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品格要求
——访长篇小说《武则天》的作者杨焕亭
本报记者 孟凡
杨焕亭，作家、评论家，陕西省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著有《烛影墨影》、《山月照我》等四部文化散文集、学术专著《秦始皇与秦都咸阳》（与雷国胜合著）长篇人物传记《茂陵卧牛之谜》（与雷国胜合著）、长篇人物传记《无定河的女儿》、长篇小说《往事如歌》《汉武大帝》（三卷本）等。作品先后入选《海峡两岸学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论文集》、《百年陕西文艺经典》、《西部散文百家》、《五月：中国的震颤之诗》、《国殇 民魂》、《不屈的国魂》，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电视诗歌散文专辑等。最近，他出版了新作《武则天》，记者就此采访了他。
记者：您为何会想到写武则天？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的缘起？
杨焕亭：感谢您的采访。关于《武则天》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者回应读者需求的产物。2013年1月，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出版以后，获得了网络和纸媒的好评。一年之间，三次增印。就在这时，我接到了《汉武大帝》编辑田敦国先生的约请，希望能够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长篇历史小说。它强烈地触动了我心中积淀很久的唐文化情结。在唐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岁月中，经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艺术地再现这段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增强民族自信心。
这时候我已经62岁，退休两年了，身体也不大好，对能不能完成这部新的作品有些担忧。然而，田先生对图书市场的把握，对历史题材选择的敏锐，对作者的热情深深感动了我。于是，答应考虑一段时间。2月初，我撰写了一个写作大纲，田先生看后，立即报到社里，并且说，如果身体条件可以，不妨先动笔。大约是在当年4月份，我接到田先生通知，说选题定下来了。事实上，我这时候已经写了4章。
记者：您写过很多历史人物，既有秦始皇，也有汉武大帝，这些人物都是帝王。武则天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创作《武则天》这本书时，您是如何思考的？武则天这个人物一直受到影视作品追捧，您如何评价影视作品中的武则天？
杨焕亭：你说得很对。与我在《汉武大帝》中塑造的汉武帝刘彻相比，武则天的确是一个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例如，新旧《唐书》中给予武则天的文字仅有千字，而且是以皇后身份定位的。即便是在《资治通鉴》这样比较客观的编年史上，也处处留下作者贬抑和讽刺的墨痕。如果说，历史典籍是因为所谓“正统”的“男权”理念所致那么，而现在许多作品，或者将其刻画为一个“权谋家”，或者将其扭曲为“红颜祸水”，起码是缺乏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
我写《武则天》的时候，恰逢由范冰冰主演的长篇电视剧《武则天》上映。应当说，关于武则天影视作品中，不乏精品。但在我看来，一些同类题材，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时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审美主义”和“类型化”的倾向，戏说的成分太多，穿越的氛围太浓，猎奇的心理太重，从而使得作品失去了历史题材小说应有的历史严肃性，当然，所谓“艺术真实”也就无从谈起。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武则天》一书的创作思路。在创作方式、写作风格上，这本书与您之前的作品又有哪些不同？
杨焕亭：马克思说，人在其现实性上，不是单个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武则天的政治生涯和情感历程，都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存在，而是唐帝国初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在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历史转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明于此，我和编辑为作品确定的价值取向是：从历史的真实出发，以艺术的真实表现，也可以说是“历史现实主义”的创作。
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作品在结构上最理智的选择就是史诗叙事。依据黑格尔关于“史诗”作品的三大要件，力求在历史的意蕴上展示初唐经济、政治的演变对于历史人物命运、情感的影响；力求对于贞观以后唐帝国到周帝国转型中重大事件和人文生态做全景式的反映和真实地再现；力求对主要人物的性格有完整的、立体的刻画，使之成为“众多人物、激烈冲突、曲折情节、宏大结构”的文本。
一个作者采取什么样的话语叙事，不仅取决于题材，也与作者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应当说，与我以往的作品比较，总体的语言风格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当然，也有不同，与《汉武大帝》相比，在主题开掘、结构安排、形象塑造、语境选择上显得更加自觉和从容；尤其是在探求人物历史动机、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方面花费了很大功夫；在全景式展现时代氛围方面花了很大气力。而且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要力求使自己的创作从姿态到心态；从思维理念到创作实践，都应该体现一种文学的自觉、文化的自觉和审美的自觉。
记者：通过这本书，您希望让读者了解到一个什么样的武则天？或者说，通过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刻画和历史事件的演绎，您希望人们记住哪些历史教训？
杨焕亭：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14岁进宫，从成为唐太宗身边的才人，到成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直到推进“武周革命”，登上皇帝权鼎的生命历程，既有政治斗争的风云际会，又有对“男权社会”的抗争；既有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又有令人发指的独断与阴险。然而，作为一部文艺作品，我们要力求通过故事营构、形象塑造，传达一种正能量的信息：我把武则天的命运历程置于从贞观末年（公元649）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长达56年的宏阔历史背景下，从而还原一个对唐代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过杰出贡献的武则天，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智慧的武则天；一个敢于打破旧体制，创建新体制的武则天，一个集权欲、谋略、情欲于一身的承载着复杂人性的武则天。
在结构上，《武则天》主要是沿着三条线走：一条是武曌的生命线，她就像一颗灿烂的星，燃烧着自己，也影响和观照着周围的人们；一条是她的事业线，她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推行节俭政治、重视经济发展、关注文化繁荣，改革吏制、肃贪反腐，都值得给予艺术的呈现；一条线是她的情感线。她敢于冲破宫廷的束缚，把一个女人的青春付与了宽仁厚德的太子李治。因此，我在作品中酣畅淋漓地描绘她与李治的真爱痴爱；以往人们容易忽视的武曌与辅政大臣之间那种纯洁的却又充满着温馨的情感，在本书中得到理性而富于质感的描写。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习总书记说：“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我以为，“武周”王朝对我们的启示有这样几点：启示之一，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无论是代理高宗李治署理朝政还是登基称帝，武则天都一直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位置，她身为皇后时的“十二建言”，登基后颁布的《兆人本业》，都有力地抑制了土地兼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启示之二，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武则天在处理与东北亚和西域各藩属国的关系时，严格遵循唐太宗时期的“羁縻”政策，推行民族自治，促进了多民族的和睦，为国内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启示之三，肃贪反腐是维护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武则天时期对许圉师之子扰民案、李义府卖官鬻爵案和“选官”受贿案的处置，都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启示之四，吏治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武则天时期的“总章选制”改革，为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成才之路。启示之五，“武周”朝严重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人代法”，当法律被随意解释或者遭到践踏时，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它是武则天悲剧人生落幕的重要原因。
这也是我创作《汉武帝》和《武则天》的根本出发点。
5、在本书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中，发生过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杨焕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编辑与作者之间那种心灵的沟通和实践上的默契。田敦国先生是一位年轻、敏锐、多思的编辑，我们之间虽然在年龄上属于两代人，然而，他的许多见解总是会给我多方面的启迪。常常是我每写完一个单元，就立即发给编辑，他很快就处理了，又发给我，并提出修改意见，不少问题，就是在讨论中找到审美契合点的。可以说，编辑与创作同步，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6、一切的艺术真实都取决于细节的真实。您在在历史题材写作方面有哪些体会？
杨焕亭：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无论是现代主义叙事还是现实主义叙事，情结可以虚构，但细节必须真实。特别是现实主义写作，只有细节真实，作品才会感荡心灵，才会有“浮雕感”。这一点，对于历史题材叙事尤其重要。我在这方面向来是持严肃态度的：一是自觉以历史真实作为艺术真实的基础，在历史环境的营构，典章制度的展现，民俗风情的刻画，乃至服饰头饰的描写等方面，都力求符合当时的社会风貌；二是拒绝戏说和穿越，我认为那是极不严肃的一种创作态度，它和“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象现实主义”有着美学意义的区别，势必歪曲乃至模糊历史的面目，给读者带来审美误导；三是以艺术真实丰满历史真实，努力给读者一种富于“质感”的审美享受。
7、下一步，您有哪些创作计划？您会延续对历史题材的写作吗？
杨焕亭：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漫长的精神之旅。能不能继续远征，要视健康情况而定。即使是继续，大概还是脱离不了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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