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名将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自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满船的乘客，带着离乱的苦痛，开始了这一段艰难的航程。晚23时45分，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在波涛汹涌的大时代浪潮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国民党已无从立足，在1949年两百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青岛，在烟台，在上海，在广州，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兵士，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陌生的弹丸之地。而更多的则是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众，被这股潮流所裹挟，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
“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二百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史书上冷峻地记载道。这200万人，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败军之将，何敢言勇？隐忍与伤痛，屈辱和自省，种种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埋下了种子，任由历史的风雨浇灌，岁月催长。
来自不同地域的两百万人，无论原籍何处，共同的遭遇，同样的情绪，将他们组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一起去承载离乡的愁苦。在这个小岛之上，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区分于六百万“原住民”。
小岛上的故事，就以这两百万人和六百万人为主题，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60年后，当1949年的老一代“外省人”日渐凋零，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则拥有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父辈、祖辈的视角。他们在这个小岛上成长，与这个小岛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们既是外来者，也是原住者，他们遗传了父辈祖辈的乡愁，更诞生了自我归属的台湾意识。60年后，他乡俨然变成了故乡。
理解现在的台湾，不得不从1949年讲起，这里面包含有太多的历史基因，它是台湾之所以是现在，台湾之所以是台湾的关节点。只有这些“败军之将”的命运，不被看做是无关紧要的过去，而是一个关乎将来的现实，他们才不会成为孤独的历史弃儿，而是同为中国人，一个民族在大转折时期的分离体。只有正视这群人的命运，历史形成的伤口才能渐次愈合，伤痛的分离才能再次聚首。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来到台湾，暂且安身在花莲。这时，当年曾统帅40万大军的他，身边只剩下了6名随从。
失败的阴影，前途的渺茫，都让胡宗南的心情极为低落。到花莲后，他时或出去散心，他在王曲军校的学生孔令晟则伴随着他。有一天，胡宗南走过花莲体育馆，来到海边，“突然”对孔令晟说：“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啊？这里真没有意思啊！”
孔令晟回答：“要自杀，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们的部队一起自杀；到了西昌就没什么意思了，部队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在此时的台湾，不仅仅是胡宗南一个人感到“没有意思”，与他处于相似境地的还有阎锡山、白崇禧、汤恩伯、孙立人、薛岳……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虽然没有和他们一样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但境遇的落寞则是一致。当年手握重兵的他们，如今不但成了败军之将，失去了叱咤风云的舞台，甚至还会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人身威胁。
不过，虽然他们所处的环境差不了多少，但各人的反应却是不同，有的从容处之，有的却局促不安。
“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
在花莲，当自杀的念头闪过后，胡宗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此时，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他仍对自己的部队念念不忘。在他的第一军中，许多将官都是他一手从王曲军校带出来的，而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尽。
根据王曲军校学生徐枕的说法，胡宗南原本是打算留在西昌的，当时蒋介石让他飞往台湾，但是他不肯走，而是对部下说：“今天我跟你们喝一杯，送你们走。”最终，胡宗南是被部下“拉”上飞机的。
然而到了台湾，他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刚刚飞到台湾时，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见他，到了花莲，也没有人来看望他。不仅仅如此，失去了部队的他，现在甚至要为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负责。
1950年5月，台北“监察院”内，45名“监察委员”气势汹汹地联名弹劾胡宗南。这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弹劾文在列举了胡宗南进驻陕甘后的权力膨胀后，又历数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连串败绩，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会“失去大陆江山”，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
这一场弹劾案迅速在小小的台湾掀起轩然大波，来台的胡宗南部属愤愤不平，要到“监察院”去闹事，但都被胡宗南压了下来，他认为，是非自然会有公论，“假如应该我负的责，我当然要负责。”
领军多年的胡宗南，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常人少有的镇静。最终，这一场弹劾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军法会审”。
但是，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后，胡宗南那“西北王”的历史也彻底划上了句号。正如他认为国民党之败不属个人责任，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一样，蒋介石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败退到台湾后的蒋介石迅速对国民党展开了“改造”，全面更换旧的党政系统，原有的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一批完全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被培养起来，这其中最为得力者即为陈诚的“土木系”。
那些国民党的“老人”们，则在这一场“改造”后几乎全部失势。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担任了大陈岛“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澎湖防卫司令等职。虽然职位并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认真，并短暂登上大陆的土地。
但是胡宗南和他的家眷、部属是再也没有机会真正回到大陆了。在担任澎湖防卫司令时，每次领到薪水，他只留1/3给自己和家人，其余的几乎都给了部属，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后来其部属王应文的儿子回忆说，那时有人到胡宗南家里去，坐沙发都要小心，因为“那个沙发太旧太烂，一不小心会给他坐摇晃”。
1962年，胡宗南66岁，这一年春节期间，他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他的王曲部属们，则每年为他举行低调的纪念仪式。
阎锡山的山居岁月
胡宗南虽经历了“弹劾”，但他毕竟属于黄埔系，相较之下，山西的阎锡山和桂系的白崇禧到了台湾后，日子就更难过了。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刚刚来到台湾时，他的身份还是“行政院院长”，不过，既然在大陆时，他这个“行政院院长”就已处处受蒋介石的掣肘，现在到了台湾，他自然更是没有用武之地了，于是在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就让他把“行政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府资政”。
当时有人把《道德经》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他立刻表示，这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在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的第二天，阎锡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半年后，他又带着40名部属，搬家到阳明山旁的菁山。
来到山上，阎锡山自己动手建房子，时任阎锡山侍卫的张日明说，一开始，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墙和石棉瓦顶。这些生于山西，长于山西的人哪里见识过风急雨骤的台风？台风一来，石棉瓦就被吹飞了，他们就接着在屋顶上面铺草，结果台风又来了，草顶也不见了。
山上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蒋介石过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看到他这里如此简陋，就送了他一个军用电话，以方便阎锡山的写作——在赋闲后，阎锡山就爱上了读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书；蒋介石也乐得他这么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远离家乡，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于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两个窑洞，并命名为“种能洞”。在窑洞里，他把部属们召集起来像往日一样开会，并且加以记录。
在山上，阎锡山还租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养鸡养猪，开梯田种橘子。那时阎锡山每月可以领5万元台币，但是这些钱要一群人来用，不免显得捉襟见肘，为了给部属们张罗生计，阎锡山也想着另外的生财之法——开了一家印刷厂。
但是部属们还是渐渐离他而去，他的部属王延年讲述当时的情况是：“我们都感觉没有意思了，靠他吃饭不如出来自己吃饭”，于是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地散伙了”，有的部属在台北找到了事情做，就搬离了菁山。
阎锡山身边的人少了，山上又没有什么活动，有朋友担心他会寂寞，劝他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说：“我一天忙得很，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庆祝大会异常热烈，但是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着重感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即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时年78岁。
在台湾度过寂寞的晚年后，死后的阎锡山迎来了属于他的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耆勋”。
他在生前，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修改遗嘱、自写挽联。在他去世后，用的也是自己写的挽联，并且不止一幅，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何应钦：左右不逢源
比起阎锡山和胡宗南，何应钦在去台湾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1949年6月，刚刚卸任“行政院院长”，他就决定去台北了。
他先把家当运到台北，有床铺、办公桌、衣柜，还有他夫人的梳妆台，这些东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1949年年底，何应钦住进了台北牯岭街的家中，这里“冠盖如云”，住的都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们，他的女儿何丽珠那时17岁，记得“那个时候孙立人就住在现在的陆军招待所那边，离我们家很近，所以那时候孙立人常常到我们家来聊天，还有前面一个桂永清，那个时候他是参谋总长，是黄埔一期的”。
何应钦的邻居们晚上会到他家里来坐坐，“聊聊天，发发牢骚”，同时也观察着自己该做一些什么。
早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打算以军队讨伐张学良，使得蒋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胁，由是两人结下了“梁子”。现在来到台湾，毫无疑问的属于寄人篱下，何应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于是在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国民党在台湾展开“改造”，本来就是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但在“改造”结束后，何应钦也随之被挤出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一个空头衔，到了1972年，“战略顾问委员会”不再设主任一职，何应钦成为委员，更加无事可做，闲在家里。
何应钦又不像阎锡山那样能“闲得住”，还是要找事情来做，就这样，他参与了“国际冷战”。当时有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1955年5月20日，这一组织与何应钦联系，希望他能帮助该组织访问台湾。何应钦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正为“反攻大陆”而苦恼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从此何应钦积极投身于“冷战”，他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并任会长，虽然这个“道德重整”的活动没有台湾官方的经费保证，可这毕竟是何应钦的新舞台。1961年，他还亲自带队，将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剧《龙》带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表演。
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纷扰已彻底离何应钦而去，让他不能忘怀的，是家乡的山水和兰花。于是他用双手摆出贵州老家的景色，请张大千给他画了一张家乡山水画；还养了200多盆兰花，每有兰花展，他一定前往观赏。
95岁生日那天，何应钦很高兴地拍了很多照片，说要把这些照片寄给家乡人看看。1987年10月20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何应钦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99岁。
将军们的落幕
去了美国的李宗仁最终还是没去台湾，尽管在1950年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职权。
李宗仁选择了回大陆，在美国的6年寓公生活，让不甘寂寞的他最终坐不住了，于是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一起飞回了大陆。在给李宗仁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的印象中，寓公李宗仁“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有时唐德刚甚至会带“一批谈客”去和李宗仁“谈国事”，这个时候李宗仁就会特别高兴，“谈笑终宵”，后来唐德刚不常去李府了，李宗仁每遇到重要新闻，还是打唐德刚家的电话要“谈谈”，遇到唐德刚不在家，李宗仁就要在电话里和唐德刚的夫人为“国事”谈上半天。
这让唐德刚觉得：“和这些青年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唐德刚认为，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因为“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李氏夫妇回大陆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他并没有受到冲击。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湾的白崇禧，则因为李宗仁的回大陆，日子更加难过。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在大陆时，白崇禧曾三度逼蒋介石下台，让蒋介石非常记恨。早在1953年，他在花莲打猎时，就曾遭到特务的暗杀，所幸逃过一劫。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身亡。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少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药酒里做了手脚。对此，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说，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也许要等相关秘密档案解封了才知道。
在一定程度上，汤恩伯与白崇禧一样，也是死得有点“不明不白”。从大陆来到台湾后，汤恩伯只落得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空头衔，于是他便想去日本，但蒋介石又不允许，1954年5月，汤恩伯终于以治病为由去了日本，从此一去不返，死在东京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有传闻说，是因为做手术的医生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所以趁机报复。
像孙立人、薛岳这样的抗日名将，同样在是台湾落寞终老。薛岳到台湾后，虽然蒋氏父子都给了这员功绩卓著的战将以表面上的礼遇，但是薛岳接到却是一连串的闲差，如“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国国民党改造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于是他只好隐退在台湾南部的嘉义乡间。闲云野鹤的生活让薛岳成为了“百岁老人”，他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岁。
孙立人虽然也像薛岳一样以高寿而终，但是却在台湾走过了长长一段波折时期。1955年5月25日，孙立人因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之后就被当局软禁起来。在台湾公众的印象中，这就是迷雾重重的孙立人“兵变”事件。
在实施软禁期间，当局对孙立人实行了“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以软禁代替论罪，以“查考”代替自由。
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一直到1988年3月，孙立人才恢复自由。这一年，台湾《自立晚报》独家发表消息，说孙立人将军还活着，就生活在台中市。这一消息很快就震惊了岛内外，台中民众尤其感到惊讶，多少年了，由于孙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样，许多人早已相信了“孙立人已经仙逝”的传闻。
1988年11月27日，孙立人迎来90大寿，前来祝寿的老战友和各界人士有6000多人。1990年11月，也就是孙立人获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岁的高龄去世。
台湾的一位教授在孙立人去世后写到：“孙立人将军的丧礼确是倍极哀荣，自动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像孙立人这样的人去世也代表了一段岁月的结束，这个教授在看了人们排成一公里长的队伍为孙立人送葬后感到：“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