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过年趣事
儿时最快乐的日子，当然是过年。早就扳着手指头，盘算着离“年”还有几天。喝过腊八粥，吃过祭灶神的关东糖，度过掸灰洗尘的扫房日，“年”就在眼前了。
过年的时候，最忙碌的要算是父亲。他写得一手好字，亲友邻居都央求他写春联。我总是充当磨墨的角色。记得，那写春联的红纸上杂有星星点点的金箔，在阳光下泛着金光。父亲手持毛笔，在那一片红光、金光中，写下一个个遒劲的黑字：“江山千古秀，天地一家春。”“春至花如锦，风来竹自吟。”
除夕夜，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摆弄红萝卜。我把红萝卜横切成一段一段，中心插上牙签，再在牙签上插红蜡烛，红萝卜成了灯座。这样的从上到下一色全红的灯，要做二三十个。除夕夜，我把蜡烛一一点燃，放遍每一间屋子的四角。听大人们说，这叫“岁灯”，用以驱邪，因为鬼魂害怕灯光。还记得在床前放过七个小盏，盛着菜油，插入红色棉纱或染成红色的灯草(据云，白色不吉利)，点燃起来，叫“七星灯”，也是驱邪之用。
我还用小刀把一个红萝卜按纵向切出一道道三角形的苒，再用刀横切成一片一片，每一片都成了“齿轮”，看上去像一朵红花。红萝卜那黄芯，此时成了黄色的花蕊一般。然后，我把这一朵朵“红花”，撒在年夜饭的每一道菜上。据父母亲说，“红花”象征喜庆，给年夜饭添彩。另外，还在茶碗里撒上红色的桂花，给水仙花扎上红缎带，也为的是增添喜庆气氛。
令我难忘的是我，在我三岁的时候，度过了一个“痛苦”的春节。
春节的序幕是从祭灶神开始的。那时候，我的温州老家人口众多，宽敞的灶间砌着乒乓桌那般大的三眼灶。烧菜时，柴爿在灶膛里燃烧，金黄色的火舌舐着黑色的锅底。三口大铁锅冒着热气。在一片火光、水汽和黑烟之中，灶神爷(温州话叫“镬灶佛”)端坐在三眼灶上方，一年到头板着面孔，一派威严的神色。尤其是那双逼视前方的眼睛，无论你从厨房的哪个地方朝他一瞧，他仿佛正盯着你哩。不分昼夜，他的双眼一直像桂圆般睁着。据说，不管是谁，在厨房里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灶神的眼睛。
掌勺的厨师金伯伯有时从锅里夹起一块热乎乎的红烧肉塞进我的小嘴巴，总是用身体遮住我，以挡住灶神雪亮的目光……如此这般，我从小就对灶神望而生畏。
祭灶神那天，厨房里热闹非凡。宽大的水泥灶台上，摆着十二个发亮的金漆木盆，盆里盛满生糖、芝麻糖、瓯柑、荸荠、糖糕、元宝形年糕等等，我见了直流口水。爸爸、妈妈说：“要让灶神爷吃个够，你才可以吃剩下的东西。”据说，灶神爷要在这天“归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摆出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宴请”灶神，是遵照“吃人家的嘴软”这一人世间的“格言”，向灶神“行贿”。内中多糖食，为的是糖富有粘性，能够封住嘴巴。怪不得大人们在上香时，口中念念有词：“好话多说，坏话少说。”也正因为这样，贴在灶神两侧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回来降吉祥。”
祭灶神毕，那些金漆木盆里的糖果糕点便成了我们这些“馋老板”争夺的对象。这时，再也用不着金伯伯遮遮挡挡，欢乐的春节也就拉开了帷幕。
据母亲告诉我，在我三岁那年，站在一张方凳上，从灶上的金漆木盆里抓荸荠吃。一群孩子也正忙于吃。连我的父亲居然也津津有味地忙于吃。我忽地从方凳上摔下来，跌在水泥地上，满口鲜血！我大哭起来。
父亲急急抱起我，喊来黄包车，直送父亲的好友、英国医生斯德福先生寓中。斯德福先生当时在温州担任白累德医院院长，医术高明。他挖清我口中的荸荠，查明我的舌头左侧中部在摔交时被牙齿咬断，用木棒撑开我的嘴，马上给我的舌头缝了三针。
做完手术，斯德福大夫说，这孩子将来是否能正常讲话，难以预料。他的话，使我的父母分外担心。
那年的春节，我只能靠喝牛奶过日子。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不能碰。
正月初三，斯德福大夫为我的舌头拆线，我只能喝稀粥。
正月初五，厨房里红烛耀目，鞭炮阵阵，据说是为了迎接灶神从天宫归来，叫做“接神”。那天，灶上又摆满种种供品，我只能望望而已……
从此，我的舌头中部左侧留下一条长长的横向疤痕，直至现在。所幸手术很成功。我长大后到处“饶舌”(温州话，也就是“讲话”)，口齿清楚。前些日子，我整理了我的讲座集《走进历史深处》。倘若当年的手术不成功的话，我变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也许就不会有今日的讲座集。
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