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蓬皮杜在1973年
1973年9月16日上午，杭州，阴天，空气中弥漫着沉沉的水汽。在水波不兴的西湖之上，一条载有几十人的游船正缓缓行进，舱内的人谈笑风生。船舱内上首端坐的，正是照片中的两个大人物：蓬皮杜和周恩来。一个是高大魁伟的法国总统，一个是瘦弱儒雅的中国总理，为二人做翻译的是照片最右端的外交部工作人员杨桂荣。
照片最左端的人是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水中荷叶连连，堤上垂柳婆娑，岸边传来稚嫩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的童声合唱，音调里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的味道。
蓬皮杜9月11日来华访问，先是在北京参观了故宫和天坛，然后到大同参观云冈石窟，再直飞杭州。这位总统对中国的古老文明兴趣浓厚，他此行是要完成戴高乐总统生前访问中国的遗愿，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为法兰西寻找政治盟友，以摆脱美苏两大集团的控制。在北京，他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
这已经是蓬皮杜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了。尽管他在喜欢沉默的中国人身边显得十分热情和爽朗，然而衰老的迹象已十分明显，他身体虚弱、双颊肿胀、下巴低垂。刚到首都机场时，应法方要求，中方缩短了迎接总统的红地毯的长度，以避免其过度劳累。两年前，60岁的他被查出患了致命的白血病，每天服用大剂量的可的松。对疼痛的强忍，对死亡的恐惧，对政治对手密特朗觊觎政权的担忧，对在他身后法国能否保持繁荣的怀疑，对美苏两大集团高压的抵触……每一项都在吞噬他的身体，触痛他的灵魂。
来中国之前，他曾对人说：“我可能像不幸的毛泽东，我们大概是不可思议的怪人”，因为毛泽东正在经受帕金森症的折磨。事实上，应该说他像周恩来更确切些。周恩来此时深受膀胱癌的困扰，这个75岁的老人，在与疾病斗争的同时，也在与“四人帮”斗争。
就在蓬皮杜访华的第二天晚上，江青还找茬整周恩来。在欢迎蓬皮杜的晚会上，中国舞剧团演奏了李劫夫的作品《我们走在大路上》，江青顿时脸色铁青。李劫夫当时被认为是林彪集团成员，而此前安排的节目是经典文革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当江青得知是根据总理指示改的节目单后，马上给张春桥和姚文元写了一封信，说：“在这样的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动。”此时，全国各大报纸上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批林批孔”稿子，斗争矛头直指周恩来。
照片上的周恩来，一袭剪裁合体的中山装，胸前挂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周恩来在1968年9月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开始佩戴这枚像章，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没有摘下过。
“文革”消耗了周恩来的肉体，也消磨了他的内心。他既不忤逆毛泽东，又不向“四人帮”妥协，而是运用自己独特的手腕尽量把握中国这匹脱缰的野马的走向，也拼力保护了一大批老同志。蓬皮杜参观故宫，陪同的正是在周恩来关照下刚刚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
蓬皮杜和周恩来的经历也很相像：两人都在中学时就对文艺发生兴趣；成人后都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殚精竭虑；蓬皮杜当过总理，是戴高乐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总理职务，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
此时，面对法国摄影师亨利·贝鲁若的镜头，周恩来保持了他一贯的风度，蓬皮杜则笑得很开怀。仅仅半年后，蓬皮杜在巴黎去世。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也在北京驾鹤西归。这张 1973年在西湖泛舟的照片，见证了两位大人物忙里偷闲的最后的愉快时光。
(摘自《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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