动。听说，这位女生在学校受党的教育培养十几年，无限热爱党和毛主席。在校表现一贯很好，也是老师和同学中口碑最好的学生。三中全会后，这一大案得到平反改正。
这就是秦秩原型的又一部分。
由此，使我想起了六十年前，我的祖父房间挂的由宋伯鲁先生草书的对联“范文正以天下为忧，顾亭林谓匹夫有责”。
一群青年学生，在动荡年代为天下忧，尽点匹夫之责，何罪之有？“文革”虽被历史否定了，但带有“文革”遗风的打、砸、抢事件却时有发生，为什么？难道还不值得每个国民的深思吗？
最近看到一篇报道，“德国人的良知与勇气”。德国政府将于2014~2017年间，为纳粹政权时受迫害的犹太人，追加72亿欧元赔偿。从1952年至今，赔偿已逾700亿欧元。用真金白银弥补罪责，是对人性实实在在的投资。用言语悔恨，用行动救赎，帮助受害者尊严地安度晚年，虽付出经济代价，但却收获了敬意。
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历史的负资产，就国家历史上对公民造成的伤害公开道歉和赔偿，促进全社会的和解，这是执政者的道义和担当。
马克思说：“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尽管如此，还得思考。
聊 作 读 后
柳 方
当文友解惠英女士将她的处女作《血染白丝巾》送给我时，忙手不释卷的阅读。当读到全书二分之一时，就不由自主地向她打电话祝贺。读完全作后，唯一的感觉就是“震撼”。
一是作者原是我在行政机关的同事，虽来往很少，但彼此的情况大体还是知道的。她喜爱文学，然属半路出家，几日不见，竟修成正果。退休短短几年，竟拿出了如此厚重的长篇大作，实在是令人惊讶之余，更多的是钦佩！敬佩！
二是我读《血染白丝巾》这部大作前后只用了一个星期，全书30多万言几乎是一气读完的。这与我近年来阅读时读读停停、然后再读大相区别。我完全被书中主人公悲惨而又坚强、艰苦而执着追求的性格命运吸引住了。
高尔基讲过，文学就是人学，小说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小说主人公秦轶的人物形象是成功的，立体的。其他虽非主角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权小顺、秦芹包括非正面人物的杨玉丹和其儿子铁牛的人物形象也是活灵活现的。阅读文学作品，欣赏小说艺术，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看人物形象是否有强的吸引力，若有，小说就成功了一半甚至是百分之七十。即便是魔幻、现代主义小说，其中的妖魔鬼怪幻象也是人物的演化。
其次，小说结构艺术也是不同凡响的。小说38节，前引子、后尾声共40篇章，在塑造主人公形象、展现其命运时，还相应地塑造了八十余个有名有姓有思想有行为的人物形象，真可谓人物众多，场面恢弘，情节曲折，细节繁杂，且每一个细节也都能经得起推敲，决非胡编乱造地凑合。如何将这些人物、事件、情节艺术有序地展开，而且合乎情理的恰到好处，比如事业爱情，婚姻生活，迫害抗争，出走出逃，千头万绪，怎样有条理地摆开又不失时机地相互衔接，是何等的繁难与复杂。由此足见作者不仅仅只是喜爱文学，而且有着惊人的毅力，曲折的经历，丰富的阅历，艰苦的实践，刻苦的努力，真诚的生活。仅此就让人十分惊叹了。
再次，小说的语言文字是精炼老到的，包括诸多的乡土俗语边地特色语言都是十分动人的。文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语言的艺术。同一句话，出于不同人物之口，出现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效果则大不一样。小说《白丝巾》大体上说是乡土文学，因为故事发生在乡村，主要人物根在农村，他们之间发生的事件、相互间的神态、对话无不带有浓浓的乡土味。作者对乡土语言地使用和驾驭是无可挑剔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熟练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作者还对她不大熟悉的大西北、老东北民间语言的掌握和运用，为小说增色匪浅。
行文到此，有段插曲要说。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出版后，咸阳市作协组织召开了有省市文学评论家、作家及作者相邀的好友参加了研讨会。阴差阳错，我未参加，虽有遗憾，好在想要说的话数日前已在电话中告知了，尽意了。近日，作者又面告，准备将那次研讨会讲话发言装订成书，要我补写一篇评说。文友之令，我当然是遵从了。为了把时隔两年的旧账补上，我再将《白丝巾》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其最大的收获就是如果说第一次读的是小说，这次读的则是“历史”。虽然这小说并非写史之作，然而，却毫无避讳地展现了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年月，特殊的“革命”。正如小说序言作者吴保民先生所言，“更是一部针砭时弊、揭露罪恶、讴歌正义、渴求真理的佳作！”他用了“针砭时弊”这个对杂文的评价是很精彩的，我是写杂文的，很欣赏。其实，大凡优秀的小说无不是将人物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特定的环境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慷慨激昂或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悲喜剧来。
《白丝巾》正是在故事的布局和发展、场面的铺排及演进、人物的雕塑与整容都无法回避地揭示了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小说主人公秦轶性格命运是在社会大悲剧降临的前夕展开的。“山雨欲来风满楼”，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日益普及各地各业，升学讲家庭背景，务农看阶级成分，奋斗吧，绊脚石一个接着一个。抗争吧，大黑锅压得你头都抬不起来。主人公秦轶正是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失学，又因世情炎凉人心污浊而失恋。作者正是从学业事业、爱情婚姻这两条主线展开对人物精心塑造的。这两条线既是故事曲折起伏的叙述线，也是人物悲惨遭遇仿佛山穷水尽后又遇难得救柳暗花明悲喜交织顽强生活不断成长日益成熟的命运线，更是人物居家、出走、奋斗、抗争、迫害、逃难、藏身、归来生存、生活的农村、城市、内地、边疆大环境小地方社会现实及不同阶层人们活动思维的展现。小说主人公秦轶历经失学、失恋、追求、知遇、黑锅（家庭成分）、出走（炼狱）、相爱、迫害、坐牢（炼狱）、枪毙、营救、出逃（炼狱）、藏身、平反、归来、悲喜相间、浮沉曲折的悲惨遭遇，活画出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那奇特的年月、奇特的“革命”创造出与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大师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悲惨命运相似的一个典型艺术形象。这既是历史的雕刻，也是人性的塑造。既奇观又正常，大历史如是，大环境如是，个人，特别是生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个人又能如何龙腾虎跃大展宏图呢？又怎样才能逃脱那恶的势力、恶的行为凶残的迫害呢？大凡从那年月过来人，眼睛看着小说，脑子想着时代，只要是真诚的，就决不陌生。就连那年月本人我还处在红色保险箱里，而且做过某知青农场的军管工作，也不难思想，下乡、返乡知识青年生活成长的艰难压抑，更不要说有抱负有追求的青年了，特别是生存在落后破败的社会底层农村里。由此而知，《白丝巾》这部小说决不是时下流行的轻浮娱乐之作，更不是无真情实感的无病呻吟。古人有言，“文以载道。”《白丝巾》以讲述主人公悲惨遭遇为那段社会历史立了存照，是沉甸甸的载道之作。
今天，我们坐在书桌旁、沙发里阅读小说时，随着书中人物悲欢离合的遭遇命运时悲时乐，时怒时忧，为书中人物命运的浮沉而起伏。这说明你已经对小说阅读欣赏产生了共鸣。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那揭过去的一页，让《悲惨的世界》酿造冉．阿让的时代见鬼去吧！让《血染白丝巾》雕塑秦轶命运的年月见鬼去吧！只有鞭挞和鄙视昨天的污秽，才能珍惜今日的起步，展望未来的美景。
当然，我在此文中赞赏文友佳作时，不能不指出 尚有美中不足之处，更何况是处女作呢！记得文学理论经典讲过，作家在构思作品，安排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时，尽力撰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人物。不熟悉的要努力熟悉或者不写或少写。这正是《白丝巾》小说充分印正了的。也正是书中着墨较多与故事情节、主人公命运息息相关的忠厚善良正义质朴的农村青年权小顺和聪明伶俐善良泼辣的妹子秦芹，即便是着墨不多为人做事不大地道的村支书、杨玉丹、铁牛都写的十分生动形象。相比较起来，书中一个相对重要人物罗晓岗和另一个陪角杜力则单薄许多，几乎平面化了。但愿文友在今后的作品中努力发挥优势长处，克服不足，更上层楼！
2015．12．18
对《血染白丝巾》的总体感觉
——咸阳文学院院长 刘 公
这部小说因时间关系，我没来得及细看，大体翻了一下，总体说来比较好，可读性比较强。秦轶坎坷的一生，有作者的影子，有些细节，有作者自己的生活体验。“文革”的题材选得好，写得比较实，比较好，落脚点也好，对现在的年轻人看了能有所启迪，有好处。
这本书，我觉得有两个不错，一个有待于提高：
一是小说的架构不错，矛盾冲突设置好。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冲突，小说如果没有冲突就没法读。这部小说在故事情节，矛盾冲突的安排设置上都比较好，可读性比较强。
第二就是文笔不错。解女士在描述上有她自己的特点，小说这东西讲文字，解女士在描述中很少用形容词，有一定的文学语言水准，有的地方不亚于我们专业作者，很好。
希望今后在细节描写方面注意提高。
（根据录音整理）
我 的几点看法
——咸阳报记者杨波海
首先是解老师年近七旬，能写出35万字的长篇小说，很不简单，而且过去在文学圈名不见经传，对我们是个鼓舞。可以说“人生时时是起点”，特别是对写作了十几年的人是个启示。
第二点，小说以解老师自己的经历为原型，以亲身体验为蓝本，写的是一个女知青回乡后的遭遇，直写“文革”，很勇敢，敢于直面“文革”。作品以底层小人物为题材，对秦轶、罗晓岗等人的描写，这些对人性的挖掘也都是从小人物开始，很好。
第三点，作品在语言上很自然，读起来如行云流水，语言好。
不管官方和媒体怎么考虑，我想我们民间应该关注“文革”，我这个年龄的人在实践中经过许多事，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惊心动魄，我想把这些挖掘出来，都可以写成更好的小说。我见过一个青年小伙子，他在会上声讨了他的父亲，回家后却痛哭流涕地给父亲磕头，在门上碰自己的头，这就是人性。
（根据录音整理）
我的几点感受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咸阳市文联副主席王海
首先表示歉意，昨天是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首眏式，陪领导看了两场，来晚了。对今天的研讨会，我有以下四点感受：
一是听了常院长的发言非常感动。常老师讲的非常精细，非常深刻，他每次发言都拿稿子，教授专家都这样，能这样非常好。我们作协以后开研讨会，希望参加会的都写出书面东西，这样既重视，又节约时间，让会议紧凑。
再就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咸阳的领导干部，很多人退休后写小说，有的在职干部也在写。这是一个好现象，希望常院长能把我们这种现象研究一下。我发现凡是热爱文学的干部，大都有激情，心地善良，作风廉洁。
解老师的这部小说，故事非常缠绵，一拿起就放不下。有一次我正在阅读，有人敲了好长时间门都没听见。解老师如果年轻时走上文坛，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
还有这部小说的文笔很好，语言好，跟她过去当教师分不开。我期待这部小说能以另外的艺术形式，如电影，话剧，电视剧等形式出现。
感谢解老师为我们文坛送来一部好书。 （根据录音整理）
研讨会主持人董信义串词摘录
（董信义同志系咸阳市作协副主席）
今天屋外阳光灿烂，屋里也有一股暖流。暖流来自我们内心对生活的感动，来自我们对一部作品的关注，这部作品就是解惠英女士的长篇小说《血染白丝巾》。
杨焕亭主席对作品作了简明深刻的分析，这个致辞是敲开我们今天研讨会的一块金砖，它轻轻地推开了我们今天研讨会的大门。
文学院常院长对作品给了很高的评价，他把作品放在当代文学坐标系中进行分析。深刻，精彩。他的分析让我们感到惊奇，欣喜和阵痛。
吴保民先生在发言中谈到作品产生的几个启示，这帮助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又多了一条渠道。
南生桥教授的评价很好，特定的那个时代，让人的精神受压，心灵破碎。但任何时候，历史不能假设，历史也不能倒退，我们只能在前进的道路上进行反思，进行寻找，去寻找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好方式。
解惠英这部作品，是一部个人心灵史，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远远大于作品故事本身。这也是作品成功的根本原因。
今天这个研讨会，有文坛大腕常院长精辟独到的论述，有学院派南教授精彩的分析，有我们的挚友，作者的老师同学的论述，大家热诚评价，积极发言，在这里感谢各位，感谢大家对作品给予真诚的评价。
解老师的致谢发言令我非常感动。语言表达心情，肢体表示谢意，聊表寸心。感谢她在晚年时和文学结缘，为我们奉献了一朵风姿绰约的玫瑰或者牡丹。让这朵鲜花滋润我们每一个人，温暖我们每一个人，感染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生活得更滋润。
（根据录音整理）
这本书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
——渭城区原副区长赵秀民
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一看到书名《血染白丝巾》，心里就猛烈地一震。我想，这本书讲述的肯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故事。于是顾不得年老体弱，老眼昏花，戴上眼镜，便手不释卷地读了起来。
退休后，我读了不少书，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拿起来就放不下，甚至连吃饭也让家人叫了几次才到餐桌。
35万字的长篇，我花了不到一周时间就读完了。真是太感人了，我当时边看边想，边想边流泪。书中描写的情景有的是我亲眼所见，有的是我亲耳所闻，太真实了！特别是那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仿佛就在我的身边，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得清清楚楚。看着看着，我不由得自言自语：写得太好了！真的不亚于那些专业作家。
对于那段动乱的历史，国家虽然已有定论，但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还不大清楚。作者能用小说的形式，再现当时的现实，让人们形象地了解那段历史以及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史为鉴，防止灾难重演，实在很有必要。从这一点来说，可以说这本书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
作者是我熟悉的部下，她的人生曾经受过挫折，有过伤痛。在职时，对工作尽职尽责，退休后，仍然怀着一腔热血，凭着一份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文学的崇敬心，在不误家务的情况下，竟然挥笔著书，花八年心血终于向世人奉献出一部厚重之作。她的毅力，她的智慧，她的恒心让我非常感动，我为她退而不休，老有所为，终成正果而感到高兴。所以发自肺腑地要说两句话：第一向作者致敬！第二向作品致敬！
读者贠克强赠诗一首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老科技协会第一副会长，研究员）
笔下红颜一枝花 ，悲欢离合说农家。
血染丝巾千重泪， 总把真情洒天涯。
他还写道：经历是智慧之母，文学就是人学。《红楼梦》只有曹雪芹能够写成，《血染白丝巾》也只有解惠英女士才能写出。黄金埋在土里，总是黄金。一旦出土，就会光芒四射。这部小说可称为当今“写”小说的“作家”们的一面镜子，也相信她会给社会传递出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作者学友赠诗两首
（咸阳诗词学会会员王志芳）
一
笔下秦轶喜与忧，坎坷经历述真理。
读罢此书慨万千，百炼成钢无伦比。
二
鹧鸪天·赠学友解惠英
儒雅和善气度宽，育桃弄墨两争妍。
花甲之身雄心健，大笔书成锦绣篇。
才智广，面和善，教育文坛盛名传。
书文醒世添异彩，德艺双馨不愧天。
作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直生活在农村，把基层的所见所闻，真观实感在书中以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真实地再现了历史，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解惠英女士长期生活在农村，和人民群众打交道，人们心里想什么，她最有发言权。读罢此书，感慨万千，随赠以上诗二首，以表谢意。
2013年10月31日
读后赠诗一首
学友刘宏安
苦辱玛利亚，大爱随菩萨。 胸怀女娲志，魂魄在中华。
人性美的赞歌
马 忠
《血染白丝巾》是一部杰出的文艺作品。我只谈两点个人看法。
一、这是一部人性美的赞歌。
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人物是权小顺。他在水渠边挽救了秦轶的生命。当秦轶在狱中生孩子面临巨大压力时，是他勇敢地站出来冒充了孩子的父亲，承担了责任，受了委屈。秦轶刑场被救后，又是他始终在保护着秦轶。最终在秦轶饱受坎坷之后与秦轶结婚。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权小顺和他的母亲冯婶，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胆怯埋怨，没有自私心理，没有世俗观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他们虽然出身贫农，却没有阶级偏见。母子二人表现出朴素、善良、诚实、富有同情心的人性美。
秦轶的妹妹秦芹是一个性格开朗，爱憎分明，泼辣能干，充满正义感的鲜活形象的人物。她是秦轶的精神依靠，行为的支持者，思想的交流者。她的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人性的纯真美来。
除了权小顺、秦芹，在营救和保护秦轶的过程中，参与的人还有曹大义、郑昊、大宝，秦轶的舅母及表兄张运等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政治环境下，要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但他们义无反顾，坚持到底，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这是正义的力量，是人性中最美的品德。
秦轶的恋人罗晓岗是一个有血性的知识青年。他多学广识，对政治的见解，有着勇于坚持真理的行为，忧国忧民之心，对秦轶始终不渝的爱恋，表现了他的胆识，透出他正直知识分子气质中的人性美。
居住东北的秦轶堂舅张春成与舅母，虽然与秦轶从未谋面，却信任她，热情关怀地照顾着她，使秦轶得以较长时间安全生活。他们不自私，不推诿，不冷淡，是亲情中的人性美。
与秦轶相好的同学、朋友纪书、南华、国强、国民、舒月等人与秦轶志同道合，都在自始至终同情和帮助着秦轶。他们在公园里议论时政，回去后办刊物。这些人与罗晓岗一起，显示了他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显示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善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正义精神。这是又一种人性美。
书中还有一些次要人物。普通社员王贵发坚持实事求是，不作伪证，不落井下石陷害他人。秦轶在新疆遇见的维吾尔大叔、北京大嫂、东北的大伯大娘、一对年轻新人等，在她困难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是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性美。
杜力是秦轶最早的恋人。政治的原因与世俗观念使他见异思迁。政治教训了他，社会锻炼了他，他忏悔了。
杨玉丹与他的儿子铁牛，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出他们丑陋甚至是邪恶的一面。他们歧视与欺凌阶级成份不好的人，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势利心。但这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产物。社会的责任要比他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大得多。当文革后拨乱反正形势变化之时，杨玉丹也表现出了忏悔之心。政治可以使人性泯灭，也可以使人性复活。
人性的美是构建和谐文明社会所必须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血染白丝巾》有她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强烈的感染作用。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与日本侵略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战后在德国兴起了战争文学。文艺家与政治家揭露了德国士兵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揭穿了希特勒所谓的“革命”等发动战争的理由，使德国人民认识到了侵略战争的不义行为。德国人诚心忏悔，并积极进行战争赔偿。而日本对新闻实行封锁审查，使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对日军的暴行不了解，二战结束至今，日本民族不能正视历史。在中国，文革及之前的“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多次政治运动，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血染白丝巾》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引起我们的反思，这是弥足珍贵的，应当提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直面历史，汲取教训，是难以真正进步的。
2013年11月30日
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