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行走在风暴中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与毛泽东同龄的73岁的宋庆龄心情就很沉重。她忧国忧民，常常终夜不得安枕，以作画来排忧解愁。随着运动的深入，宋庆龄也受到了红卫兵的猛烈冲击。红卫兵贴大字报，批判宋庆龄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红卫兵扬言要把宋庆龄的发型剪掉。宋庆龄听说之后非常愤怒，她说：“要是他们碰我的头发，我就把他们的头发全剪掉!”几十年来，宋庆龄一直把头发朝后梳，在后脑勺盘成一个圆髻，这本是中国妇女一种传统的发型。宋庆龄曾经对母亲倪桂珍说，她将一辈子保持这一发型。
更令宋庆龄震怒的是，红卫兵竟然冲进她在上海的住宅，抄她的家。而且，最令她不能容忍的事情也发生了——红卫兵居然毁坏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坟墓，而且在被毁坏的坟墓上贴了批判宋氏家族的大字报!
中国人向来视“挖祖坟”为最大的侮辱。宋床龄遭此奇耻大辱，内心如焚。所幸的是，周恩来及时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当即紧急下令加以制止，责令上海立即修复被毁坏的宋庆龄父母的坟墓，并把复原后的宋庆龄父母坟墓拍成照片，派专人送给宋庆龄，征询她对修复工作是否满意。
1966年8月29日，章士钊先生的家被红卫兵抄查。次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周恩来在派人保护章士钊住宅的同时，写下了一份应加以保护人士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宋庆龄，指派部队保卫宋庆龄住宅和宋庆龄父母墓地。第二天，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特别提出：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周恩来的讲话，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宋庆龄的历史功绩，最后严肃地指示：“绝不允许攻击宋庆龄副主席!”
二
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重，尊称她为“国母”。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起之后，毛泽东派江青来看望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权倾一时的“第一夫人”。
“听说宋副主席近来身体不太好。”江青用关切的语气说道：“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接着，自命不凡的江青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所谓的“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上去有些装腔作势，矫揉造作。
当江青起劲儿地吹捧“革命小将”红卫兵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行动时，宋庆龄忍不住地打断了她的话，冷冷地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红卫兵是她一手培植和竭力支持的“新生的革命力量”，红卫兵的行动与她关系重大。在她看来，宋庆龄所言的“伤及无辜”，正是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所向披靡的不可抹杀的革命功绩。现在宋庆龄是在借否定红卫兵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她绝不能容忍的。于是这次见面，也就不欢而散。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100周年诞辰纪念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请宋庆龄写文章并出席讲话。
当时，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狂潮中，社会上诋毁孙中山的言论和做法已充斥各地，在南京甚至有红卫兵冲击中山陵，要砸烂孙中山的塑像。
孙中山百年诞辰对宋庆龄来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她决心站出来，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反击。
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100周年诞辰。除毛泽东之外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莅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度混乱的日子里，能够如期举行这样规格的大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拒绝出席这次大会。
在纪念大会上，宋庆龄走上庄严的讲台，以少见的激昂情感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充满凛然正气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一再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从此，宋庆龄便非常厌恶江青，有意识地避开了同江青的关系，彼此很少交往。在文革中，宋庆龄长期保持缄默，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文革予以抵制甚至抗争。
三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刘少奇开始受到冲击。以宋庆龄的政治经验，一眼就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之—是彻底整垮刘少奇，这使她难以理解。在纪念孙中山100周年诞辰集会见报时，新华社竟把身为国家主席、也是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的刘少奇的名字排在好几个中央领导人之后，这已是—个十分明显的预兆。但会后，宋庆龄仍派秘书给刘少奇和王光美送去了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和《孙中山选集》，并亲笔在这两本书的扉页上题写了“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等字样。
不久，1967年新年钟声敲响了。宋庆龄像往年一样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去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并亲笔签上“宋妈妈”3个字。一位工作人员好心地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前几天，江青在清华大学公开讲，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听说，王光美正在被批斗，刘少奇也在做检查。”宋庆龄听后很不以为然。她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红卫兵在大街上将刘少奇的画像倒挂，还用黑笔打上叉子。”总之，一切都像往年一样，似乎刘少奇一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宋庆龄这样做的用意，一方面表达了对刘少奇一家的真切关心，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她对迫害国家元首刘少奇的强烈抗议。王光美收到宋庆龄送来的新年礼物，百感交集，边擦眼泪边说：“如果宋副主席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心情啊!”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刘少奇、王光美被隔离审查，直接受到残酷的批斗，其子女也都被赶出中南海，回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并且不准他们再和爸爸、妈妈见面。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宋庆龄虽然爱莫能助，但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她不畏强暴，不怕风险，为刘少奇愤愤不平。她皱着眉头对秘书和几位身边工作人员罗叔章、刘一庸、黎沛说：“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我看刘少奇不是什么内奸、工贼……我们交往多年，他人一直很好，不应被批斗、打倒。”当有一段时间，她听说外面有大字报要打倒周总理时，更是十分愤慨地说道：“周总理是创国、建国最早、最辛苦、最有能力、最有功劳的人，也是对国内外强权斗争最有贡献的人。他日理万机，为国为人民操劳，现在居然要打倒他，中国要到哪里去呀?人民怎么会答应呀?唉，我看是有人在胡闹……”
1972年，刘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在孤立无援之中，为了能够到监狱看望妈妈王光美，他们想到了敬爱的宋庆龄妈妈，给宋妈妈写信，请她帮助寻找父母。宋庆龄收件后立刻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给毛泽东发信后，宋庆龄又亲自给孩子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由她创办的几份新出版的《新建设》去看望他们。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1972年，刘少奇的孩子们终于获准别监狱探望他们的母亲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没想到你们能够活下来!”孩子们悄悄地告诉母亲：“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王光美流下眼泪。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对于她和子女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但直到此时，刘少奇的子女和王光美还不知道，他们的父亲、丈夫，早在两年多之前的1969年11月12日，就已惨死在河南开封。
宋庆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忠实于自己的朋友。在对待路易·艾黎的问题上，她同样表现出令人折服的善良、正直和勇气。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来到中国。1932年，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尤其使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当年上海沦陷、河山破碎的危急关头，是路易·艾黎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自己离开上海的。现在，当宋庆龄听到一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打成“特务”、“间谍”而遭批斗，被关进“牛棚”时，她首先想到了路易·艾黎。“不管怎样我都要讲话，我要对中国革命负责，我要对国际主义负责。”于是，她不顾自己处境困难，主动地义无反顾地向路易·艾黎伸出了援助之手。1968年8月31日，她为路易·艾黎亲笔写的一份材料，就是最好的证明。她写道：“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迫害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写了很多的诗与文章。当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国外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实、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写好这份证明材料后，叫秘书杜述周、张珏两人亲自送给路易·艾黎。这份写得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权威性的说明，及时地解除了路易·艾黎的危境。正如路易·艾黎说的那样，这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位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友人之一。摘自《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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