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以科研成果和项目资金为唯一衡量标准的量化评价体系必须改变。可行之策，便是分类评价，教学与科研并重，以育人为本，将时间和空间重还师生，让他们能够自在从容地去重建密切的师生关系，拾回那些已然飘逝的关于大学的美好记忆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尊师重教更是一以贯之。每到一些节日，大学校园经常能看到捧着鲜花的同学，成群结队去看望尊敬的老师。媒体也在热议学生在节日里该不该给老师送礼，该送什么礼……
面对此情此景，我以为最该关注的是：如何在大学重建那种值得回味、令人神往的自然而亲密的师生关系。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如此概括师生关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梅贻琦所言 “从游之义”的师生关系，一度就是大学的常态，如今似乎很少见了，因而格外使人怀念。
师道尊严的建立，不能靠强制和传统观念，要靠师生间平等的沟通与交流，在于师生的相互尊重。汪曾祺曾以妙笔回忆西南联大时的师生关系：金岳霖先生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这种情景在过去的大学普遍存在。记得我当年刚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时，师生同吃同住，学生请教问题十分方便。读研后，我们跟随老师“烟花三月下姑苏”，一起“游学”。读博期间，与学友们每周一次聚在导师章开沅先生家，清茶一杯，谈史论道，至今仍记忆犹新。
时至今日，大学办学条件改善了，师生之间曾经的朝夕相处、融洽无间的情谊，却似乎渐行渐远。相当一部分老师上课来、下课走，行色匆匆，很少与同学交流。有的老师叫不出几个学生的名字，学生有时也叫不出老师的名字，或懒得去记他叫什么。师生之间已显隔膜，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直接后果很可能是：那些我们曾引以为豪、无限留恋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将荡然无存。
这些“遗憾”，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恐怕在于重科研、轻教学，重量化指标考核、轻人才培养质量的功利主义办学倾向，而不能完全归咎于今日的师生。欲纠正此种偏向，必须回归本位，育人必须成为大学的第一要义，那种以科研成果和项目资金为唯一衡量标准的量化评价体系必须改变。可行之策，便是分类评价，教学与科研并重，以育人为本，将时间和空间重还师生，让他们能够自在从容地去重建密切的师生关系，拾回那些已然飘逝的关于大学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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