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15万人瞬间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核辐射。和随后在长崎投放的原子弹一起，美军的这种“残酷炸弹”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负隅顽抗的图谋，迫使日本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的这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战争结束，大大减轻了盟国军民的伤亡，是支持反侵略战争的正义力量。而在日本，对原子弹爆炸记忆的理解，以另一种方式流传下来：它是战后日本社会反战和平主义的基础，但也成为一代又一代日本人受害者意识的象征。

    核武器唯一一次用于实战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迅速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

    为迫使日本迅速投降，1945年8月6日8时15分，美军一架B－29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市区上空，投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小男孩”是一颗铀弹，长3米，直径0.7米，内装60公斤高浓铀，重约4吨，梯恩梯当量为1.5万吨。

“小男孩”

“胖子”

    炸弹在距地面580米的空中爆炸，在巨大冲击波的作用下，广岛市的建筑全部倒塌，全市24.5万人口中有7.815万人当日死亡，死伤总人数达20余万。

    8月9日，美军又出动B-29轰炸机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日本长崎市。长崎市约60%的建筑物被毁，伤亡8.6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7%。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杀戮只是为了减少杀戮

    杜鲁门总统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一直是争议的来源，很多人认为攻击平民永远都不是正义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在被原子弹袭击前马上就要投降，投放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批准这么做是为了用这种新力量恐吓苏联。

    但实际上，二战时期的日本，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的军国主义中，日本兵更是以极难被俘虏著称。塔拉瓦4500日军，几乎全部战死，被活捉的只有12人；佩里琉守备队1万人，只有160人生还；著名的硫磺岛血战，23000日军战死2.2万，只有1000余人被俘，其中很多是战役结束后才陆续投降的。

    到了二战后期，随着德意的投降，美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已是穷途末路，但仍拒不投降。日本高层更是迹近癫狂，叫嚣要“一亿国民总玉碎”。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塞班岛，美军伤亡2万多人，其中在最后几小时就死了1500人。硫黄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冲绳岛，美军阵亡12000人，伤38000人。塞班岛和硫磺岛战役表明，即使装备优良的美国大兵面对日本疯狂的武士道精神也要付出近乎1：1的伤亡率，而这样算来要攻破日本本土，美国至少要付出100万人伤亡率。这是已到了胜利阶段的美国所承受不起的。

    这几场仗让美军基本上打消了登陆日本本土的念头。小小几个岛都拼成这样，要是登陆本土，首先美军自己会有大量伤亡，日军会至少多死几倍，平民会死得更多，几百万？或者上千万？

    于是，美军开始出动大批重型轰炸机装上常规炸弹和燃烧弹反复轰炸日本各个城市，打算尽快摧毁日本的顽抗意图，逼它投降。几个月里炸平了绝大多数有点规模的城市，市民几十万人死于空袭，远多于后面的广岛、长崎的死者人数。

    但是，日本却还是没有一丝投降的迹象。疯狂的日军高层已经打算拖全体国民一起下地狱陪葬。为此，日本制定了代号为“决号行动”的决战计划。第一阶段：撤退中国华中、华东日军，毁灭江南，包括毁灭广州、武汉，毁灭南京、上海、杭州三角洲内的一切建筑物；第二阶段：退守中国黄河以北，凭借黄河天堑打一场防御战，为日本本土决战积聚力量；第三阶段：全力保卫东京，以自杀战术阻抗盟军，即使东京陷落，在中国华北、东北及朝鲜的日军仍需继续作战，直至全军覆没。

   1945年日本在硫黄岛上留下的掩体遗迹。

    有人做过估计，在日本本土决战，日本军民死亡数量可能会超过500万，如果战争久拖不决，很可能超过1000万。加上美军的全面封锁，饥荒与疾病的威胁，也会使日本军队，尤其是平民付出沉重的死亡代价。

    此外日军在返回日本本土之前，每个月要屠杀25万中国人。与此同时，日军在亚洲各占领地的司令部已经接到密令：一旦日本本土被攻，在亚太地区的15万盟军战俘，还有可达30万人的其他国家的政治犯、战俘和被拘留人员将被处决。

    1945年7月，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相聚德国的波茨坦，商议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办法。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立即无条件投降。

    宣言说：如果日军仍不放下武器，日本武装力量将不可避免地被彻底消灭，日本国土也不可避免地化为焦土。日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宣言意味着什么，更没有想到原子弹的阴影正在向他们袭来。

    当战争已经变成对平民的绞肉机的时候，在如此坏的情况下，用任何方式来尽早结束战争，避免更大的悲剧，都是一件善事，杀戮的理由竟然变成了为了减少杀戮。

    但是，即使在扔完两个原子弹以后，御前会议上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仍然是3：3相持不下，最后裕仁“圣断”，发表了投降宣言。只要提前半年，这些人一个都不用死，哪怕早上半个月，也不会有广岛长崎。而天皇为什么不肯更早地“圣断”？

    究竟谁才是受害者？

    原子弹在自己的国土上爆炸，是战后日本社会反战和平主义的基础，但同时也成为一代又一代日本人自认为战争受害者一种象征。早在东京大审判的时候，为日本战犯辩护的律师就以“反人道罪”与“反和平罪”对美国的“原爆投下”提出动议，但被检察官以不涉及侵略战争及与审理议题无关为由驳回。

    原子弹只是一种武器，既不比其他武器更人道，也不比它们更恶劣。原子弹是“无差别”杀伤，可燃烧弹也不会区分男女老幼。与其讨论原子弹的杀伤性，还不如想想如何避免战争的发生。

    就如首任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说的，“长崎遭美国原子弹轰炸也是没有办法”。美军如果强行登陆或者继续常规轰炸都只会让日本平民死得更多。如果战争继续，盘踞在中国的128万日本兵也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军民伤亡，从这个角度来说，广岛核爆最大受益者是中国。

    日本民众的原爆史观，亦渗透了“受害者意识”。“不要让广岛长崎原爆重演”，成为了崇高的道德诉求。但是，在战时，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积极支持军国政府，其自身并未感到被政府“强迫”参战。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身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从二战后至今，日本从未有给因为其发动侵略战争而死难的亚洲人民建造一个纪念馆、表达缅怀和忏悔之意的想法，倒是以无比高调的做法来表达受害者的姿态。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馆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为纪念遭原子弹轰炸而建立的和平公园里，曾遭受原子弹伤害的老人志愿者数十年如一日地向观光游览的客人和嬉戏玩耍的孩子讲述当年的体验；以原子弹爆炸受害为题材的电影、电视、诗歌、绘画、散文、小说层出不穷。

    但日本很少提及原子弹攻击的历史背景，更几乎不提遭日本侵略国家所受损失。在此影响下，很多日本人单纯地只存在受害者心态。日本媒体对核爆纪念日的报道也把日本人描绘成二战“受害者”，很少提及日本在战时的侵略行为。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70周年。在4月27日于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大会上，日本政府坚持提出，希望全球各国领导人访问这两座城市。在5月12日公布的大会最终文件草案中，日方这一提议被删除。

    一位侵华老兵晚年与一位中国留日学生交谈时说过一段话：“中国有一句话‘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人民也是加害者。没有国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是打不起来，或者说，规模不可能扩大到那么大。”

    一位名叫宫原的日本教授则说：“你们把日本人与军阀分开也许是好意，但这并不是真实情况，因为那场战争是全体日本人的共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