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是总能为我带来惊喜与震撼的作家，这一点，是从阅读其文学评论集《捕风记》开始的，尤其是《不冒险的旅程》，作者的学识、眼光、器局与怀抱，使我顿感相见恨晚——惊喜，是由于心有戚戚，也是在今日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中国当代文艺名利场中，偶遇诤友知己时的“惊呼热中肠”；而她的话剧剧本《鲁迅》，则使我掩卷之余，久久沉浸在波澜壮阔的澎湃心潮之中，其中的款款深情与灼灼睿智，是一种久违的似曾相识，其血脉似乎上承鲁迅，却又不仅仅止于鲁迅。于是，对于李静的精神世界及其源头，又产生了深深的好奇：那世界到底有多么廓大，源头究竟有多么辽远？这些好奇，在李静的新书《必须冒犯观众》之中，一一对应地，有了些暂时的答案。
《必须冒犯观众》是一册随笔集，又如作者所称的，是一部“私人日记”，写作时间跨越了十一年，涉及领域包括文学戏剧泛文化，采用编年方式排序，于是，当你捧读之时，也就以某种方式，捧着作者生命中的十一年。
一看题目，就忍俊不禁——一个是道出了其中应该有相当的关于戏剧的内容；同时也使人油然产生种种疑问：因何“必须”？何谓“冒犯”？从作者的《后记》中得知，于诸多篇什中拈出此题作为书名，是策划编辑陈卓先生的主意，它与李静的批评气度有着恰当的契合，正如作者所言，与她的“鲁莽气质”(《捕风记》中则被称之为“鲁直的热忱”)相吻合。
这种作者自谦的“鲁莽”、“鲁直”，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堪称古道热肠般的勇气。因为“冒犯”的是贫乏、是反智、是习惯势力、是国民性中的愚昧等积习与积弊，所以尤其需要勇气与勇力。尽管意义意识与自由意识作为文学批评的前提似乎应当成为某种普遍共识，然而真正要付诸实践，却又是何其艰难。不过越是如此，则李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世故写作、饭碗写作、趋时写作“没有眼色”的批判，对时代之病、国民精神的无力感、国民性中的奴隶根性永远保持敏感与警觉，也就越发彰显了这种勇气的可贵与可敬。
为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改编的老舍《正红旗下》一剧，李静写了《恋父文化》和《老舍对李龙云的“排异反应”》两篇评论文章：从剧中人的“三跪之礼”中，敏感到了续写的主人公对至尊之位的意淫，推理出了恋父的心理过程，从而指出如果“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在歌颂祖德的恋父阴影中”，那么“检讨本民族、本国家之有限性与不健全性”的忧思与热望也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这种勇气、勇力堪称大勇，而名符其实的大勇，往往源于大智。这种大智，首先应是源于博识。
我读李静的书，往往需要做笔记，而笔记中的一项，则是文中涉及的书目。一册阅毕，获得了一纸长长的书单，从阿里斯托芬的《鸟》，到拉伯雷的《巨人传》，再到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凯》，直至迪伦马特等等先贤的心血结晶……这长长的书单一方面使我再次反省自己的浅陋与无知；另一方面得以溯源李静的精神谱系；同时，也就更深地为能结识斯人的作品而感到欣喜。
李静的博识，对万事万物的好奇，是因为她把超功利的智慧认知，视作“个人最深刻的道德和增进精神成熟的基础”。博识使她以时间为纵轴、以世界为横轴地综观人类心灵与文化的成长历程；使她沉淀、涵养了超拔的价值观；磨练出精微深邃的洞察力；使她品位纯正、激情沛然、器局宏阔。但无论是器局、激情、洞察力还是价值观，都无一不源自被博识滋养的终极关怀。
李静援引了哈罗德·布鲁姆所言：“阅读……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也正是因为抱持如斯的终极关怀，李静把人生理解为“是一切立足于精微深渊之域的哲学和文艺实践的漫长旅程”；而“人类的最终目的是灵魂的无限丰富、自由与成长，以及与最高之美的汇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静应该是一位具有大情怀的作家，念念不忘人的“灵魂前往之地”，异常珍视灵魂的自由，所以针对当今中国文坛的现状，尤其提出中国作家的普遍问题，在于“精神本体”的缺失。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这十一年中，为什么她会数次撰文纪念王小波，探讨王小波的遗产——那对于精神自由、心灵自由、人性自由的不懈追求——之于我们的意义。
灵魂若要飞翔，则审美是不可或缺的长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更深切地理解了李静对木心的推崇，因为“我们离开源头太久了——灵的源头，美的源头，精神本体和文化传统的源头……”
正如英雄所见略同，李静与木心先生，不约而同地喜爱达·芬奇的那句箴言：“知与爱永成正比，知得越多，爱得越多。”
其实李静自身，亦是“仁智双修”，对于中国作家的批评或许严峻严苛，而其初衷，则一定是源于深爱，源于对精神本体的尊崇，和对文化生态的责任。
作为一位热爱阅读和向往创造的写作者，我以能够得遇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为极大的幸事，并祈愿以斯文为镜，为自己的写作道路，确立某种参照的尺度与标准。
成文之际，窗外阴雨初晴，不禁想起范文正公的慨叹：
“微斯人，吾谁与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