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面对3000年未有的“西方外来现代性”的冲击之变，其文化转型的动力来源于哪里？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何光水的新著《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以梁启超小说功用观为中心具体探讨了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中国性”这一学术问题。
该著在第一章以“百年时段为视野”对中外学界关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的研究进行了历时的梳理与综合反思，认为晚清新小说的前沿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普实克－米琳娜·杜骆锲骆娃·维林吉诺娃－陈平原－袁进，另一条是夏志清－李欧梵－韩南－王德威等。前者从晚清新小说的文本形式入手，发现晚清新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存在内在联系；后者从晚清新小说作品主题情调入手，探讨晚清新小说的“现代性”与前此的民族文学传统的历史关联。
该著第二章从“千年长时段视野”首次梳理了儒家文化与传统小说功用关系的变迁，以此凸显了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兴起之间的历史文化背景，认为儒家文化与传统小说的功用关系，在从公元1世纪到19世纪末期的近2000年的中国宗法专制社会里发生了结构性的位移。这种位移可以从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得以说明。从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来看，在从汉代班固到清代纪昀的历代史家撰写的艺文志典籍中，儒家和小说家在传统“子部”知识系统中分别处于首位与末位。这种定位的不同，在正统史家看来，是基于它们负载的思想观念的功用大小不同。儒家承载的是所谓的“大道”，在“道”知识系统中功用“最高”，小说家充当的是“小道”，是对“大道”的补充。儒家文化成为传统宗法社会的主流文化，处于主导地位，支配影响着传统小说；传统小说成为传统社会的边缘文化，为了生存，小说家自觉地向儒家靠拢、求同。儒家文化与传统小说功用关系的这种定位与定性，在19世纪末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这就是传统的中心——儒家文化日益黯淡，传统的边缘——传统小说日益显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曾经的“小道”小说，具有了取代儒家文化“大道”的功用。相反，儒家文化需要借助小说的形式发生作用。小说在借用中获得“独立”的文化身份。在19世纪末康有为的观念里，儒家文化和传统小说功用关系的这种历史性的位移，在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来看，儒家文化虽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被确立为主导文化，小说相应的被看作“闲书”文化。但是，小说由于其根植于民间的鲜活性，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反抗主流儒家文化。中国小说在漫长的宗法社会，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是“以同一求生存，以反抗求发展”。其反抗的策略具体来说，就是以“异”反“常”，以“情”抗“理”，以“泄愤”反“代言”，以“俗”反“雅”。
论著《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最大创新之处是，以梁启超小说功用理论与实践为个案，探讨了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内生动力。
该著在结语部分对梁启超小说功用观从三个层面进行总结归纳。第一个层面是指小说作用于个人心理层面(如私德、思想、精神、信仰)，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满足个人认识自我与超越自我的功能。第二个层面是指小说作用于社会心理层面(如社会公德、风俗、民族心理)而产生的社会影响，具有传统文论所谓的劝惩功用。第三个层面是指小说作用于政治意识层面。
该著认为，梁启超关于小说功用的三个层次结构观点，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同构，即两者都显示了由内心道德修养入手而致力于社会政治之用的外在追求。可以说，儒家文化从心性出发，通过道德修养、人格完善之途，去达到“经世济民”的外在之用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形塑了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三个层次结构。而儒家文化“内圣”与“外王”固有的矛盾，也影响到了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不一致。
该著进而指出，梁启超关于小说功用的学理之用与现实之用的不一致，昭示了晚清现代新儒家的困境。以梁启超为滥觞的现代新儒家，面对晚清民族国家危亡的政治局面，试图借助传统儒家文化的更新，融合世界先进文化，重铸我们民族新文化，来挽救危亡的现实政治局面。在这种背景下，晚清“新小说”经梁启超的倡导和推行而迅猛兴起。晚清新小说的兴起，与其说是小说之体的兴起，不如说是小说之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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