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天,我和桐蒿升初中一起去报名。学校篮球架下,银蒿和麦蒿手拉手站在一起,她们是南山学区的,穿同样的藏蓝卡其套装,配闪亮的电光扣,银蒿丹风杏眼,通身亮丽。下午四点钟,新生集合分班,我和黄蒿分在二班;银蒿、桐蒿、麦蒿分在一班,两个班只有十三名女生。
银蒿和麦蒿之所以穿同样的衣服,是因为银蒿是麦蒿未来的嫂子。银蒿也是我的表姐,她妈妈是我母亲娘家的堂姐,前夫早年死了,改嫁来到固城。
一天下午,明亮的太阳,映照得教室后面的洋芋地像一幅画。同学们都在操场活动,操场外边白杨树上传来巨大的嗡嗡声,无数小蜜蜂围绕白杨树旋转,树下一位中年男人,手举黑布网罩,朝高处的蜜蜂伸去,蜜蜂越旋越高,旋在树梢不肯下来。这时,银蒿像燕子一样穿过操场跑到树下,接过中年男人手中的网罩,亮开嗓子唱起来:“蜂王进兜,白雨来了,蜂王进兜,白雨来了……”只见那团黑云慢慢移动,一会儿工夫全飞进网罩里。中年男人从她手里接过网罩扛在肩上,银蒿走在前面唱山歌似的叫:“蜂王进兜,白雨来了……”蜜蜂乖乖地跟着她的歌声回家了。
第二天,她说蜂是她家的,她从小养蜂,蜂王听她的话。中年男人是她继父,她是她娘隔肚子带来的。
转眼到秋天,学校四周树叶纷飞。星期五下午的语文课上,王老师坐在菜园边的黑板前,挨个叫同学们背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轮到我时,看见一班的银蒿站在教室外面,像一株风中的秋菊,冷冷地望着马路发呆。
初三即将毕业时,因为复习时间紧张,两个班一起上大课,静悄悄的教室里,传来男女生发笑的声音,校长陡然黑下脸,拿起黑板擦子“啪”一声拍在讲桌上。他叫起一位发笑的男生,问他怎么回事?男生还是笑个不停,校长从讲台走下来,男生看势头不对,赶紧止住笑回答:“银蒿在看镜子。”校长一听火了,拿起教鞭朝银蒿走去。银蒿急忙站起来,从第四组的过道跑上讲台。校长反身走向讲台,她又跑下讲台。她看校长打不上她,竟然像小孩玩家家似的笑起来,同学们哄堂大笑,校长也忍不住笑出了声,让银蒿回到座位上听课。谁知她却趁机夺门而逃。
很快,初中三年的学习结束,高中升学考试成绩公布榜上,没有银蒿的名字。校花银蒿在我的生活中从此消失。
1984年夏天,礼县城来了位时髦女郎,酷似电视剧里的都市少女。高挑的身材,穿薄如蝉翼的白裙,雪白的脸上戴茶色眼镜,撑柄开满向日葵花朵的太阳伞,由一位男士挽着走进政府招待所。一时,小青年吹起口哨,看时髦女郎的人挤满了招待所大院。下午,小县城轰动了,招待所院里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动用了公安,才将人流疏散。
时髦女郎就是银蒿。
同年冬天,我从县城回老家过年。暗淡的腊月,天空飘落雪花,冷风直吹裤管。母亲和我正要把大白菜从后院的洋芋窖里搬出来,放到有热炕的房里去,后院的柴门被推开,进来的是小脚的大姨妈。大姨妈戴花头巾,头巾上面落层雪花。母亲迎上去问:“姐姐,你咋来了?”大姨妈低头不吭声。父亲赶紧生火,一声一声地叫:“姐姐,快上炕烤火。”大姨妈也是丹凤眼,皮肤雪白,比银蒿还好看。大姨妈盘腿坐上炕低头说:“去年银蒿去董家坪走亲戚,走着走着口渴,顺手摘了一颗野枣解渴,谁知肚子里就有了娃娃。昨晚在山河的水磨里生下娃娃,银蒿还没结婚哩!”
大姨妈临走前给我一块钱,让我给银蒿买瓶消炎药。出后门时怯怯地对母亲说:“麦蒿家要退亲,不要银蒿了!”两天后,大姨妈又来了,她悄声对母亲说:“野红枣变的娃娃死了。”庄里人要她请阴阳先生念经洗刷对老水磨的玷污。大姨妈颠着小脚请阴阳先生,买好香蜡纸回去念了三天经,庄里才允许银蒿进村。很长一段时间,远近的老光棍,托人向母亲打问银蒿,母亲当面回道:“你们还真以为银蒿没人要了,就是没人要,也轮不到你们这些光棍!”
十多年后,我回到家乡,在年尾拥挤的集市见到低眉顺眼的银蒿,她怀抱葱和蒜苗,门牙少了两颗,满脸划痕。问起她的生活情况,她说:“我最后还是嫁到分水岭下的山沟沟里,男人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婚后生下一儿一女,做了结扎手术。儿子两岁时,发高烧夭折。我两年才缓过气,山里人没个儿子气脉就断了,男人砍柴烧炭卖了200元钱,送给乡政府领导,这才又开了再生指标证明,在西安市医院做输卵管连接手术,第一次手术失败,第二次总算成功,两年后,天爷照看我生下儿子,又做了一次结扎手术。”她大大咧咧地说出这番话,丝毫没有痛苦抑或悔恨。也许她早已对自己育一个定位,或许她本来就没有思考过命运的事,像山坡上的野草,任由风吹雨打。
同伴喊她回去时,她弯腰捡起一棵遗落的蒜苗,叫着我的小名说:“我来到世上就是隔肚子来的,没人疼!我娘走的时候一再叮咛我:‘山里的锦鸡咋样叫,你就咋样活!’我娘一辈子走了两步就走完了,我走了两步还在半路上,这是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