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被彻查无关忠义
在皇权时代做官很威风也很窝囊。做官威风，是因为那时的官员手中权力不受民意“干扰”，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做官窝囊，则是由于因为专制权力系统极端封闭，一个人干实事、得到老百姓拥护，未必能在“体制内”得到好的评价，反而可能遭遇更多的非议。
以现在的眼光看，张之洞应该算是个好干部。他廉洁，除了一份正资，其他钱一分不要，剪彩不收礼金，从不卖官，赴下面检查工作拒绝红包，即使是工资有时也拿来做好人好事；他不好色，一生虽然娶过五个老婆，那是因为他的桃花运不佳，像白嘉轩似的娶一个女人死一个，不再接再厉便有打光棍的可能，从来没有“临时性强奸”、“潜规则”民女这样的事。
政绩更是没说的，督两广时，他在后方组织指挥对法作战，因为调度有方，清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这在晚清，此等好事可比白天见星星还要稀罕)；在地方政务上也很有作为，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他新建了广雅书院，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不久又创办广雅书局，这个书局后来成为晚清著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他扩建了黄埔船厂，四处购置新式造船设备，试制浅水轮船；他还计划创办枪炮厂、铸币厂、纺织局。正当他准备在两广大显身手时，朝廷将其调任为湖广总督。到了武汉，张之洞依然轰轰烈烈地办洋务，既为地方政府开辟了财源，又提升了清国在这些领域的科技实力。
然而，在专制政治下，前面有跑步的，后面一定有抱脚脖子的。正当张之洞为如何建设好两湖地区绞尽脑汁时，大理寺卿、正三品官员徐致祥却狠狠地参了他一本，小文人周锡恩则负责提供黑材料。
徐致祥在奏折中说：“湖广总督张之洞辜恩负职，在两广总督任内，司道谒见，往往候至终日而不得见，候补州县，概不接见。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率皆浮薄夸诈之辈。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探访本地富家，借端罚捐，数居巨万，恣意挥霍，亏耗帑项及私自捐勒者总不下数千万两……”
徐致祥的意思很明白：张之洞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领导。第一，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要别人围着他的时间转，经常耽误公事。第二，他用人不看操守，只看对不对自己的胃口，喜欢的人可以一个人给十几个职务。第三，他贪污挥霍，数额特别巨大。第四，他办理洋务“轻信人言”，浪费严重。第五，他犯了错误不及时报告，欺上瞒下。第六，他夸夸其谈，沽名钓誉，专意讨好上级。
光绪帝对张之洞其实并无恶感，但他为人比较正直，特别看重官员的操守，收到徐致祥的奏折，光绪帝不敢马虎，立即指派两广总督李翰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彻查。
光绪帝派这两个人是有讲究的。李瀚章的弟弟李鸿章跟张之洞一向不和，叫李瀚章去查案，他肯定不会包庇张之洞；刘坤一呢，也与张之洞有过节，当年张之洞向朝廷参劾过此君，说其“年老体弱，不能胜任两江防务”，刘坤一也不太可能跟张之洞搞“哥俩好”。
然而，有一点实在出人意料，李瀚章与刘坤一在回奏中不但没有攻击张之洞，而是不约而同地替他评功摆好。
李的回奏说：“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系传闻失实……张之洞督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项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诬也。”
刘坤一也为张之洞申辩。既然徐致祥所参的主要条款都虚妄不实，此案自然不了了之，朝廷只是将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革职，算是堵了徐致祥等人的嘴巴，但张之洞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
张之洞的被查，从参劾者一面来说，并非真的怀有什么忠义，而纯粹是出于“不能好了别人”的小人之心。徐致祥比张之洞早三年中进士，资历更老，两人又曾是翰林院的同事，但张之洞正二品的总督都做了若干年，而且颇得慈禧和光绪信任，很有继续上升的势头，徐致祥好不容易才在一年前升了正三品，怎么不让他羡慕嫉妒恨呢?
将张之洞搞下去，自己能升官当然最好，就算升不上起码少了一个挡道的。周锡恩是张之洞曾经的得意门生，两人经常谈诗论文。
张之洞55岁生日时，周锡恩送给他一篇抄袭之作为贺礼，张之洞开始以为文章是周锡恩自己写的，特地裱了挂在自家客厅，后来经人提醒才知是怎么回事，张之洞当时那个火啊，自此疏远了周锡恩。周锡恩因此怀恨在心，无时不想搞张之洞的路子。
当然，往深处说，徐致祥们对搞阴谋这样着迷，是因为他们清楚皇帝深居内宫，整天被宫女、太监围着，老百姓又没有“资格”向其反映情况，考察地方大员的所作所为，只能依赖其他大臣，谁善于忽悠，谁便可得好处。只是人本质上是懂得趋利避害的，当一个大臣不做事、四面逢迎可以过得顺风顺水，做了事却必须这也小心那也谨慎，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人想做事，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落后、越来越黑暗。
生怕好了别人，是小人的处世哲学，也是皇权政治无法治愈的内伤。
摘自《文史天地》
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