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西部诗歌述评

　　【新看点网】西部是显在的，也是潜在的，西部作为一个广袤的地域空间，介入每个诗人的写作深度以及写作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很显然，西部诗人的作品中，西部有显在与潜在之分，有这个人的西部与那个人的西部之别，还伴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

　　2016年，西部诗歌活动较多，比较有影响的是，在兰州举办的“来自大地的深情——2016西部诗歌峰会”和“兰州诗社”成立仪式、在天水举办的首届“李杜诗歌奖”、在甘南举办的 “中国当代诗歌论坛”、在平凉举办的“文学名刊改稿会”、在青海举办的“首届昌耀诗歌奖”和“第三届海子青年诗歌节”、在新疆举办的“第四届西部文学奖”、在陕西发起的“长安诗歌节”等。

　　这一年，西部诗人继续通过各文学期刊、微信等自媒体发表大量诗作，登上大刊的重要栏目。以《诗刊》为例，据笔者统计，西部诗人共有87人次在《诗刊》发表作品，其中“发现”栏目推出的诗人有阿海、高兴涛、程川，“每月诗星”、“双子星座”栏目推出的诗人有王琰、吉尔、李越、马骥文、天乐，“青春回眸专刊”、“青春诗会专号”推出的诗人有伊沙、草人儿、王琰、左右，“银河”、“视点”、“方阵”栏目发表作品的诗人有杏黄天、人邻、赵亚峰、万小雪、谢荣胜、苏黎、古马、阿信、李志勇，在“校园”、“E首诗”等栏目发表作品的诗人、诗作者则更多。《人民文学》2016年第6期发表阿信的《乌鸦笔记》，第8期发表娜夜的《致敬》，第11期发表古马的《河西长歌》。此外，《星星》诗刊、《中国诗歌》《诗选刊》等刊物，也发表了不少西部诗人作品。

　　这里的“西部诗人”，主要是指出生或生活于西部地区（主要是西北地区）的诗人，而“西部诗歌”的文化地理，依据历史惯例，主要指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出产的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概念的生成，以及“新边塞诗派”崛起，都是基于西北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景观，基于它的独特生活美学和诸如粗犷、悲壮、苍凉、辽远等诗歌美学。笔者曾撰文指出，当年“朦胧诗”主要着眼的是人与社会、人与政治的关系，而“西部诗歌”所要厚描的，首先是人与自然、人与地域的关系，也因此，这两种新诗潮在当时的反响以及此后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朦胧诗”以及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很容易就进入时代话语中心，引起热潮，但很快就变成历史，而“西部诗歌”虽然相对偏远，但涉猎的命题却更为持久，乃至今天它依然作为泛流派的形式存在。它扎根于地域，以西部的地域化书写为底色，因而也就有了绵延不绝的素材和灵感。从《诗刊》等刊物发表的作品可以看出，许多诗歌仍然是以地域为依托，以地域化的实名空间作为诗意抒发的附身之所，热写自然地理，热写风土民情。《诗刊》设置“诗旅·一带一路”这样的栏目，既呼应了国家战略，也催生了新的更多的“西部诗歌”。像叶舟、沈苇这样具有重大西部特征的诗人，定然能够在凯歌行进的丝路历程中，占有国际诗歌的坐标。

　　我们看到西部诗歌的新生因素，已经与过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那种曾经的“大写”的人，硬汉式的、开拓者的人，在目前的西部语境中，已然没有了顺应的表达机巧，而日常的（抑或正常的）、理性的、个体化的、有生命细节的人，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和伸展。那种吟唱的、歌咏的诗歌形式，往往让位于冷静的、现代的、带有“新口语”特点的一种书写形式。这是西部诗歌的一个重大变化。“所有的日子，草原上连苍蝇也是干净的/帐篷里，始终都能看到湛蓝的空气/然而你仍然不来，山岗更加干净了”。这是李志勇组诗中的一首《甘南》，可以看出诗歌中的地域化因素仍在，却已经不是传统的地域，也不是传统的地域书写方式了。三句诗，一句挨一句，到后面已是耐人寻味，且产生了荒诞、反讽意味。“从阳台望着落雪的小镇，对妻子保持沉默/雪很轻很白的，来自远方……此刻，妻子正悄悄读着他写在碗里的东西/在厨房里，一个人哭了/因此有的碗才有了裂纹，有的碗/才有了一种声音，有了一种静默的能力”，这首诗就更冷静了，也用意象说话，描述力、想象力、构思力、语言的把控能力俱佳，惟独隐去的，是抒情的直白与内容的夸张，现代诗歌已经不需要这种直白与夸张，它需要的是现代的冷静，需要的是个体经验及其细节。它甚至都不需要抒情，动人的是那些叙述过程，然而抒情的力量又隐含其中。

　　在年轻诗人那里，这种叙述经验更来得单纯和新鲜。陕西诗人袁源的《无边的雨》：“集中下在我们村/全村的雨/集中下在我家四方小院/最后集中下在/我外婆的窗前/她坐在雨幕后面/发出长长的叹息//窗下/蹲着/一只/蟾蜍/以吸食这些叹息/为生”，该诗刊于《诗刊》2月号下半月“E首诗”栏目，造意清新，画境奇特，有点梦幻色彩，后一节尤其出彩，让人意想不到。另一首是《诗刊》3月号下半月“E首诗”栏目发表的宁夏诗人谢瑞的《以倒叙的方式给一只羊生路》：“飘散的气又聚了回来/羔羊的呼吸渐渐粗重/它开始扑腾、喘息/刀子从脖子倒退着出来，血回到了腔子里/最初的捆绑一圈圈散开/它挣扎着站起，倒着追赶手提刀子的人……”这种构思，可谓神奇，诗人以特别的叙述方式，不仅救活了一只羊，也救活了一首诗。

　　西部的粗犷与悲凉，在有些诗人那里，已经化成了更加内在的美学形式。人邻发表于《诗刊》2月号上半月刊“视点”栏目的《我一降生，就是为了等待》，属于年纪越大写得越好，越老越有火候。一组诗意味通透，隐忍着某种力，看上去又那么随意、淡然、素净，似乎无所用力。“高原熔金，斑斓生死，言辞只能如哑。//人，只能注目/云低，水落，山如茫烟，/大地起伏，/如丰乳，如温热母腹……//让人有泪，亦不必有泪。”诗句里有物，亦有空明，有深情留恋，也有自在放下。又如《荒草》：“把山坡上的荒草，那被/秋风加重的荒草/按在纸上。//我需要这荒草。/我需要能静静地按住荒草的/时间。”这首“以静制动”的诗，从某种程度上，流露出诗人的命运观和写作观，一面是顺服、领受，“静静地按住”，一面却又在静里积造更大的动静。由此可见，人邻诗歌表面上的无所用力，绝不是无力，而是以“无有”之力，经过时间的慢熬，形成一种经久而又深入抵达的东西。此外，《诗刊》1月号下半月“银河”栏目发表的杏黄天的组诗《那些废弃物》，将唱腔、物材、生命哲学融合在一起，通过“内力”，将它们电解和重铸，从中发现物与人的可能和不可能。“在车间的一角，堆放着钢板/铁钩、砖头和厚厚的一层尘埃/风常常光顾这里，吹起的总是/尘埃，就像一个人站在风中/吹起的总是衣服一样/吹不起来的那些沉重的事物/比如钢板，我怀疑他们/也有思想，不然何以会在风中/呜呜作响”，这些“废弃物”，以及“比机械更麻木的人”、“比人更冷漠的机械”，成为杏黄天重要的写作素材，成为不同于一般西部诗的一个异质因素。然而，杏黄天的诗又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那种“工业诗”，他不是浅表地写工业，写机械制造，他用诗和哲学重新建立起一个异己的世界，那些他生命中曾经历的“车间”，连同旷野和自在之物，都在这个无形工厂里被深度制造了，变成存在之诗。“圈养的那只蝴蝶，飞走了/不是它自己要飞走/是时间足够久之后，笼子自己首先就烂了/蝴蝶，不得不飞走//也还有另一种可能/蝴蝶结并没有飞走，在一只看不见的笼子里/仍旧待着//腐烂的笼子究竟要/成为自制的笼子，有形也以无形更长久地/在一群人中间，活了下来”，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诗人的能力，是如何将“存在之思”变成“存在之诗”的。

　　域外诗人写西部，历来不乏佳作，笔者目力所及，印象最深的要数湖北诗人小引的那首《西北偏北》，那么脍炙人口的作品，不知作者是怎么写出来的，写得比西部人还要西部。2016年，印象较深的是李亚伟的长诗《河西走廊抒情》，此诗写成于4年前，真正引起热播和热议，似乎是去年的事情。李亚伟是当年“第三代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莽汉主义”的写作，曾经风云一时。本来，“第三代诗派”在总体上是反历史、也是反地域的，时隔多年，李亚伟反过头来花了很大工夫去书写历史、书写地域，这本身就是很不寻常的举动。这组诗也写得很不寻常：“河西走廊那些巨大的家族坐落在往昔中，/世界很旧，仍有长工在历史的背面劳动。/王家三兄弟，仍活在自己的命里，他家的耙/还在月亮上翻晒着祖先的财产……”开篇即不凡，贯穿全诗的是大气磅礴的口语，以及串在历史烧烤上的民间，还有那种反解历史的痛快语感，令人感到骇俗之美。此外，南京诗人胡弦游历西部，在2016年出版的诗集《沙漏》中收录的写西部的诗，如《嘉峪关外》《沙漠》《玛曲》等，也是极有可读性的。

　　西部是显在的，也是潜在的，西部作为一个广袤的地域空间，介入每个诗人的写作深度以及写作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很显然，西部诗人的作品中，西部有显在与潜在之分，有这个人的西部与那个人的西部之别，还伴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总之，西部在前行，西部诗歌也在前行。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一个以历史上最大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西部诗歌”归于沉寂了。新世纪以来，随着地域写作、民间与知识分子写作、网络写作的合流，中国新诗的总体面貌和审美眼界发生重大变化，“西部诗歌”中那种横空出世的、标新立异的、有冲击力的东西已经很少出现了，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里已经见惯不怪了。也许，诗歌正以日常细微的姿态，回归到它本身。2016年的西部诗歌，也走在这一归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