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幼年逝双亲  坎坷艰辛

　　 2001年9月的一天，在甘肃省环县甜水乡甘沟村的村头院里大家都在议论一件事，那就是张氏家族的祭祖仪式。那一天，方圆几十里的村民赶到甘沟村看热闹；那一天，张氏家族从天南海北赶回家乡，参加祭祖仪式；那一天，甘沟村的乡亲欢聚在一起，诉说着离别之情。作为这次祭祖仪式的倡仪者和负责人的我看到此情此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脑子里一幕一幕的场景展现到眼前，我对这片故土的热爱尽在不言中。

　　一  父母英年早逝

　　1948年的寒冬，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丘陵地带，革命老区环县甜水乡甘沟村的窑洞是我出生的地方，由于父母去世早, 没有人确切知道我的出生月日, 亲戚有的说古历腊月二十三, 有的说十月二十三, 参军时要求填写出生年月日,考虑到当时年龄偏大，我就填了1950年十月二十三，这就成了后来的挡案年龄。我家住在偏僻的山区，一家人靠着百十亩地和经营小本生意赖以生存，常年干旱少雨的气候使原本产量就低的农作物更是收获甚少，若遇到旱、雹、风、冻、虫等自然灾害，常常是颗粒无收。村中的乡亲祖祖辈辈盼着年年风调雨顺，人们可以衣食无忧。

　　 一九五二年当我四岁时，四十岁的母亲生下我的妹妹，满月后不久病故了。当时的情景我隐约记得，母亲的遗体就停在地下，父亲搂着我睡在坑上掉眼泪。当时我家还有三间新房屋，第二天我独自坐在房门的户墩上一边流着泪一边不知在想什么，后来就跟随人群向上弯掌坟地走去。母亲走后不久，送给当地吴台子一户人家的小妹也因缺奶夭折了，这时家里的日子过的凄凉悲惨。那时父亲还兼做着小本生意，时常来往于平凉、西安进货，不常在家，家里只有五个小孩相依为靠，应了那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俗话。最大的张作明才十三岁，负责主外：担水、割草、砍柴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十一岁的姐姐张桂英负责主内：做饭、洗衣、烧坑、喂猪。由于年幼做的饭时生时熟，大家饱一顿饥一顿。听大人讲我和只有两岁的弟弟双娃因吃生饭，常常闹肚子。那时一到天黑,由于家里没有大人照看，五个小孩就早早地关上了门，怕鬼、怕狼、怕帞生人，悄无声息地躲在屋里，就这样凑合着过了两年多。

　　我的父亲张毓俊，族中排行为六，人称张六，精明干炼，处事果断，性格爽直，早年务农，继而经商。父亲早年在甜水被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手下的大队长毒打过，留下了腰腿疼病，母亲去逝后就加重了。病逝前的最后一年里经常疼的腰直不起来。母亲走后家里的日子过的凄凉悲惨。祸不单行，母亲走后第三年的一九五四年夏天，患腰疼病的父亲倒下了，事情来得是如此的突然，如此的猛烈，如此地让我们全家人猝不及防！面对突如其来的，就在眼前的死亡，父亲很留恋生存，他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牵挂没完成，膝下五个未成年孩子怎么办？由于病痛的折磨，父亲瘦得皮包骨头。父亲的这种病是极其痛苦的，就像拿刀子割肉一样。但父亲从来没有呻吟过，即使处于半昏迷状态也绝不出声。

　　在全家人突然爆发的哭喊声中，父亲带着遗憾，带着牵挂，带着他未竟的心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父亲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1954年），享年四十八岁。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父亲坟上的草木，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我们姐弟四个也都成了家，有了孩子。每年清明，我们都要到父亲坟上去走一走，话一话。孩子们没见过爷爷，是体会不到我们又苦又涩的心情，看不到我们眼眶里盈满的泪水的。他们把上坟当作春游，当作踏春。

　  生我养我的父母对我们兄弟子妹的抚养肯定是竭尽了全力，耗尽了最后一口气血，由于我年龄太小，记事模糊，印象不深，因此在这里难能重墨用笔，深感遗憾，忆及父亲生前，不觉泪流满面。现附一诗深切缅怀之。     

　　  父走西天思未尽，
                        切肤剔骨泪潸然。
                        勤劳俭朴家风治，
                        忠厚善良子女传。 
     

                      二  在叔父家长大

　　父亲病故像天塌了一样，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一下无依无靠了。怎么办呢？为此，有关长老召集家族在拐拐家张作祯的大窑里开了个会。据后来大人讲，当时参加的人很多，屋里拥不下，一部分人就站在窑门口，主持开会的长老在征求我叔父意见时，座在炕上的叔父沙哑着嗓子，含着泪大声表示：“我只要有一口饭，就不能让几个孩子饿着肚”。叔父张疏黎和叔母周学英考虑我们一家人的处境，念及族情，怜悯同情，以高尚的风格，忘我的精神，无私的行为承担起了对我们一家人的抚养，把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接到了他家，并把我们一个一个拉扯成人。己经十五岁的八哥张作明到了新家后除了耕地、锄地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外，还要做挑水、割草、砍柴等家务活。十三岁的姐姐也帮着碾米、推礳、做饭等家务活。这时六岁的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干点像扫院、背粪等杂活。我的叔父13岁时就给他的姐夫我叫姑夫的翟风义货铺里站柜台卖货，16岁就和兄长我的父亲分家另过，他开始务农，后经商，走南创北，广交好友，往来平凉、西安、上海。尤其他重感情、讲义气、善待朋友，交结了许多生意界的人士。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商人骑着高骡子大马来我家座客议事，每当他们来时我就承担负起遛马任务，那时我家院子里经常横放着两根粗电线杆，我拉着马缰绳让马围着我跨着电线杆转圈子，防止马一路跑来出汗突然停下来受凉感冒。由于他事必当务，经营有方，家业鸿运，生意越做越大，生意的成功使之收入颇丰，在家业高峰时，雇长工五、六人，养羊三、四百只，牲畜几十头，家大业大，日子过的红火，来往客人不断。他族排老八，方园百里都知道早庄甘沟的张八，村名因他名而扬名，他辈份高远近人们称他八爷，我叫他八爹。那时只要提到“张八”周围百里的人都知道。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集体建设中去。五八年以后先后担任六乡主任，寨柯管理局主任，冯家沟大队支书，他精明、干练、公正、厚道，主持正义，在周边百里享有盛誉，只要是他号召的事大家都能极积去做。他口才出众，要是赶上红白喜事，应要求他就给大家说书，我小时候曾亲自听他讲过《薛仁贵征东》。1967年返乡后他务农，当过饲养员、代销员，搞代销工作的先进事迹被《甘肃日报》刊登。他是省劳模，分别于1976年和1978年两次到兰州参加省供销社系统的先进工作会议，受到甘肃省委书记冼恒汉的接见。我和八爹虽然是一家子人，但接触不多，因为当兵前我从小在外上学，他从1958年以后一直在外村当大队支书，我们回家相遇的机会不多，见面时间也不太长，平时对我们的学习、生活、各事的安排都由我八妈出面确定。我八爹平时很严肃，记得小时候一到晚上，我和几个小孩张广梅、广钱在大窑的地下，围在一张大棹上练习写毛笔字，打算盘。他只训过我一次，可是我见了他却很害怕，在他面前我都不敢大声说话，办事也颤颤谨谨的，我们一群小孩中唯一不怕他的就是张广钱，他受爷爷的娇惯，可以偎在怀里，爬在肩上，要这要那，我们都很羡慕。记得我当兵第一次回家是1974年12月，当我到家不到一个小时，我八爹就从三里地外的他家赶到我哥家来看我，他盘腿坐在炕沿上边抽着烟边简单的询问了些我在部队的情况。从问话情况看，他虽未直白的表明，但从字里话里流露出他对我能在部队提干算是争了口气，没有辜负他让我求学成才的期望还是满意的，要不他在当地有那样崇高的身份，能急匆匆的先来看望一个晚辈的我。1984年他得过一次重病，当时很危急，接到家人发来的电报后，我和爱人苏桂兰带着孩子立即赶了回去，结果有惊无险，我们回去后他好了许多。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10月份，张广生结婚时，那天他和一些亲朋好友来参加婚礼，在我家还打了麻将。1991年他因病逝世了，享年76岁。八爹病故时家里人考虑我在部队，怕影响工作，没有人正式通知我，在入葬的前一天我才得到了消息，但那时己经很晚了。当时我在陕西最南部的安康工作，乘火车到咸阳要十七、八个小时，咸阳到老家那时候不像现在，路不好走还需两三天，觉得回去己经赶不上了，因为没能送我八爹最后一程我一直很惋惜和遗憾，也很悲伤。我的叔母我叫八妈，她13岁进张家门做童养媳，经多见广，持家有方，她在丈夫外出经商期间，做为全家掌柜子，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几十号人管理的井井有条。她善良、厚道、情操高尚、为人谦和、通情达理。我八爹家还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张作功我叫七哥和嫂子冯彦桃，他俩对家里一下新添了五口人也不嫌弃，把我们当做亲兄弟姊妹看待。尽管我八爹八妈像家人一样对待我们，但失去父母的孩子总是缺势短精神，在人面前寡言心里脆弱。就吃饭而言，特别好的饭也不好意思多吃，直到参军前我都没有吃饱过家乡最好的饭——饺子。那时长身体特别能吃，吃饺子能吃好几碗，吃过三碗后就不好意思再吃了，只好装着吃饱了。这样的经历我八哥张作明也有过，前些年我的嫂子就对人说过，她们结婚后，一次家里刚吃完饺子，她回到小俩口居住的羊窑，发现丈夫在烧着吃洋芋，一问才知道没有吃饱。在我八爹八妈家的日子里，只有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在一起时才无话不说，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干杂活、他还经常让我给他讲关于鬼的故事，后来我们又一起上学。1958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村里有三、四十人在我们家的窑里开会，那时是‘大跃进’的年代，隔三见五的开会占着炕没地方睡，我们两个八、九岁的小孩只好坐在大人后面跟着熬夜。记得清楚的是那天晚上我俩玩了一会后，知道会议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就相约到油房去找吃的，刚好那天有炒好的用于榨油的胡麻，我俩就抓着吃。就是那天半夜里他突然拉起肚子，拉的是黑水，一晚上跑了好几次，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好了些，叔母考虑到昨晚有病白天就没让他去上学，在家休息，没料到当天下午就严重了，当我放学回家后，他的病就己经很紧张了，大人进进出出显得很慌乱，当时我八爹安排我八哥张作明立即到七、八里外的白天池去找医生，回来己经晚了没赶上，为此我八爹把我八哥骂了一顿。在我弟咽气过程中我和广梅、广钱几个孩子被大人赶到厨屋的窑洞里，我们感到了不祥之兆，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门口上。不知怎么搞的也都无心去玩，静静的待着，那一天下午天刮着黄风阴沉沉的，到天麻麻黑的时候我叫小哥（按族排）的张作祯赶着羊回来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小弟夭折了人完了。遗体就停在窑里的地下，晚上我睡在炕上吓的蒙着头也睡不着，我在想前天还活奔乱跳的人今天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没了，弟弟的音容笑貌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在一起玩耍、在一起说笑、在一起干活，他走后我更加孤独、形单、寂寞，如霜打了似的，无精打采、沉默寡言，短短的四年走了四位亲人。这些变故在精神上对我打击最大、在情感上刺激最重、在心理上影响最深。一个有父母的孩子绝对感受不到我那时的心情。正是由于家庭情况变故、落差、起伏太大，这种生活环境和从小经历过多的挫折，形成了我后来的这种坚毅的性格、不屈的意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为我人生、志向、情趣奠定了基础。

　　三  孩儿时的无虑日子

　　尽管我小时候有许多不幸遭遇，但作为孩子总还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一群小孩子：吴德录、吴德贵、张广富、广兰、广梅、广银、广成、广珠、广林、广钱，一有机会就聚集在一起：玩扑克、打麻钱、老鹰抓小鸡、促迷藏，奔跳着，追逐着，捶打着，闹的欢乐，玩的痛快。那时候我就是娃娃头，带着他们一块出去放牲口、拾粪、砍柴、割草、挖苦苦菜、刨红根子、追兔子。前山里、王梁里，井对面子，家乡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跑遍了。孩子最盼望的要属过年，腊月二十七、八，人们忙着准备过年。男人杀猪宰羊，女人互相帮忙做年食。唯独一群孩子无事，打麻钱、推十点半或相互追赶玩耍，帮助大人给门上贴对联、门神，接着换上新衣服到庙中，在家谱、财神、灶神前磕头上香接神，孩子们在外燃放鞭炮。晚上一家人团圆，先吃拉魂面。饭后打纸，由大人带着孩子，端着给先祖盛好的饭，拿上酒到外面去烧。回来后在院中挂起灯笼，由户中长辈带领到家谱前上香、烧表依序磕头跪拜，轮到小孩子就乱了。拜后桌子上摆好丰盛的果品佳肴、烟酒，大家坐下品尝叙述家常，小孩在外放炮玩耍。连着几夜点长明灯，灯火不灭。

　　初一早晨，家家吃饺子，相互端送年饭，饭后拜年，晚辈给长辈磕头礼拜，长辈给小孩发压岁钱。每到一家热情款待。拜完年各自回家将羊畜打扮一番，牲畜身上挂上彩带，羊擦红抹绿，赶到外面，用鞭炮驱赶，让羊畜放开奔跑，以示兴旺发达，欢乐吉祥。

第二章  少年立志  好学上进

　　一  艰难的小学时期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年月，这一年我们村子办起了民办学校，由我的堂哥张作周任老师，村子十多个娃娃拿着识字课本上课，先生过一段要考核教过的生字。纸中间剪出一个能容一字大的小洞，复盖在书上，露出小洞里的字让学生辨认，如果不认识就用木尺子打学生的手掌子，称为打板子。一次我被先生打了板子，后来怕打板子我也用心读起书来。

　　我在村子民办小学读书一年后，家人就把我送到了公办小学，1959年下半学期在盐池县麻黄山上了半年，吃住在张桂英我姐姐家里。刚从农村出来的娃娃什么也不懂，记得开学选班干部，班主任孙老师让同学们提名，看着大家举手我也跟着举起手来，老师让我说，我就说张作祥，弄的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1960年初，一开学家人就把我转到甜水堡小学。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当时村子有的是民办学校，大家就近把孩子送到村子的学校上校，我叔父自家有孩子张广梅也安排在村子里的学校上学，在村子里上学请的是在旧社会上过私塾的老先生教书，念的是《农民识字课本》。唯独把我舍近求远送到远离家乡三十里外的乡政府驻地公办学校。要送粮又要多花钱。起步就使我走上正规，正是他们的一番苦心才有了成就我今天的机会。不仅是我，在我之前的1956年我八爹八妈就把我的小哥，族排为九，我叫九哥的张作荣就送到了远离家乡三十里的甜水乡上学。想起这些我常想没有来及很好的报答八爹八妈的养育之恩，深深觉得惭愧遗憾，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他们却过早的走了…。

　　在甜水上学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因为缺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全国死亡人数达2000多万，仅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最少饿死也接近百万。那时我在学校吃住，一天只有四两粮，上灶的只有四、五十个学生，管灶的和做饭的可以放开吃，轮到我们嘴里也只剩下三两多了，上下午各喝一碗浠饭，饭后不用洗碗用舌一舔。60年最头痛的就是忍饥挨饿，乡上找一些替代品要我们试吃，像树皮、野菜,甚至骨头磨的粉拌着糠艰难下肚，吃饭时咽不下，厕所里拉不下，有的学生饿的浮肿。即是到了六二、三年，虽然形势好了些，但还是吃不饱，家里就给我拿点用碾过米的糜子皮礳成面做的窝窝头，我们叫糠窝窝做干粮用它来充饥。一度我和翟玉雄、张永弟、张永孝几个人，晚上睡在甜水街王秉正我叫王姐夫的家里，他家大业大活多，有时星期天就安排我们几个人去他家干农活，如挖洋芋等，干一天活管我们吃两顿黄米饭，尽管如此，我们还盼望着能多安排几次。有一次星期天甜水西边的东央庙集会，我去赶会，经过张沙坡张水明家，我姐姐张作兰知道我在学校受饿，偷偷给我一黄挎包洋芋让我拿走在学校烧着吃，我一路走着好高兴，到校舍不得多吃，每天只烧两个与我同期在校念书的九哥张作荣分着吃。有时请假回家就一顿暴吃，由于吃的太多，晚上肚子涨的难受睡不着觉，半夜就爬起来用手指刺激咽喉促使呕吐。

　　我是十一岁开始到甜水乡上学，家离学校要三十里地，那时一路人烟稀少，翻沟越岭，时有狐、狼出没。一个学期回家两三趟，有时一个人走着心里非常害怕，特别是走到一些壕沟里，头都有些发麻。1963年5月的一天，14岁的我和小我一岁的侄女张广梅一次中途回家取粮，走到离家还有八、九里叫施天池的地方，太阳刚落下山，碰到一个赶羊回家的牧羊人，他指着身上背着被狼刚咬死的羊对我俩说：“前边有狼，刚咬死我的羊，你俩注意点。”听他话后，心里一下紧张起来没了主意，是继续走还是返回？返回往那里去？再一想快到家了，说不定狼跑了遇不上，就决定继续往前去，走了有二里地到了一个偏僻的低洼处，当地人叫黄鼠堂的地方，由于地势低凹四面望不到人家，天也将要黑的时候，突然右前方50多米的沟壑里爬上一只大麻狼，我猛一惊，心想这下坏了。狼迎面向着我俩的方向跑了过来，走到距我两八、九米的地方时我俩停了下来注视着狼，这时狼放缓脚步沿着我俩的左边山坡走到距我俩六、七米远，处于平行时两前爪着地蹲了下来，沾满咬过羊的血嘴和两只发绿的眼睛盯着我俩。那一刹那，我也豁出来了，不知怎么搞的，反而不怕了，我靠着狼一面攥紧双拳，对身右拽着我衣襟的张广梅说：“不要怕，有我哩，”狼看着我俩一动末动，我俩向前走了约30多米转过弯避过狼后，就放开双脚一路奔跑，跑到西岭梁上后，可以看到我家的村庄和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人了，心里才松了口气。第二天村子群众说昨天天快黑时，看见两个娃从西岭粱上往下跑，后来才知是遇见了狼。我事后在想，那天狼为什么坐在那里不动呢？狼可能在评估风险，思忖着究竟动不动，拿不定主意。六十年代上学的艰辛，使许多同学都撑不下去辍学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在那个不幸的年代，我艰难的度过了童年的时代。

　　从小失去了父母，没有归属感的我，幼小的心灵中就形成了要自立，将来要有所作为。记得一九六四年端午节前，住在街上的表姐家里杀了只猪，由于惦挂着她的舅舅我的八爹，让我回去送猪肉。我挑着几斤肉走了八、九里路，经过一个叫王平凉的村庄时，两条大黄狗闻到醒味狂叫着向我扑来，我手无寸铁单枪匹马心想这下麻烦了，一时紧张慌乱中我跑步跳进一个被洪水冲刷过的悬洞下边，这时追来的恶狗站在岸边头顶上狂叫，过了些时候知道有惊无险平静下来时，我站在悬洞下就想：“今天是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号，是我受惊遇吓的日子，十年后的今天这时我会在干什么呢？”那时我就想到了将来。由于少年有志，从上小学开始我就追求进步，极积上进，不甘落后，在小学时当过少年先锋队的中队长，班里的生活委员，1964年6月1日在小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在当时也是很少有的。

　　二  放假回乡参加劳动

　　我虽出身农村，但劳动的时间与同龄人相比还是很少的，主要是从二年级开始后，我离家到几十里外的学校上学，只是每年的寒暑假回到家里参加生产队劳动。1965年以前生活在我八爹家由其供给上学，1965年过完年就把我分到八哥家和哥嫂过。我的哥嫂对我也很好，我到他们家后他们继续供给我上学。考虑在他们俩个家我平时很少劳动，那个年代按劳分配凭工分吃饭，借放假机会我就极积参加队上的劳动。当时属于人民公社生产队时期，生产队长是张作智，我叫五哥，一幅大嗓门，布置生产安排活路，收工出勤时间都抓的很紧，劳动生产虽然不用动脑筋，但还是很幸苦的，看到己经是六十五、六岁，我叫五妈的宋志英，其丈夫1947年下世时才四十二岁，多少年来为抚儿育女，一人日耕夜补，劳作不已，支撑家计，后虽年大体弱，仍尚不辍锄犁。我深受感动，受其影响，脏活累活干在先，耕地、锄草、打场、背粪、砍柴、放羊全都干过。最难忘的是每年夏天收麦子，我们那里收冬麦不许用镰刀割只能用手拔。本来平时我干一天活记八个工分，按妇女一样对待，成年男劳力干一天记十个工分，但是到了收麦子季节我就和成年男劳力干一样重的活，原因是收麦子按播种的路数计算，男劳力收三路麦子，一组五人，一人负责捆麦子，一下地各组就展开竞赛，村民称‘追趟子’。我一个学生出身没经过磨练，双手小拇指被麦子磨起了水泡接着出血。我疼的没办法就学村子的人用羊毛缠绕在小拇指上继续拔, 但还是疼只能继续坚持着。一下午头不抬腰不直加上炎日高照，满头大汗不停的拔，总还是落在大家后面，跟在后面负责捆麦子的人怕拖累了他还不断督促，真是手疼、腰痛、腿酸、人累、心理又紧张，直到天黑后才能收工，这时我已经累的躺到地头上，半天起不来。仰望天空，心里想咱不是干农活的料子，如果不走出去一辈子就要以牛羊为伴，和黄土打交道，还是到外面去，找一个能适应自己的工作。

　　三  考入初中

　　1964年7月我考入环县第三中学上初中，学校洪德离家一百五十里，去学校要沿着一条深沟走上五、六十里，深沟宽的地方只有二、三十米，窄处只能容下一只脚，由于常年受水的冲刷，沟越冲越深，越深越窄。到了夏天如果沟的上游下暴雨，形成洪水下流，处于下游的人不知上游下雨的情况，加上山沟七拐八弯视界不畅，有时正走时突然听到水吼声，眼前拐弯的地方就会突然出现一人多高的洪水浪头急冲而下，如果来不急躲避逃走就会被洪水冲走，冲走人的事时有发生。我八爹八哥他俩都曾遇过，1963年的夏天，我八爹在寨柯管理局任主任时，一次去开会在沟里正走着，突遇洪水下来，他拉着毛驴立即向一边的沟坡上向上爬，由于山坡太陡，急忙上不去，洪水都冲到脚下了，他拉的毛驴也被洪水冲走了，还好他逃过了一劫。1967年夏天我八哥去学校给我送粮返回时，突遇洪水他抓住沟畔的一把草，鞋子都被水冲走了，是多么的危险，他常讲那次自已捡了一条命。这样的事我也遇过一次，1966年放署假时，我和同村的张润升放学回家走到李家山时，突然听到沟上边放羊的人喊着：“山水下来了，快往上跑”，我俩闻讯立即改变前行方向爬向右边的山坡，就在我俩离开原地二、三十米的地方，一人多高的洪水浪头伴随着呼呼的响声急冲而下，站在沟坡上的我俩看着身下滚滚而下的洪水，还心有余悸，惊恐不已。我上中学的四、五年间就是走在这样一条危险的路段上。走出这条沟就进入了川道，因为是河床路，要经过七十二道河，人们称谓：“脚不干”，这七、八十里不得穿鞋，随时要趟河涉水，，只得卷起裤腿，光着脚，提着鞋行走。一百五十里的路程一般走两天，如果有伙伴，遇上我和张润升或张培枝，我们就一天赶到，那时年轻，常常早上吃过饭七点左右出发一直走到傍晚九、十点钟到校。在初中的日子里主要困难还是吃不饱，虽然国家困难时期过去了，但是心里总想自已不劳动全凭家人供给上学过意不去，自我规定一月只吃三十斤粮，再加上每买一斤饭票需要交五分钱，当时已形成贯例家里每月只给两元钱，一学期150斤粮。一天两顿饭，顿顿是黄米干饭，也没有蔬菜只能就着咸盐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馒头，一般情况下自我控制只买一斤饭票五个馒头，一会儿就吃完了，还是吃不饱，那时常常盼望着如何才能吃饱。为了充饥就从家里拿些炒面做为付食品，学校有三种炒面：一种是燕麦炒面属上等，多属耿湾乡同学拿的；第二种是黑豆炒面属中等，多属洪德乡同学拿的；第三等就是我拿的豌豆炒面属下等。我常年吃它己经腻味，就想着和其它同学交换着吃，他们不愿换还说豌豆是给牲口做饲料用的，他们不吃。一些家庭条件好的也有人拿白面烧饼的。到了冬天最难熬的是寒冷，我的家乡和陕北连界，学校地处川道山坡的风口上，不是窑洞是平房不卸寒。加上那时家里不富裕穿的单薄，我冬天只穿一件棉裤棉袄，里面没有衬衣衬裤，棉裤棉袄一穿几年直到破烂不止，由于长期不拆不洗，棉裤棉袄里面被油汗浸湿，磨得油光发亮，遇冷发冰。穿着一双单鞋冬天早晚上课冻得直跺脚。晚自习后由于脚冻的麻木，睡在被窝里蜷缩在一起只到后半夜才能暖和过来，早上起床时嘴里出的热气遇冷使被头上结成了霜。

　　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属上等，算不上最好的，但是我政治上比较追求，上初中我已很懂事了，上进性更强了。一年级时，我凭借优异的成绩和较强的管理能力被推荐担任学生会生活部长，班里的学习委员，1966年年初又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在这之前都比较顺利，这年秋天开学后，我在学校的影响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同学们都在议论我不老实。原因是这年放署假时，学校对上届六六级毕业生升学调查,当巫安洲老师向大队支书魏朋玉调查我们村张润升的社会关系时，查出张已经结过婚了。由于我和张同居住在一个村子，他结婚的事因他爸怕影响升学，事前把我叫到他家里专门交代不要告知校方。当时我在想这下可难为着我了，不告诉影响自己，告诉影响乡亲，我来了个折衷不问不理保持沉默。当学校查出后就认为我帮其隐瞒了婚事。同学们对我的看法一下子转变了，过去学校开学成立组织推选领导总是少不了我，现在只要一提到我都说我不老实表示反对。

　　1966年的十月份，开学己经一个多月了，由于隐瞒他人婚事威信下降的我整天心事重重，闷闷不乐。这期间我的尿液发红我到驻地洪德公社卫生院检查过。曾考虑过退学回家劳动。我不知是过早成熟还是对未来期望太大，总是想的复杂想的比别人多，不像一般人那样听天由命，走一步算一步。就是在这种情绪下，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后面叫作浦沟的山坡上开荒挖地，这时在校值班的同学接到县教育局电话，来到我们挖地的对面山上喊：让大家立即回校，推选赴京代表。听到这个消息，正在开荒挖地的人群像‘爆炸’了似的，吼声一片，我和同学们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但我又忑忐不安，在排队回校的路上虽然和大家一样不停的喊口号唱歌，但心里总想着开学大家不选我的一幕情景，感到自己希望不大很是悲观。选举前传达上级精神：推选代表的条件是每10名学生选1名学生，每百位学生选1名老师。按规定我们班选四名代表，在大家心情都很紧张的气氛中提名开始了，不知谁首先提名张凯山，接着赵治琪举手提名张作祥，我很幸运的排在了第二位，沾了排在前面的优势，班里是通过了。到了全校集中投票时，当时学校没有会议室，只好排成几列站在教室房东头水泥黑板下边每人发一张纸条填写，我填写时不好意思写上自己名子就填上别人，站在我旁边的李万信看见后提醒我：“选你去见毛主席，还有啥不好意思填自己！”130多名学生中我以127票当选，当选的有张凯山、李兆武、张培枝和我四人。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年代，连县城都没去过的我，何况是到北京，还要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去北京前学校给我们这些赴京代表放了一个星期的假让做准备，这一个星期我激动的夜夜睡不着。学校在院子瑞安了一口大锅，安排我们烧煮衣服上的虱子，大家都在忙着换上新一点的衣服穿，我的一身衣服又脏、又土、又旧、又破，就借了巫安洲老师一条裤子，张明山的一件棉袄，一个忘了姓名同学的运动胶鞋，他们觉得只要我们能见到毛主席，衣服也会跟着沾光，因此都乐意借给。我又给乡上打电话让给家人捎话给我寄钱去北京，家里让招工到县上报名的同村吴得贵给我带来了二十元钱。

　　四  赴京见毛主席

　　 1966年10月16日，洪德三中十三名代表在教导主任罗应杰的带队下离开学校，当我们胸前别着“革命师生赴京代表”的代表证，走在环县的大街上时，过往的群众都很羡慕，热情问候，。在地区所在地西峰庆阳师范住了七天，10月26日晚到达北京，住在中国人民大学。28日晚睡在铺着麦草地铺上的我们，被紧急集合起来，排成队向天安门进发，一路上队伍越走越多，整个街道都挤满了，大家边走边猜是干啥去？有的说是去见毛主席。走了半夜尿憋的不行，这时队伍中一个忍不住了走到路边去小便，接着哗啦一下，大群人都拥了过去，尿液汇集成溪流到了一家住户，一个老人披件衣服出来制止，当时谁也顾不了那么多。清晨走到了天安门，偌大宏伟的天安门使我们感到很新奇。到了天安门才知道这天我国第一颗导弹爆炸了，当天北京全城在庆祝。接着我们参观了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王府井大街等。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们参观了北京大学，参加了人民大学斗争校党委书记郭影秋和民族大学斗争校工作队长刘春的大会。11月1日我们参加了接受主席和中央首长接见的动员大会。十一月三日我们被毛主席接见。头天晚上一夜没睡觉，晚上10点钟开始出发，凌晨3点到天安门，6点钟升起了气球、红旗，10点10分毛主席和党和国家其它领导人林彪、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江青、陈伯达等走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全场欢声雷动，人人激动万分，个个热泪盈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喊个不停。我们当时被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离天安门城楼约有二百多米，席地而坐，影影绰绰的看见毛主席穿着黄军大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虽然能分辨出他们分别是谁，但脸部看的不是很清楚，在我周围不远处就有外地学生拿着望远镜向天安门城楼瞭望，我很想借用一下但不好意思。大会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讲了话，他讲话语速慢，尾音拖的很长。接见用了一天的时间，当天接见的学生有二百多万，只有一百万参加了游行，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周总理就向大家讲没有参加游行的下次再请主席接见大家，随即带动大家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

　　11月4号我又到天安门照了相，插图3随后的几天我们又参观了军事博物馆，游览了颐和园。在北京的13天我曾4次去天安门。在北京我第一次看上电视，第一次吃上大米，在人民大学的食堂里吃着大米白饭和猪肉炒白菜是多么香甜可口。由于这时来京的学生又有200多万，上级要求我们尽快离京。10月8日夜晚我们离开北京，到达西安住在华山子弟学校，在西安住了3天，有一天在解放路逛街时碰见了我们学校出来串联的教师同学，才知道全国大串联开始了。11月15日我们回到学校，外出了一个多月。回到学校后，由于学生都外出串连了，我就回了趟家。今天社会开放了，人们出国出境到处旅游，元首领袖也平民化了见到也没有什么希奇的，可是在封闭的当时，能去北京，尤其是学生大串联前去首都北京见到了被神化了的毛主席，对一个大山深处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件平常事。我回到家乡后，进京见到毛主席的事不翼而飞，公社干部赵维秀秘书就到处讲甘沟有个娃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乡情们得知我去北京回来，就很好奇问这问那，一些妇女主要打听城市人吃的啥穿的啥，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在场上参加打谷物，我叫五嫂的张有英就问：“北京的妇女长的啥模样”，我回答：“皮肤煞白煞白的，不好看，不像我们那里农村人都是红脸旦（受紫外线照射的原因）”。当我八爹问到北京的情况时，我就说了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看到有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时，我叔父一惊，因怕涉及议论国家领导人立即阻止我出去不要胡乱说。可见封闭的农村人对外面的世界还是很不了解的。

　　五  参加文化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上初二，我们那时都听工作组的，按照工作组的安排，积极写大字报，开批判会踊跃发言，那时对毛主席迷信到盲目服从程度，积极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当时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躲也躲不开。我人生中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换回地“格式化”了，确实错误的批判了一些好老师，如校长苟涵滋、教师张效武、冯志衍、车效义，把他们打成黑帮。现在回过头来看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悲剧，给成千上万的人造成了痛苦，这也是毛主席晚年的一大错误，我们跟着他把昨天还是老师今天就当成了黑帮，真是对不起这些好老师。1984全国开展否定文革教育时，我在部队团部宣传股当股长，团党委班子成员用一个星期进行讨论肃清，我当时参与学习并做记录，教育一完我就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报导文章，剖析了“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及其危害性，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从政治上看，“文革”是一场大浩劫。“文革”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把各级领导干部当作“走资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全国一亿多人遭到迫害和株连。二是从经济上看，“文革”是一场大倒退。“文革“中停工停产，造成经济损失几千亿元，使我国和先进国家相比落后了几十年。三是从文化教育事业上看，“文革”是一场大破坏。“文革”造成学校关闭，教育荒废，科研中断。四是从社会风气上看，“文革”是一场大动乱。“文革”全面内战，是非、荣辱、真假、善恶被颠倒，严重的破坏了社会风气。我写的那篇文章，被武警总部政治部办的《人民武警报》，9月19日以一支队党委成员通过具体分析：“认真搞好彻底否定 消除支左影响”的报导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也算是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思吧。好在我们学校地处偏僻又是农村，没有出现过像城里发生武斗，打、砸、抢。1966年底，学校开始了外出串联。从北京回来后，我又想出去，就联系了梁万有、韩明富、缪理才四个人，于1967年1月22日从学校出发步行长征去延安，一路经过华池、吴旗、志丹等县城，我们背着背包，打着裹腿像个小“八路”似的，每天步行五、六十里，沿着前边串联的学生踏出的道路和一路留下的标记翻山越岭的前进，晚上吃住在老乡家或接待站，在农民家吃饭每顿给半斤粮票一角钱，在接待站吃饭都打着借条，坐车也不要钱，，两次外出串联一共花了不到二十元钱。步行串联行程800里走了15天，2月5日到了延安住在延安师范。在延安期间我们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这四个地方是毛主席住过的，我们还参观了毛主席亲自修的幸福渠和他种过的二分地，据介绍毛主席在自己开出的荒地上，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长得都不错，他常常用来招待客人。主席住的窑洞都是三连套,桌子上放着钟表、油灯、钢笔等。2月14日我们离开延安乘车到铜川、西安、兰州、银川于23日回到家里。

　　1967年暑假期间，当时社会上都在搞对毛主席 ‘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在专门砌起的墙壁上写上毛主席诗词或画上主席像。我发挥在校学习的绘画技术，在村子里画了五幅毛主席画像。大队支书魏朋玉听说我画画的好，就抽调我到大队部住在他家里画了二十多天画。为参加甜水乡即将进行的对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比赛做准备。当时我采取先把玻璃放在主席像上面照着画出来，等到晚上用手电筒打在墙上将其放大然后着色上彩，画出的主席像比较逼真，大家又不知道我是怎么画的都夸奖我小小年龄画的好。接着乡上召开了近千人的全乡大会，大队支书让我整队带人去参加大会，并作为大队代表登上主席台讲了话。当我在台上慷慨激昂高声发言批判时，和我同父异母族中排行的六哥张作汉，就在主席台下站着接受批判。当时站着二、三十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时候每次开大会都要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陪斗已成为惯例。事后我六哥对我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不但不生气计较还对人赞扬说：“作祥话讲的攒劲！”。那次大会发言使我在当地出了名，若干年后大家一提起那次大会发言还有深刻影响。一些周围的群众也是通过那次发言才认识了我。

　　1967年直到1968年上半年，学校都在搞复课闹革命，实行革命大联合，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我都在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我也就成了这一时期学校成立的各项组织的最高领导：1967年上半年担任学校红卫兵总部主任，9月被选为遵义兵团主任，1968年3月被选为三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班长，3月29日被选为大联会“三七”总部主任，4月7日被选为“红代会”主任，直到进入革命委员会。

　　六  进入革委会

　　1968年4月中旬，我和驻校的兰州军区毛译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代表龚富兵到环县汇报三中革委会成立筹备情况。当时他是解放军的班长，我是一个十九岁的毛头小子，我俩进到原县委常委会议室，当着五、六个县团级首长：有兰州军区“支左”部队驻环县的团级队长殷文柏处长，有县武装部孙世兰部长等，这是我第一次见大领导。当主持会议的要求我们汇报时，龚代表快步走到会议室中间，一个立正姿势站着掏出事先写好的稿子就宣读了起来.不到十分钟就念完了，主持人问我有什么补充.我回答没有。由于是专题汇报，会议只设定了这一项内容，经研究同意环县第三中学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批准通过了上报的革委会人员名单，而后就宣布散会了。                                                                 

　　1968年4日18日，环县三中召开了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由朱鸿松老师主持，由我宣读环县人民武装部（那时县革委会尚未成立）批准关于环县三中革委会成立的请示报告，由原校长苟涵滋代表新成立的革委会讲话，后各群众组织代表：霍兴甲、张效武、张明山、李德江和驻校兰宣队代表龚富兵及洪德完小代表郭怀连先后讲话。新成立的革委会由七人组成：主任苟涵滋（原校长），副主任：张作祥、罗应杰（原教导主任），委员：郭效肾（教师）、张彦云、周占金、邓廷军。

　　第一排(初一班)排长：张效武（教师），副排长：耿建朴;

　　一班长：杨文武，二班长：王喜，三班长：陈志明;

　　第二排(初二班)排长：朱宏松（教师），副排长：张克弟;

　　一班长：黄彦光，二班长：李兆邦，三班长：陈生和;

　　第三排(初三班)排长：巫安州（教师），副排长：徐少峰;

　　一班长：张培枝，二班长：陈占武，三班长：粱万有.

当上校领导后，由于当时原校长过去受过批判刚解放出来，工作放不开，我啥也不懂又是学生身份不可能担当履行起职责来，不过也有人向我请示工作，比如，一次给我们带政治课的女老师赵培花从兰州大学毕业来校时间不长，羞怯的来向我请假回县城家里办事，我很沉稳的对她说：“你写个请假条来”，然后签字同意了。本来是学生向老师请假，可是那时是老师向学生请假。当上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两个月后，我就毕业离校了。

　　七  出席县地积代会

　　1968年8月我和梁万有、陈治海、陈占武、耿相瑞共五人被推荐到环县一中读高中。自解放以来，全乡除张建科、杜成凯，我是第三个读高中的学生。原因是由于当时有的同学家里穷，上不起学；有的60年困难时期，吃不若辍了学；有的父母对孩子入学受教育观念不强未予以重视；加之读高中又要在远离家乡200里外的县上，这就使许多人放弃了。而自己之所以能读到高中全是叔父叔母和哥嫂支助和供给的结果。

　　进入高中后，因我是三中校革委的副主任，又是出席县“积代会”的代表，受到了同学们的尊重和教师的重视。一中当时是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着，简称“工宣队”。一次全校开大会，工宣队长陈明海指定我主持，由于我在初中时常主持会议，所以也不怯场，一个入校才两个月的高一新生，登上主席台很熟练的带着大家进行着当时开会前盛行的那一套：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筹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建康…。

　　我到一中后不久，正赶上一中推选出席县上“积代会”代表，各班推选的候选人都登台讲用。学校一部份学生当时参加的是“红三司”的下属组织“北京兵团”，属造反派组织，多数人都热衷于讲文化大革命“红三司”和“1、28”如何进行的派性斗争。1967年9月3日，我在三中时被学校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极积分子，9月9日被洪德公社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极积分子，并推荐为出席县上的代表。因此校方也安排我上会去讲。我就讲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如何办好事，讲了1967年放署假时我的家乡农村有一种动物当地人叫獧，专门夜间出来吃玉米，我就主动组织几个人不要报酬工分，冒着被蚊子和虱子咬（不脱衣服身上爬满了虱子），整夜睡不着，自愿睡到玉米地里看护；讲了一度多数学生都回家劳动挣工分去了，我如何坚持复课闹革命。也可能我是一个外校生讲的事比较新鲜都反映讲得好。

　　1968年11月，环县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被县上推荐为出席地区的代表，十二月份接着又参加了庆阳地区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县共有四个学生代表，一中有王平、袁喜梅、二中有卢某某（忘记名子），那个年代‘积代会’如同现时的‘劳模会’，是很吃香的，我也显得很光荣，参加会议二十多天，顿顿十几个菜还有米饭、馒头，这让我一个连小米都吃不饱的人是多么的留恋，直到会议结束时还是那样的留恋不舍。

　　八  弃学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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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年我和当年一块当过兵的王克邡等战友们闲谈时，有人提到当时为什么选择当兵，多数人说：新鲜、光荣、吃的好、没有想太多就来了。我却说自己当兵就没想过要回去，只是想如何到外面的世界去闯闯。大家听后说：“难怪1969年在环县一块参军的160多名新兵中，后来提干的仅有四位（我、慕清善、曹武军还有一个军医陶振有），干到副团的只有你一人，原来这与你有理想、有抱负分不开”。因为那时经商属违法就按投机倒把治罪批斗；上学取消了高考；自谋生路生产队不准假，只有一条出路——当兵。为了当兵不想被婚姻拴住， 22岁的我已到了谈婚论嫁年龄了，面对家里人给我张罗着介绍对象，心里早就取消了这时结婚的计划，后来被亲戚们逼得没办法，便只好应付着去相亲，走时正在帮着杀猪穿着一双带泥的雨鞋，家里人让把鞋换了去，我都没听从没收拾就走了。六哥张作汉把我带到了一个村子见了一个随母亲改嫁到当地的姑娘，这个姑娘原籍是吴忠市郊区，一心想着回去，不安心山区不打算在当地找，但见到我后，看到这个山沟里的娃留着分头，别着钢笔，一副学生模样便同意了，但我心不在焉离开女方家出来后，领我去相亲的六哥问怎么样？我却说我都没注意看，谈不上怎么样。后来当众亲戚得知这姑娘人样、条件都好，听到女方愿意，认为不能失去机会，便轮翻上阵给我做工作，我外出创业巳铁了心，就是不同意，无奈之下，家人妥协了。

　　想当兵的思想早就有了，1969年1月26日一个平时不写日记的我，那天还专们写了一篇发誓要当兵的日记。1967年听说征兵开始了，当时在家的我约上同村的张广成已走到岸畔上了，那天北风吹雪花飘寒风刺骨，到乡上要步行三十里，就没走成。到1968年冬，在环县一中上课的我，被学校安排到两里外的县城看守所，调查学校一名在押姓黄的学生写反动标语的事，调查完毕返回学校时，在街上看到一队一队的青年往县医院走去，一打听才知道当天正在检查身体验兵。因为在校学生不在征兵范围内，农村征兵动员后在校上学的我不知道，本来就想当兵的我立马改变主意，随即赶到医院参加了体检。多年后我还在想当时很庆幸，要不是学校当天安排我上街外调，就错过了当兵的机会，那今天又不知在干什么，体检完我把被褥和有关物品整理存放后，就离开了只上了半年的学校——环县一中，放弃了求学的生活，在学校放寒假前回到了家。1968年底我们乡有六人验上了兵，其中三人吴德贵、张广林和我是同一个村的。说起来也怪，此前我们村没有一个当兵的，那一年就一下走了三个，此后四十多年也只有过两人参军。

　　第三章  青年奋斗在军旅

　　一  在新兵营集训

　　我于1969年2月参军，被分配到甘肃省军区独立师二团新兵营参加集训，驻在天水市北道埠，受训的有来自江苏南京市、南通市和甘肃环县的新兵共五、六百人，其中环县兵有160多名。一个多月新兵集训，比较紧张艰苦，新兵最怕晚上紧急集合，听到紧急集合号声后，要在不开灯的情况下，几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携带全部器械，跑步到操场站到队列里。虽然集训是比较辛苦的，但我是有备而来不感觉到苦和累，我事事走在先，处处干在前不甘落后，在新兵营表现比较突出，加上有一次全营召开大会，要求每个连派一名代表上大会发言，共有五、六个代表发了言，我是其中之一。由于当年在校时经常登台讲话，仅在三中上学的洪德乡的舞台上讲话就不下四、五次，已经有所锻炼，所以那次发言给新兵营的干部留下了好印象，不久该地区一个大厂矿慰问新兵营邀请我们去看演出，营里要安排一名新兵代表全新兵营讲话，当时多数新兵来自大城市南京市，高中生多的是，营领导申长文却安排我来讲，这样一来我在新兵营也就出了名，迈出了第一步。

　　  二  分到连队不甘落后

　　新兵集训后，我被分配在三营十连，在甘肃定西大山湾守护炸药库。1969年4月，换防到陕西省略阳县许家坪被改编为陕西省独立师第一团三营十四连，任务是站岗放哨守护嘉陵江大桥和铁路沿线隧洞。因从小立志要干一番事业，自已来自艰苦的地方，又有吃苦的准备，无贪图享受的打算，加上能吃饱饭，还经常吃到大米白面，所以很满足，更有积极性，所以一到军营，不感觉到艰苦。仍像在新兵营集训时那样，吃苦在前，工作在先。每一天、每一件事我都要精心安排，用力做好，开会我带头发言，训练我认真操作，课间我主动加小操，练三五枪、三五弹，中午不休息做好事，下午饭后大家打篮球娱乐，我却挑水浇菜地，晚上有时还要加班帮有病的替班，就这样一天十六、七个小时连柱转，真是两眼一争忙到息灯，我的体重也由参军时的130多斤锐减到120多斤。相反从南京参军的新兵，一下从大城市来到艰苦的山沟，落差太大了，原来生活在喧哗热闹的都市，现在却是出门就上山，走路就爬坡，白天守山头，夜晚看星星。他们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下舒适贯了，一下子投入到艰苦紧张的训练中去，白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到部队后第一次见到发糕还以为是蛋糕抢着吃，后发现是玉米面做的属粗粮，难以下咽，每月还要按百分二十的比例经常吃，有的就觉得比在家时的条件差多了，感到很不习惯。对比而言，来自艰苦的农村我反到沾了光。但部队也有从其它地方农村入伍的，也有很能吃苦的，我们班有个比我早一年入伍的岳兴武，由于表现突出后来提升到连长。当时，我就暗暗以他做为竞争对象，他在农村待过会干农活，中午不休息常到执勤点的地里务菜，我也不休息发挥我的特长，不是办版报、墙报就是办好事助人为乐。在部队周日晚上要开班务会，评选一周表现好的同志，通常我被评为第一名，如偶尔被评为第二名，我就寻找落后的原因在那，争取不当第二。记得一次班里安排我们上山砍柴，我怕背的柴少落后于人，就捆了一百多斤，重量超过了我承受能力，在一个山坡上怎么都背不起来，我把它拉到陡坡上去背，结果柴捆从头上滚过，把我压在柴下，地处深山陡坡离营房有六、七里，背的少了怕落后，背的多了走不动，真难为自已。当我回到班里时，大家早已吃过了饭，进入了午休。我常用“有志者，事竟成”和毛主席“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做为座右铭鞭策自己。当兵四个月后，我就从全团五、六百名新兵中脱颖而出，1969年7月被第一个提为副班长，管理着早我三、四年前参军的老战士。有位1966年入伍的老同志河南兵周天财，年龄大、脾气大、性情暴，对一个新兵蛋子就当副班长领导他不服气。记得时年七月份， 1965年当兵的班长唐富川到宝鸡市团部参加集训，由我在家主持班里的工作。一次班里紧急集合搞演练。我吹响哨音后大家都紧张的穿衣服带武器，唯独他继续睡着不起床，我心想我刚当副班长他就给我办难看，让我下不了台。哨音吹过几分钟了，有的同志都穿好衣服带着武器往出走，就在此时周急翻身下床凭着老兵那两下干脆利索的就出来站到了队前，使我紧张的心情松了下来。就在我当副班长期间，1969年11月的一天晚上6点多钟，营部书记王志忠打来电话，让我把管理的执勤点上的伙食账交给别人，并叮咛我的工作有变动做好离开准备。我没在意，认为只是一般的工作调动。过了一个小时又来电话通知暂停调动，过了十多天把我调到另一个执勤点郭家底的三班。后来我调班经过营部见到王志忠，他向我透露：那天通知调动是省军区独立师准备调我到师部司令部作训科当绘图员，培养负责绘图的作训参谋，当连队把我的挡案送到营部后，一审查发现我的姑夫张玉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因此取消了调动，后来调动是怕我背上思想包袱而有意安排的。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姑夫的历史可能要影响很大。若调到师部当绘图员，是从山沟里到大城市，最重要的是当绘图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要提干，而且是大机关的干部，一次很好的机会错过了，师部从别的团调去了一个叫王世荣的南京兵。

　　1969年底，当兵一年我被评为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第二年，营部要从各连抽选出一名先进人物组成演讲组，巡回全营讲用：七连是表现优秀的吴福来、八连是奋不顾身排险保护火车的一等功荣立者张从强、九连是舍身救人的二等功荣立者杨国忠，我作为十连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织极分子也参加了这次巡回讲用。一个多月巡回全营，二十多个执勤点介绍先进事迹。1970年10月我被提升为班长。1970年8年入党，同年11月，我被选为连队唯一的党代表，出席了陕西省独立师第一次党代会。

　　1970年12月，连队党支部改选，我被选为党支部青年委员，是当时全连唯一的战士支委，后来到1971年3月支委扩大会上又补选了另一名战士胡全民当支委。1971年3月，连队成立团支部，副指导员田宗俭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回忆这一时期的经历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排长平凉人高永亮、我的老指导员河南人杨长有、老连长宁县人杨天忠、汉中阳县人王仁义，他们都特别器重我，在他们的培养和教育下才使我有了以后的发展。

　　三  遇到了挫折

　　今天，写到这里总觉得我太幸运了，一路上平平坦坦，其实我背后的难言却难以形容，何人又会感同身受呢？古语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曾其所不能”。天并没降大任于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成长过程，也是要磨练的。凭着我在部队的表现，入党、提干这些事情理应是很顺利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我所在连队党支部3次向上级申报我的入党申请均未被批准。缘由是在那个处处讲出身、论成分的年代，我的姑父张玉风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受此影响我的前程几乎就此画上句号。就因为我表现特别突出：全连一百多人有两个学习毛主席著作极积分子，我是其中之一，，又是部队树立的标兵。连队认为如果不解决我的入党和提干问题，就不好向大家解释，以后的兵就不好带，为爱惜人才树立榜样，在连队的多次请求下，团政治处特派七连的王兴等两个人，到千里之外的宁夏盐池县麻黄山乡张家湾，我姑父居住地进行调查。当他们乘车到环县后，由于那时前往目的地不通公路只好步行翻山越岭走了近二百里才到达，接待调查人员的大队文书恰好是我姑夫的侄子张兴昌，问题算是查清了。调查后上级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那时候调查部队人员的社会关系是个平常事，通常采用公文函调的方式，为什么对我仅仅为了解决入党问题要派出专人去调查，派出调查组在今天也是少见的，更何况是在那个年代，交通、物资、人员各方面紧缺的情况下进行的。是情况特殊呢？还是问题重要呢？

　　入党的问题解决了，但提干这道关还是过不了。那时人们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定终身。提干要求比较严，需要上团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因为我姑夫的历史问题连队党支部四次上报我的提干都如石沉大海，比我晚上报提干的人一批又一批都批下来了，就是我毫无音信。这一时期，我也有一些想法，比较悲观、睡觉不实、吃饭不香、人也瘦了一圈、头发脱落了。因为提不了干就以为着要复员了，我当初参军的目的就化成了泡影了。这是我当兵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最后一年了，最后离老兵复员只剩下两个多月了，没有什么希望了，苦脑中我开始做退伍的思想准备了。正在这山穷水尽无疑路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出现了，一个人他给我带来了希望，他就是团里管干部的副政委李照行，他带着团部宣传股干事陆阳到我连检查工作，指导员把我提干受阻的情况给李副政委说了一遍，并向他建议听取我如何带领所在班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并指导工作的事迹。开始他不打算听取，认为那有啥听的，但经不起指导员的一再劝说便同意听汇报，我就带着我班战士沈得波一同到他住宿的连队招待所房间，只有四个人参加的汇报会，向他汇报我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响应毛主席学习哲学的号召，如何学习唯物辨证法，解决问题有办法，怎样转化后进战士的事迹。当时个别调皮捣蛋不服从管理的后进战士，各班长怕影响‘争四好’‘创五好’都不想要。连队领导认为我兵带的好，就把这些“头疼兵”往我班里塞，有个宁夏中卫兵叫汪进义，当时年龄小不太听话，其它班里都不要就放到我班里来，接着还有一个叫伊光光的青海城市兵比较油，不好管理连队也只好放在我们班里。这些后进战士经我一带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班照样是连队的尖子班，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些事迹我巡回全营多次讲过，背的滚瓜烂熟，当我把这些事迹既用高深理论概括，又用经典语言表述，既穿插笑话宣染，又不忘用幽默调侃，讲的有理论、有事实、有哲理。他听我汇报时笑的前俯后仰，听后很是赞赏，深受感动。在全军因林彪九·一三事件，部队冻结提拨干部的情况下，回去后把我特地提到团党委会上研究，于1971年底，破格提为干部，担任排长。这段经历是我一生印象最深的一段，也是最难煎熬的一段，因为它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是当农民还是当干部、是留城市还是回农村、是干体力还是用脑力。以后我常想：那时候部队驻地分散，一个团的主要领导三、四年都下不来一次，而且奇巧的是在我既将复员前，李副政委下到我们连队了，他又是主管干部的，能拿住这个事；还有要不是指导员的一再争取，那今天我又是一种什么结局呢？机遇的重要性令人不得不服。事后多年朋友们闲聊起来，有的同志针对当年我因姑夫历史问题，影响入党提干差点误了前途，询问我为什么当时不隐瞒，要如实的向组织说明呢？我姑夫历史问题，是我在入伍前征兵填表时主动写上的，要是不填，住地偏僻，历史问题部队是不会知道的，那现在我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1969年11月那次如果调我到陕西省军区独立师，做为司令部作训科参谋后备对象学习绘图成功，现在也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了。不过对当年如实填报社会关系我至今不悔，靠投机成功不算真本事。

　　四   提干后开始走运

　　我是1971年12月被任命为一营三连三排长，在宝鸡市上马营工作了三个月，提干后我就开始走运了，接着好事连连，1972年3月，因我擅长画画，被抽调到团宣传股当干事，我从基层调到了机关。这时省军区和独立师分别举办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团部派我去参加。先后四次参加学习班读了《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共产党宣言》等十多本马列著作。抽空读了《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科学社会主义》二十多种书籍。通过学习丰富了理论，坚实了基础，组织安排我担负党委中心组理论辅导员，经常参加党委会，整天和首长打交道。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给党委、机关、部队上大课讲理论。在一团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过“帝国主义是垄断、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在基层干部大会上讲过“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形式”。 在省武警各支队团职领导干部参加的理论研讨会上，我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参加会议，总队领导安排让我向大会讲：“怎么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73年10月，我参加兰州军区干部学校在华阴县办的学习班，给西北五省几百名学员，我只带着一张纸的提纲讲了一个多小时的“唯物辩证法”。由于讲的生动活泼，能理论联系实际，讲完课后，青海、新疆建设兵团庆阳籍的乡党们纷纷走上前握手祝贺。那时我是党委中心组的理论辅导员，加上我又善长演讲，常给部队讲马列，战友们就给我起了个“张马列”的雅号。为了夯实自已的理论基础不断升化自己，利用我自已负责发放书籍的机会积攒了许多书，仅政治书籍就积累了几箱子，因而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我还感到不足，不断地寻找机会参加学习。1984年7月，我参加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陕西省第二期面授班的学习。因参军时只有中学文化程度，我开始攻读大专学历，1986年6月报名北大函授，当时我团报考的有四十多名，大多数都是六十年代后出生的高中毕业生，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直到参军前再未上过文化课。报考必须参加全国统一命题考试，这对我一个初中生没上过高中文化课难度可想而知，而且只有四十天复习时间。我为了能考上走着站着都在背诵，边做饭边赶着面条也在听着录音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以总分327分超过录取线四、五十分考上了，有的八十年代后毕业的高中生反而没考上。1989年7月，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函授专业。 1987年7月份，我又报考了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于1990年7月毕业。

　　五  结婚成家

　　1975年，我在团当宣传股干事时，就开始谋划着找对象了，当时我己经27岁了，老大不小了，俗话说：“男大当婚”，我己经该结婚了。在这之前也有人提过：家里来信说山城乡有个大队支书的女儿在县百货商店当售货员，是对方主动提出还随信寄来了照片，家里人拿当地情况对比，觉得这个条件很好促我答应。由于当时我已经是干部了，考虑在老家找对象不方便以后的生活，就没接纳。接着又有人介绍庆阳市军分区司令员的女儿和西安市警备区一个副政委的女子，并答应对方陪送一套家具来打动我，其实我心目中的条件既不是对方的职务，也不在于其经济条件，所以也就放弃了。1974年12月，我第一次探亲回家遇见何团庄到我家串门的大外爷，他很着急地说：“呀！你都27岁了，还没结婚那咋能成”。因为在当地20岁就结婚了，所以惊讶也不奇怪。其实那时我并不着急，我知道只要在部队提了干部找对象并不难，介绍对象的人还是很多的，实际上就在我那次回家路过庆阳市时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在部队当班长时的副班长张生彦，这时己复员被推荐到庆阳地区师范上学，我们相聚时他带我到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看病时，那位给我看病的内科女医生听了我战友对我的介绍，得知我还没找对象，那时军人比较吃的香，随即提出将她在地区剧团拉小提琴的女儿介绍给我，我看了照片觉得还满意，答应返回时见个面，结果回来时买的是直通到咸阳的车票，中途未停留就直接回来了，加上当时主观上还是想在当地找，那件事也就黄了。不过那时找对象不像现在社会开放了，接触面大，交流的方式多，相处的机会多的是，那时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的进行，如果公开进行，有人会因为你见面选择的多了说你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会影响进步的。那时心高气傲，见的多谈的少，我采取速决的办法，看不上的不再接触，以避免造成不良影响。比较谈的时间长的一个是在四川成都市铁二十一局信号厂工作的，1973年她在西安学习时，我在独立师医院住院经人介绍双方认识的。由于我患的是尿化验有红血球，开始定为尿路感染，治不好就怀疑是肾炎但也不像，前后七、八年住了三次医院，并在当时条件最好的二医大住了二十多天也不了了之，这个病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自然好了。接着1974年冬又得了个溃疡性结肠炎，先后也住了四、五次医院，又是长期治不好，人消瘦的只剩下120多斤了，形象也不佳，当时对患这个病很苦恼，也无心谈恋爱了，所以当成都这位王姓姑娘不断催促叫我到那她里去，我一再推，她见我不去就提出要来，我也托词不答应。她就每半个月写一封信来，也苦了这位热心姑娘，就这样拖了两三年后她也只好放弃了。说实话那时我一个心思在看病，我深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走一地看病一地，已无心顾及找对象。后来谈了个家在某国防研究所的姑娘，第一次双方在她家见面初步同意后，约定“五一”节到她家座客，当时我部驻地礼泉县离咸阳市四十多里，由于部队节前放假，四月三十号下到咸阳无事可做，在取得介绍人的同意后，我按照当时的礼仪买了两瓶苹果罐头、一包白糖、两包点心高高兴兴在先一天晚上去到了她家、去后她因我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提前去了，一脸的不高兴，我显得很穷迫，拿去的礼品也不要，当时我心想，既是不成礼品拿来了就留给老人们吃吧，可是对方坚决不收，叫我下不了台，我只好又拿走，回到团部在咸阳的留守处招待所住宿后，半晚上睡不着，我想既就是我没按约定提前一天去了，也不应给我办难看吧，经过三思后我决定不谈了，第二天我还是按约定的时间去了，她表现的倒很热情，话也多，和昨天判若两人，中午家里专门为我包了包子，可我已铁了心，倒显得很凉，到吃午饭时借口“五一”节，同事到公园游园要照相机照相，因我保管需回去取决意不留，毅然离开。回去后我就写了封信说明原因，不在相谈，这使得对方深感意外，后悔莫及，后不断来信解释表白，我觉得此人不近人情不在联系。后来谈了个在蔬菜公司工作，因其父正在坐监狱组织不批而罢。

　　1977年的7月，经人介绍和现在的爱人苏桂兰见了面，见了面感到满意，再说当时实际年龄已经29岁了也该结婚了，我们就开始了来往，1977年10月我提升为连队政治指导员，从机关下到了周至县，这时我们开始商量着结婚的事了，结婚准备齐全了，就是没有地方，那时不像现在房也不好租。1977年12月7日结的婚，这之前我下到连队工作，原来住在部队的房子上交了，离结婚的日子就剩下十多天了，可是结婚居住的房子还未找到，就在这时我岳父所在单位西北国棉七厂，解放军驻厂‘支左’代表，把分给自己的一间半带灶房近40个平米的楼房让给了我们，及时的解决了我们的困难。房子有了，我们就买了一套新家具，床和桌子都是从上海专购的，在当时新房布置也是很新时的，一些人还很羡慕。

　　爱人苏桂兰， 1952年10月出生，老家是东北辽阳市人，1970年10月参加工作，在咸阳市氮肥厂仪表室工作，她传承了东北人的那种为人直爽、厚道、诚恳的特点，我在部队基层工作那些年，我们长期两地分居，她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是很辛苦的，她对我的工作给了很大的支持，记得她给我讲过最难处理的是下班回到家上楼，那时我家住四楼，她如果先把孩子送上去，孩子单独放在房子再下来扛车子不放心，如果把娃放在楼下先杠车子上去也不放心，如果一手抱孩子一手杠车子又杠不动，那时我家用的是‘二八’飞鸽牌子的大车子，加上楼道狭窄，真难为了她，做为军嫂的她我事业的一半也有她一半。插图4

　　六  担任连队指导员

　　1977年10月，我提升为连政治指导员时，当时是全团最年轻的指导员。先安排到机炮连工作，1978年8月调整到三营十一连，这个连驻守铜川崔家沟煤矿。去之前就知道这个连队问题多，连长、指导员双双被转业，该连是全省军区最差连队。我到任的第三天发现有人把青蛙放在连队的信箱里，第五天就有战士打架，打的头破血流，最典型的是一个宁夏籍战士，在我到连队的第七天站岗下哨回来时，歪戴帽子斜穿衣，松松垮垮地走过来。我碰见后问为什么军容风纪不整，对方却满不在呼地说：“习惯了”。当我在队列前不点名的讲这件事时，那个战士竟然在我讲完话后举手要说话。我意识到他不服，可能要当众和我争辨，为避免难堪我立即宣布部队解散。联系我到连队发生的几件事，结合了解调查到的情况：由于原连长、指导员早已听到都要转业，有走心无守心，使得连队管理放松了，战士作风散慢惯了，部队纪律很差。看准问题症结后，我先从抓作风纪律入手进行整顿。首先抓住那个军容风纪不整的事不放，先召开班务会让大家讨论，可是那个战士不求进步也就无所顾及，坚持不做检讨。我就安排副指导员刘生军，找他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认错，事发后虽然拖了一个多星期了，这个战士认为可能过去了，连队不会再追究，没想到副连长李向东又找他谈话批评，安排班务会进行帮助，十多天过去了连队还抓这件事，这位战士感到实在磨不过去也服了，主动要求在班务会上作检查。事后他私下对人讲：原来连队干部一件事讲讲就过去了，不像这个新指导员不认错就不放过。

　　我这多年抓工作形成了一个环节特点：凡是觉得做不到的就不布置，但是布置了的就必须做到；凡是布置工作都得提出要求限定时间，到时就要组织人员检查落实；凡是安排过的工作到时都要总结、讲评、表障；凡是树立荻奖的先进都要和入党、提干、晋升挂起勾来，使人看到有希望有奔头。这个特点给我后来的工作帮了很大忙，我所到过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凡是我布置的工作下面就非常重视想法完成，知道忽弄不过去。后来我在礼泉县公安局工作时，就形成了每次局里开完大会后，在家值班的同志就向参加会议的同志打听是那个领导布置的任务，得知是我布置的都不敢马虎。我的性子比较急躁，干什么事不干不说要干就要干好，直到现在。有一次我和住对门的咸阳市公路局书记李秀文闲谈时，他在讲我的优缺点时说：“你太要求完美了！”我意识到这个“太”字，不是个优点，反倒是我的一个弱点。

　　由于我的这种性格，决定了我每到一个新单位都要做出规划，设定目标，见不得拖拖拉拉，看不惯松松垮垮。通过和连长连兴发、副政导员刘生军、副连长刘二丑大家的共同努力，到1979年年底时，我们这个原来的后进单位有了很大的转变。作风紧了，纪律严了，风气正了，各项工作都有了起色。

　　七  以点为家建设连队

　　1980年4月7日，我连换防进驻耀县505信箱和二号信箱，任务由看押变守卫，环境由集中变分散。担负守卫几十个装满炸药窑洞的任务。全连驻守在七条山沟里，分散在八个执勤点上。1980年进驻时，沟壕纵横、砖石遍地、偏僻荒凉。院子杂草丛生、高低不平、有的执勤点甚至没有院子。由于我们接受的是个新建立的执勤单位，所以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连队首先提出改造环境建设家园。第一个阶段提出大战四十五天，挖士、填沟、拣砖(建库箍窑废弃的砖)铺路，九班拣砖2400多块，动土416立方米，八班驻地最高从山下六、七里路上拣废砖肩挑人背，竟用架子车拉了50多车，6个星期天没休息，后来又在较冷的西山顶上打土坯4500多块，班长罗文江双手冻烂了九处。四班长李义本原约定正月初四结婚，家里人杀猪宰羊一切就续，但他考虑到副班长外出培训，为改造好执勤点放弃回家，大年三十冒雪挖土垫院子，致使未婚妻来信要吹灯。直到女方给连队来信，党支部才安排他三月份回了家。周军为美化环境，写信从老家户县邮寄几十种花草籽种来种植。

　　每个执勤点都铺了砖地，院子围了砖墙，砌了花园。两年全连共拣废砖223000块、铺砖地2468平方米，砌砖墙1087米、修花坛17个，动土1723立方米、开慌种地86亩，从离营区六、七里挖树苗到各执勤点种植，全连共种树苗9400棵。营里向团部汇报我们连队的数字时还引起了怀疑，后勤处长于志达管过营房建设，他一听废砖就拣了二十多万，认为二十多万能盖一栋小楼竟不相信。政治处主任李廷伯因为他平时办事比较认真讲原则，人们叫他“李原则”，他到连队后抽查到其中的一块苗圃，拿根木棍一棵一棵的清点，实地察看上报的24100棵树苗有无水份，通过检查信服了。一进入改造过的营区和刚驻进来时形成了两个天地，现在是树木成行、鲜花满园，达到了春有花，夏有荫，也做到了美化、绿化、净化，营区内无杂草、宿舍内无痰迹、院子里无纸屑，干净、清爽、舒适。

　　八  抓整顿严明纪律

　　1980年改革初始，受社会上不良风气影响，一些战士来到部队，一旦达不到入伍目的，入不了党、提不了干就闹；有的临复员前摔东西砸玻璃给领导出难题办难看；有些后进兵，当时被称为‘头疼兵’，不求上进不服从管理，动不辄就说自已有病‘压床板’、不起床，有的甚至以‘穿新衣服’（不想活了）威胁领导。致使一些领导不敢大胆管理，更滋长了个别人我行我素的毛病。针对存在的问题，连队开展了一次作风纪律整顿，发动大家查问题、摆表现、查根源。结果连部一收集发现，被批评的同志都是平时表现差不多，只是偶然发生问题的人。真正连队最头疼的成都籍八班战士牛某某却没人敢惹，不敢给其提意见。我在抓部队作风建设上，历来坚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全盘着眼从抓典型入手；从普遍着眼从抓难点入手。抓部队要敢于碰硬，不能绕道而行鞭打快牛。因此连队把平时撑握的那个‘头疼’兵的问题收集归类，摆出来对其开展批评，这个战士一度不服气准备闹，我们专们安排干部做思想工作，帮助他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后来他有了一定的进步。事后他对同乡说：“我过去在社会的大风大浪里都没事，却没想到在这个小山沟里翻了船”。 1979年，武汉市入伍的敬某某，由于入伍前养成了一种自由散漫的坏习惯，入伍后旧习不改，他原在特务连，因该连管理不了调到我们连队，来后多次和别人争吵，最后发展到打架。为教育本人，警戒全体，支部决定给其警告处分。因为知道这个战士性格暴躁，没人敢去宣布，我就到这个班所在的执勤点西山住下来慢慢做工作，因他事先知道了情况，明白我去的目的：当我到他们班里后，他就在我面前示威，在他们班的房间当着我的面拿着上了刺刀的枪练突刺，枪刺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思想上也做了随时防挡的准备，为防发生意外，当天晚上安排班长将所有的子弹收集起来统一保管，并安排一个人睡在床上，但不能睡着随时予以监控。因为这样的恶性事故曾经在我们部队发生过：1970年我们部队驻守宝鸡市五里庙某信籍的二连，一个陕西兴平县1968年入伍的战士王耀宏，因为没能入党，把问题看到姓郭的指导员身上，利用晚上自已站岗放哨的机会，用装满子弹的两枝冲锋枪半夜突然向正在熟睡的全班战士扫射，当时全班九个战士，除一个做饭的住在另一个房间，还有一个当天到团部卫生队看病的外，其余七名全部被打死，罪犯本人也自杀身亡。

　　尽管那个战士脾气倔犟、性格暴躁、头脑简单、不接受处分，但最终我还是帮助其认识了错误，也愉快的接受了处分。这个战士自接受处分后，确有悔改的决心，主动要求给执勤点喂猪做饭，中午晚上还照常站哨，深得全连的好评，临复员前大家一致建议取消给他的处分，在后来的半年评比中还评上了嘉奖。我的体会是抓部队带兵不能等到问题成堆再抓，要从苗头抓起做到防患于未然；不能绕道而行要迎难而上，解决最头疼最棘手的问题；不能半途而废要有一抓到底的决心。我们连队经过几次整顿：风气正了、纪律严了、作风紧了，为后来连队跨入先进行列奠定了基础。

　　九   做好战士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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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新时期当兵吃亏论，认为收入不如在家做生意可观；当兵学技术未能如愿以偿；入党提干落了空；逗风景见世面但驻地艰苦，一天三顿饭围着哨楼转，不是学习就训练，感到没意思。如从镇原入伍的战士吕润军在家从径川县拉草帽，一次能争200多元，认为当兵没油水，不如早点回家抓实惠。战士黄随跃探家回来说：“我的同学现在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当了工人，比自已强多了，感到自已当兵没出息”。结合部队反映出的各种思想我在做政治思想工作时注重做到：

    一是摸清脉搏，加强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常言说帮人要帮心，帮心要知心，为了做到知心，我和连队百分之六十的战士都交上了朋友，平时主动和他们亲近，了解他们中间家庭、婚姻和思想问题，也谈自己的情况，通过谈心、交心、换心，做到亲密无间，无拘无朿。战士有心里话也能找我说。一年多来，连队有67名战士和我交谈家里情况；有16名战士找我出主意处理个人婚姻问题，还有的让我看女方照片请当参谋，我也主动利用战士未婚妻来队介绍情况，他们中间有了矛盾我就及时写信促和。班长李义本未婚妻因为小李末按约定赶回结婚来信要断绝关系，经我做工作疏通了关系。摸清脉搏是要通过依靠群众才能掌握，因此我注意培养了一批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通过他们及时了解部队的动态，做到底子清，情况明。一次一个战士在住院期间和地方一女青年熟识，出院后每次双方通信的内容都被本班的一名战士反映给了我。由于掌握了情况，有了苗头都能及时抓准解决，预防了各类事故的发生。

　　二是结合实际，注意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在连队面临会议精神多、文件材料多、政治教育多的情况，我注意从实际出发，把不同的教育内容都和战士的思想实际挂起勾来，着眼解决实际问题。不单纯追求讲课次数、不应付上级安排而完任务、不搞空对空，使政治教育落到了实处。如在“四有”“三讲”“两不怕”的教育中，我就没有按部就班，而是针对存在的“当兵吃亏”的思想，根据大家反映出的入党难了没盼头、提不了干没奔头、当兵不逢时机没奔头的思想侧重突出吃亏为荣的教育。副班长刘继忠患胸壁结核，三次住院开刀，取掉三根肋骨，通过教育出院后放弃全休，训练长跑样样工作坚持干。

　　三是先见之明，发挥政治工作的远见性。政治工作不能依赖等靠，只有主动才能发挥其极积作用。1981年我在上级没有按排的情况下，在连队主动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1982年我又根据存在的问题主动抓了共产主义教育，结合教育，开展月评五件好事活动、举办先进人物图片事迹展览、我还给战士家长写了34封家信通过他们配合连队教育。思想一通百通，许多战士认识到没有昨天无数先辈吃亏，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利益，没有我们今天的吃亏，就没有明天更多人的幸福。有六名战士面对父母患重病，有两名嫌当兵“没出息”、“没前途”而告吹，有五名战士的家属来队要求让早些退伍回家务农或参加工作，但他们都能正确对待，写信帮助家人打通了思想。战士雷万红一次到铜川市办事，返回时遇见一位大爷回去买不上票，就把自已的一张票主动让给老人，自已摸黑步行60里赶回连队。卫生员史永红为了给大家看病治疗不分昼夜，背着药箱从一个执勤点到另一个执勤点，不辞辛苦为大家服务，还想法办起了《连队卫生月报》为大家介绍治病防病的知识。

　　人的思想上去了，工作有劲头了，这一年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走到了前面，1981年四月份，团里、各营和各连领导五、六十人在我连召开了贯彻共同条令现场大会。

　　从此我们连由1978年时期全省军区确定的后进连队，在短短的两年多跨到了团里的先进单位。团里转发了我们连进行的共产生主义教育，并向其它连发了学习的通知。1982年2月，省军区政治部让我在省军区召开的基层政治工作座谈会上介绍了我们连是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十  成为精神文明标兵

　　跨进先进单位后，连队党支部没有满足现状而是不断攀升。我们根据连队驻地分散，点多线长，最远的执勤点相距连部要六十多华里，最近的也有四、五华里；处地偏僻，环境艰苦，开门见山，低头是沟。一些青年战士感到在大山沟里“执勤站哨、生活枯燥”，埋怨环境艰苦，厌倦部队生活；有个人爱好特长的，苦无发挥之处，总感到没有“用武之地”， “看没看的，玩没玩的，逛没逛的”；还有的觉得生活单调乏味，普遍存在“三慌”， “训练之后累的慌，业余时间闷的慌，节假日里闲的慌”。为活跃大家的文化生活，八班带头整修了一间房子，摆放了扑克象棋，挂了几十条迷语，作为大家业余娱乐场所，吸引了大多数同志。

　　八班的创新，引起了连里的重视。我们以此为契机，创办起“战士之家”。“战士之家”是以连部为中心，分散建立起来的。内容新、项目多、花钱少，既适应青年战士的需要，又适合分散执勤的特点。 “战士之家”的主要内容是“六室、四组、一场地”。“六室”即图书室、荣誉室、美术室、电视室、广播室、游艺室；“四组”即演唱组、板报组、理发组、修理组；“一场地”即体育活动场地。同时还建立了“两报”、“五栏”，即黑板报、《连队简报》、“军事训练竟赛栏”、“报刊资料剪贴栏”等。项目根据执勤点条件而定，不强求一律。连部住房比较宽余，项目就搞的比较齐全。全连八个执勤点有五个点办起了游艺室。荣誉室里陈列了建连34年历史图片、历年功臣、先进标兵事迹介绍和“战斗历程示意图”以及各类锦旗奖状。图书室中集中图书790多本，各类书籍，统一借阅。游艺室有项目十二个即：镜中点炮、钢针扎靶、花环套瓶、彩灯谜语，口吹小球、钓鱼、吹蜡、扑克、象棋、军棋、跳棋和各种乐器等，同时还有《笑话园地》以及各种字画112幅。一年后连队已有扑克、象棋、军棋、乒乓球、羽毛球、杠铃等文体器具79件。“战士之家”星期三晚和星期天开放活动，逢年过节全天开放，团长、政委、主任几次来连都参加了活动，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渡过了节日，实践证明：“战士之家”是青年增长才智的园地，陶冶思想情操的课堂，活跃连队文化生活的场所，建设精神文明的一种必要形式。 “战士之家”办起后变过去课余的逛、溜、窜、谝、吵的现象变为学、乐、唱、跳、干的良好风气，如新战士杨虹是个独子，在天水市长大，家里生活条件好，刚入伍时看到“方园几里无人烟，整天围着山头转”，心里凉了半截，多次在被子里偷着哭鼻子。开展活动以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尤其是调他到业余演唱组后，精神面貌大变样，很快成了连队的演唱骨干。团员何华园是1980年从省军区警卫连调来的，从闹市西安来到偏僻山沟，情绪一落千丈，下连呆了两小时就借口买东西擅自跑回家住了7天，领导教育不转意，还提出调连要求，是团里挂上号的后进战士。调到业余演唱组后，发挥了特长，他几次放弃节假日休息，积极办专栏、糊彩灯、演节目，他说：“现在我思想安心了，一点儿也不想离开一连了”。战士于作祥是南京市入伍的，他觉得山沟不如城市，当兵不如招工，压床板、闹复员，上哨抓兔子，劳动甩袖子，平时和班长拌嘴皮子，是连队的头疼兵。他受参加《战士之家》影响，有了明显变化，积极出点子，想办法，成了活动骨干，连队决定调他直接负责管理《战士之家》。后来大家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他自费购买了锥子、剪刀、皮子，利用星期天巡回各执勤点义务为大家补鞋二百多双，还为连队修电话、安喇叭、接灯头、办了许多好事，1982年被连队评为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出席了团部召开的“双先”会议，后来入了党，受了奖，由后进变成了先进。

    1982年3月，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长听说我们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开展的好，本意是来了解情况加以总结。当一走进连队大门时，举目一望，眼前一亮，发现八、九个制做规范、讲究、大气，上面写着《战士之家》各种活动室的牌匾分别挂在各门上，当时他连声说：“不错！不错！”当他深入到各个室内看完其内容后，当即表示回去后给省军区领导汇报，组织全区有关人员来连队参观学习，召开现场会。陕西省军区，对我们连队在兰州军区范围内率先首创并举办好《战士之家》之举很重视，决定组织全区范围内的团副政委、各团的政工人员和军区机关有关人员，用几辆大轿子车拉着行程几百里，来到我的连队驻地耀县召开现场会。兰州军区主办的《人民军队报》于1982年6月15日用第三版一整版刊登，标题是“山沟里的笑语 执勤点的欢歌”，并以副标题—“访陕西省军区某部一连《战士之家》”，还刊发了“战士之家好”的短评。这一年我个人和连队分别被团里树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先后出席了团部、咸阳军分区召开的“双先”代表大会，1982年10月又出席了陕西省军区部队、民兵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

　　1983年，我们在1982年创办《战士之家》之后又迈上一个新台阶，我出身农家，深知战士复员回乡后找工作的难处，为解决他们的出路，将来复员回到地方后发挥作用，利用他们年轻的精力在部队学点技术。我们在连队开展军地两用人才培养活动。在《战士之家》内增添了“育才室”，把《战士之家》变成增长才智和学习技术的园地，建立了摄影、修表、财会、裁缝、电工、木工、烹饪、写作、数理化等18个专业，采取固定时间办班学习，聘请专业人员负责教学。除连队拿出资金购买器具外，战士自动捐款3100元，个人邮购自购书籍500多本，有照相机十多架、放大机两台、万能表四个，还有缝纫机、补鞋机等各种教学用具32种，达1274件。战士吕润军自学摄影，仅1983年就拍照放大照片3000多张，并帮助20多名同志学会了摄影技术，还被上级机关和兄弟连队邀请去照相。1983年8月，吕润军光荣地出席了支队召开的团代会，会上印发了他自学成才的材料。战士雷万红学习电工后为连队和驻地群众修电视机六十多台，收音机50多台、还自制了电褥子、充电器、挠了变压器，后又钻研电孵化小鸡。战士周军学的是画画，他的剪纸被《人民军队》报刊登并获三等奖。战士许和金学习电工进步很快，被团政治处选调到机关放电影兼职电工。文化教员缪利庆是一名业余美术书法爱好者。他为连队书写各种字画50多幅。育才学习班办起后，一些战士由过去觉得闲的难熬，到现在感到时间不够，有的放弃休息和看电视的时间抓紧学习，截止1983年10月，我离开连队时，己有18名同志在自学专业上初见成效。我为了带动大家，也创作了一幅山水画《猛虎下山》挂在《育才室》供展览。

　　连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做法，当时走在了兰州军区全区范围内的前面，不久也有其它野战部队连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消息见报，我们连队的做法是在陕西省军区范围内的又一次首创。1983年8月，全团又一次集中各营教导员和各连指导员以及机关有关人员五、六十人，来到耀县我们连队驻地现场参观学习，我们抽出二十多名骨干当场做了技术表演。我在连队搞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为我后来调到团机关指导全团的军地两用人才也奠定了基础，调到团机关后我利用其分管的职责，又在部队大力开展了军地两用人才培养活动，1986年我在团机关三楼会议窒举办了一次军地两用人才大型展览，组织机关干部、驻咸阳部队和团首长进行了参观，一些部门领导看了展览后，看到战士学习技术后用缝纫机刺绣的床单和制做的各种蛋糕后，很高兴，认为这个办法好，号召一定要坚持开展下去。接着1987年3月我又在二中队抓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试点。实行开门办学，依靠军队、地方、家长三方共管，使得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方法更多、效果更好、规模更大，在连队守护的国防单位202研究所大礼堂举行了大型军地两用人才成果展览会，省武警总队政委闫志强和政治部主任刘忠恩到会进行了参观并讲了话，省电视台也做了新闻报道。

　　1981年到1983年，团连续三年在我们连分别召开了“贯彻条令现场会”、“精神文明现场会”、“军地两用人才现场会”。三年来我们连队成就不断涌现，荣誉不断增添。大家把这一阶段比作是连队的“大跃进”，用火红的年代来形容比喻。2014年春节，当年连队的二班长，现在在北京做生艺的高长明给我打电话拜年时还说：“我有时一想起当年在连队时的那些日日夜夜就不由得掉眼泪！”同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几年是我一生烙印最深的几年。是我出力流汗最多的几年，也是我和战友产生感情最深的几年。我忘不了当年为连队做出贡献的老连长连兴发、副指导员刘生军、副连长刘二丑、一排长金耀玉和张群来、二排长汪伪保、三排长李振林、司务长阮建国，还有那些难以忘怀的好班长罗文江、高长明、李文本、马绪堂、代学福、薛江、还有卫生员史永红、上司杨文弟等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奉献和支持才使我把连队带向先进。1983年，我们部队己移交给陕西武警总队，这一年我们中队（交给武警后连队改名中队）又被改编后的武警总队树立为先进单位，我个人又被树立为先进个人。1983年10月，武警总队召开了“双先”代表大会，当我代表单位在大会上介绍完事迹后，经过对七、八个单位大会发言人的进行评议，大会一直觉得我们单位先进事迹突出，被大会树立为“双先”标兵，推荐出席武警总部召开的“双先”代表大会。1984年5月13号，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大会，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插图6作为一个连队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家级召开的会议是相当不易的，这是我们这个团十多个连队过去从未有过的事。

　　十一  改进部队政治教育

　　 1983年12月，我调到团宣传股帮助工作，1984年4月任命为宣传股股长（副营级），负责部队的宣传工作，主抓政治教育。在新的形势下，由于部队人员成份、思想特点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给部队的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如何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形势，就政治工作怎样搞？连队教育如何抓？进行了摸索研究：着眼于战士兴趣广泛的特点，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根据战士接受能力弱的特点，采取温习式、讨论式、问答式等方法，克服了以往中队上大课、部队进饭堂、打破指导员一张嘴、一台戏，干部一站一念、战士一听一散，把一言堂变成众人讲的局面；针对战士思想活跃的特点，在授课形式上注重多样化，寓教于乐，增加教育的趣味性，寓教于形，加强教育的直观性，寓教于理，提高教育的说服性。改变了一往习惯于“念稿子”像下暴雨、耳朵里灌的多、脑子里渗的少的现象。联系战士成分结构复杂的特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生搬硬套。因人施教，不搞一刀切，解决新问题不老生常谈。我改进方法搞教育，大家普遍反映，“听有情、看有型、学有趣”。这些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形式，受到了上级的好评、推广。总队政治部还把我们部队做为政治教育的试点，1988年在各支队政治处主任参加的总队政治工作会议上，我以“浅谈在新时期怎样才能搞活连队的政治教育”为题介绍了经验。

　　在支队政治处工作的五年间，我采取剪贴收集的办法积累材料十五大本：分《政治教育经验集》、《法制教育集》、《历史人物集》、《杂文集》、《基本知识集》、《锦言集》、等十一种类型。在借鉴别人经验的同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注重探讨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熟悉政治工作的新套路。经过摸索研究，写了一些体会文章。己发表或在大会做过介绍的有：“我们是怎样搞活政治教育的”；“谈淡怎样讲好《马克思主义常识课》教育课”；“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搞好部队的政治教育”等九篇文章。我亲自抓教育试点七次，1984年5月在五中队搞过《中国革命史常识》试点教育、八四年底在机炮中队进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试点教育、1986年1月在四中队搞过《普法》试点教育、七份经验材料被总队政治部以书面形式在全总队进行了转发，其中一份还在陕西省广播电视台进行了报道，我负责的“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关系四个正确对待”教育的做法被《人民公安报》选为专题进行了刊登。我还前后二十多次在大范围内进行理论辅导报告，在军、师、团级层面以上大会介绍经验七、八次。1982年3月份就在陕西省军区召开的全区基层单位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注重实效，做好新形势下的政治工作》，1986年6月，我在省武警总队召开的政治处主任政治教育研讨会上介绍了“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搞好政治教育的经验。”插图7

　　1990年5月，我被调到安康武警支队先任政治处主任，后任副政委。当时正逢全国开展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育，我就向部队做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报告。听到我讲的好，安康地区文化馆和各中、小学校长二、三百人就请我和安康军分区政委去讲这堂课，在这些知识分子面前，面对这个难度极大的课题，大家都知道这个题目不容易讲好，有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能理解，认为既然社会主义优越，那为什么凡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东德、朝鲜经济发展都远远落后于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的台湾、南韩、西德。我就用生动的事例、通俗的理论、严密的逻辑，讲事实、摆道理，一些教师听完报告后，也许地方人没听过军队人员讲课的原因，大家听后很似赞赏，听到我讲的好，各单位都主动邀请去讲，后来安康地区文教系统干脆将全区教师一千多人安排在地区大礼堂，请我去做辅导报告。直到2010年，在咸阳工作的慕清善回家路经庆阳市，和当年在一团当兵现在在地方工作的老战友们相聚时，参加聚会的庆阳地区国税局原副局长王有恭在打探我的近况时，还感叹地说“那时‘张马列’为了积累知识和增强记忆，常常背诵《参考消息》”。

　　十二  艰难的升迁之路

　　我自从担任连队指导员以后，尽管工作政绩节节见高，事业成就蒸蒸日上，但在职务的升迁上却是坎坎坷坷。指导员由1977年上任到1984年任命团宣传股长，整整当了七年，先后陪了两任副连长李向东、到刘二丑，也陪了两任副指导员刘生军、张英俊，第一任连长转业后我一个人主持工作。由当时全团最年轻的指导员到全团资格最老的指导员。1983年11月份，是上级连续三年在我们连队召开现场会之后，也是我个人和连队被团树立为‘双先’代表两年之后，又是我和中队双双被武警总队树立为精神文明标兵，中队被推荐出席武警总部“双先”代表大会。插图8

　　在这种情况下，兄弟单位的指导员是转业还是晋升都调整过了，只有我长期没动。对此，在一起开会的兄弟连队指导员都有点不平，认为先进得不到鼓励，起不到带动作用，鼓励我应找领导谈谈。我向来连队检查工作的团政委汇报了想调动工作的想法，出呼我意料的是政委说出如下一番理：“说你不能离开，你们连队是出席总部‘双先’大会的代表，如果你一离开连队垮下来怎么办”。原来是因为工作搞好了才上不去，对这种鞭打快牛的做法我真有点想不通。后来我找到团长田本富，向他谈了我的想法：“我在基层时间长了，家里有实际困难，需要就近照顾，请求组织把我调回来”。团长一听，感到我把一个上任时全陕西省军区最差单位带成了一个全省军区先进单位，又即将出席全国武警‘双先’大会，对这样一个有功人员没有正确使用，压到现在太亏了，当即表示：“你的事我们党委研究尽快解决，你可先下来到团宣传股帮助一段工作，等申长文股长一离开你就可以接任股长。”结果我就离开连队到团里报到，两个月后武警总部召开‘双先’代表大会的通知下来了。由于在这之前一直由我代表连队出席会议到团、军分区直到省军区，后来部队改编为武警，我又出席了武警总队“双先”代表大会。1984年2月上级通知中队派代表出席武警总部5月份召开的“双先”代表大会。这时团里考虑到我己经离开连队，为便于将来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改由副连长刘二丑代表单位去出席，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邓颖超的接见。我虽然没有去，但我认为副连长刘二丑当年也为连队出了力、流了汗，派他代表中队去参加开会我完全支持。

　　1984年4月份，我担任宣传股长的命令下来了，从新兵到正连才用了8年，可是从正连到副营一级就用了七年，原因前文那位政委说的干的好离不开。任宣传股长两年后，1986年升为正营职团政治处副主任，由正营到副团就非常难了。起因是1980年总队组建武警学校，内定总队副参谋长高文华担任校长，高一度是我们团的副团长对我比较了解，就向干部处点名要我去当政治教员，我对当教员不感兴趣，当我听到消息后，就立即赶到团部找到管干部的副政委赵向哲表明我不想去，赵听后说：“总队党委己经上会定过了，咱们也没办法。”我一听坏了，怎么办？又一想现在在总队担任副政委的蒲光（没有政委）主持工作，知道研究过的年只有找他才能管用，他1978年在崔家沟煤矿当政委时我是驻矿连队指导员，我们熟悉，我就直接去找他，他一听就说：“既然不愿去，他们为什么安排，是不是没有征求你本人意见？并说你去给郝副主任说让调整一下”，我出来就找了政治部郝玉珊副主任把我和蒲政委谈的向他说了一遍，他一听蒲政委说的就说：“命令文件都己经打印了，我给干部科说一下，你就不去了”。就是这次找蒲政委说事惹了祸，时任干部科长听说我直接找的蒲政委，知道没征求我本人意见给领导造成他们工作不细，加上又推翻了干部科提的方案因此很生气，从此就对我有了看法。1982年国家客机发生了几起劫机事件，上面准备从武警中召收一批空中警察，确定从政工干部中队指导员中选取，我报名参加了，当团里把我的情况上报到总队后，总队干部科以我曾不服从调动为由取消了。我是1986年11月被任命一支队（由原陕西省军区独立师第一团改编过来的）政治处副主任的（正营职），从1988年后支队就没有主任，由我负责主持处里的全盘工作。直到1990年4月，两年多支队党委先后三次向总队上报提拔我任主任，由于那个过去的干部科长这时己经升为总队政治委员，他对我仍抱有成见，不批准但也不解释原因，每次上报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音信。他看着一支队政治处主任一职长期空着也不是办法，就把他的一个乡党A由营副教导员调到支队政治处任副主任，准备接任主任。当时支队有两个副主任，党委分工由我主持工作。他就提出让支队党委上报A任主任，支队政委谷致平推拖说：“让张作祥任主任这是团党委的一致意见，我也不好改变。”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当年一支队的团领导谷致平政委、张树华支队长、谭秀钊副支队长、李廷汉副支队长，他们不顾情面，顶住压力主持正义。

　　1990年4月总队决定把我调离，提升到安康支队政治处任主任（副团级），一些知道内幕的同志都劝我说：“领导对你有看法还提拔你，是你表现突出，在总队范围内有一定影响，要是别人早都转业了，不要嫌远去吧”。我走后任命A为一支队政治处主任，接着又当了政委。后来因为部队发生了严重问题，群众告状到武警总部，上面追查，只得给了处分免去政委职务。我到安康一年零四个月后，即1991年8月被任命为支队副政委。1991年底我们支队政委袁卫生、支队长马志孝双双被确定转业，省公安厅和总队组成联合工作组到安康考察支队配备班子，当时对我们支队党委成员公开宣布，要从现有的副支队长、副政委、参谋长、主任、后勤处长五人中选拔出一名支队长，一名政委，我当时一听有希望，因为论能力、论影响、论政绩我都有信心。通过工作组找干部个别谈话、民意测评、个人述职我都排在前面，省厅干部处来了一名干事参与考察，因为以前认识，他考察后向我透露，我的考评好，估计问题不大。当后来宣布没有我时，我就打电话给总队王哲忠副政委询问：“听说我考评排在前面，为什么没有呢？”王答：“作祥，实际上工作组下去前就内定好了”。我明白了，只要领导对你有了看法，你就该卷铺走人了，我知道在部队已经干到头了，从此我对个人奋斗有了消极认识，原来我总认为：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也就是凡事只要努力奋斗，都能取得成功，现在我才明白，努力奋斗遇上搞腐败的，就另当别论了，所以说腐败是政治上的肿瘤，思想上的腐蚀剂，是当今时代最大的祸患。

　　1992年我决定转业，另换天地。后来我回到咸阳和经常一起打牌的，一帮房地产开发商成了朋友，他们知道我的身世后，特别是看了介绍我生平事迹的盘片《难忘的岁月》后，都议论说：“你一个外地人没有背景，能干到这一步真不容易”。可我内心却想，那敢奢望要什么靠山背景，只要不排挤我就算很幸运了，他们那里知道，我从入党提干到后来每上一个台级都要付出成倍的努力啊，都要面对排挤迎着打击而上，有些己经超出我个人主观能力范围内了，如出身、如对我抱有成见的人来决定我的命运。面对这些我无力了。就在我转业离开部队两年后，听留在部队工作的战友讲：从野战部队调来了一个师政委名叫唐秀延接替了原来的总队政委，这位新政委很有魄力，来后大刀阔斧的纠正了过去总队在干部使用上常期存在的地域观念，重用了一些常期受压的干部，一些原来走红吃香的干部又受到了冷遇，A也被转业了。 这时有人就对我说要是你那时不走就好了，论你的能力和表现现在肯定上去了，很为我惋惜。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在下面的干部，不能怪罪他们。我主张公平竟争，不过我也很欣慰，世事就是这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回顾部队升迁往事，当时是有怨气的，现在回过头仔细一想，自我经过的那些事都很正常，有社会存在就有腐败现象衍生，一些领导干部总喜欢用顺手的、亲近的、熟悉的人员，一朝天子一朝臣，自故以来都是这样的。心态还是要平和一些，看淡一些，东方不亮西方亮，路是人走出来的。

　　第四章  中年转战在公安

　　1992年，我离别了24年的军旅生活转业到地方了。插图9转业前我找到了咸阳市委副书记孙万宝，在这之前我在安康支队时受支队政委袁卫生指派，在负责支队长马志孝同志转业安置工作时和孙相识并建立了关系。当他听说我要转业就对我说：“回来好啊！省直系统不归市上管进不去，具体进那个单位回来再说”，我就选了市公安局，可是到安置时，负责具体落实工作的组织部李干同志说：“公安局己有团职干部进了，不好再安排了，检察院、法院、司法局你看那个单位行？”我由于对其它单位不了解，没思想准备，再说考虑到公安局工作和我原来的工作业务相近，所以表示还是想进公安局，老李说公安局是不好再进了，你再考虑考虑吧。我随即找到孙书记，听了我的诉说后他说：“还没报到我这里呢，到时再说。”就这样我1993年离开了伴随自己24年的戎马生涯，转业到咸阳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刚下来时还有点不适应，因为当年一起在西安参加转业干部培训的，凡是安排到西安的都按在部队的职级安排相应的职务，凡是安排到咸阳的，进公安机关的一律没职务。从军队到地方，环境变了；由军队团职领导干部到地方成为一般干部，地位变了，是放松脚步、松懈斗志？还是保持创劲，努力奋斗？我抱着干一行爱一行，干一事干好一事来到了我新的战斗岗位。

　　一  敢于碰硬一查到底

　　我是1993年分配到市局纪检组工作的，战斗在反腐败的最前线。搞纪检工作，一是查的是内部干警问题，光插刺，不栽花，容易惹人，出力不讨好；二是工作的对象都是从警多年的公安人员，对查办案件一套都懂，具有较强的反侦探能力，工作难度相当大；三是违纪人员长期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及各种权势的压力，给开展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个人得失，就没办法开展工作。干上这个工作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能不畏权势，力排阻力，严厉查处。1990年3月至1993年8月反映渭城公安分局某队长，群信15件，涉及问题35个，其中省人大、省公安厅转来并要查处结果的群信4件，涉及问题10个，市人大、纪委转来并要查处结果的群信5件，涉及问题16个。35个问题，无地址无姓名的占17个。难度相当大，渭城分局1992年和1993年曾查过两次，1993年下半年又抽调了近二十人查了近三个月时间，仍无法定案。省市领导对此案很重视，亲自过问，多次催要结果，要求市局直接查处。党委决定由我负责接办此案，组成定名《911》专案组。当我们查了一段找其核实问题时，该同志由于一贯傲慢，一进办案组房门看见我们时，情绪不满地说：“我一看见纪检组的人就满肚子的气”，我一看这架势意识到话是谈不成了，就让其走人，下功夫搜集证据从1994年4月至6月通过艰难的取证调查，先后找过150多人次调查了解，终于结案，后来组织上给了其纪律处分。

　　在纪委工作的六年中，局里和纪委领导对我都是很信任的，一些难度大、案情复杂、上级要求要结果的重头案件都交给我来负责主办，如1994年的《911》专案和1997年市局劳动服务公司朱某某一案，这两次专案都上了二、三十人参与办案。

　　在查处干警违法违纪案件中，有扬言报复的、有威胁攻击的、也有送礼说情的。我都没受其干扰坚持依法办案，近几年经我手直接查处的案件中，有五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有两人受到了通报批评。后来我还查过一些县上的公安局长，我办案的原则是从严查处，不留情面；从轻处理，不一棒子打死。许多受我查处的干部后来还很感激我。

　　  二  认真负责不走过程

　　在纪检组工作几年中，凡是由我主管或领导交办的工作，我都尽量认真负责完成好。我有个特点遇事要么不干，要么就干好。1996年，我负责检查公安干警参与卡拉OK歌舞厅和非公进入活动问题时。当时咸阳市卡拉OK歌舞厅有178家，群众对干警参与经办和非公进入活动反映较大，市委书记李锦江亲自指示，提出要求。局领导要我负责查处这项工作。鉴于干警参与经办和当后台老板的都比较隐蔽，要想查清，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个别了解、明查暗访、内查外调、跑遍了全市各歌舞厅；印发了三百多份法人资格审查表，逐一登记审查；召集管片民警和卡厅老板座谈，听取呼声，掌握线索，最后摸清核实干警参与经办的有十家。通过采取通报批评，经济处罚，强制干警退出。还印制监督牌和干警进入卡厅登记表，制定了“八条暂行规定”，有效的制止了干警非公进入活动。在接到渭城分局秘书科某科员，其副科长非公进入，消费不付款举报后，排除干扰，一查到底，给某科员行政记大过处分，给某副科长行政警告处分。通过上述措施，刹住了干警经办卡厅和非公进入活动的风气。

　　1998年，中央下发了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办企业指示后，局里分工我负责局机关所属企业的清理整顿。这项工作一是摊子大，公安机关是全市清理的重头戏；二是阻力大，有多种思想反映，甚至发生抵触情绪；三是难度大，在短时期内要搞清八、九年的情况。由于有的无注册编号，有的无主管单位，有的无住址，要摸清多年来挂靠的、联营的，已停办和脱勾的底数，难度非常大。我们就一个科室一个科室问，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到现场看，既就是转让了、拆迁了，也要弄个明白。光到工商部门查登记，前后就跑了三十多次，不查清楚决不罢休。通过摸底，终于搞清市局所属企业共有44个，其中直接经营的16户，挂靠的27户，合资经营的一户。下文脱勾的18户，仍在经营的4户，宣布停办的仍有两户在经营。为加强工作力度，我们在清理的同时还开展审计活动。清理期间、节假日几乎没休息过，仅登记的表格就有数百份。三个月清理期间，各小组近二十人和领导不断给我打电话联系，每天忙的团团转，最后工作结束后，我们总结的《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全面细致地搞好公安机关所办企业清理工作——咸阳市公安局清理公安机关办企业的几点做法》。受到了省清理办的好评。

　　1998年，局里又让我负责组建警务督察队工作，正当我和刘吉民（后任督察队长）忙忙碌碌地抽调人员、布置办公室、举办培训班时，这时候对我新的任命下来了。在纪委工作的六年中，组织上认为我工作上勇于负责，敢于查处，1995年被市公安局评为优秀党员，1996年因爱岗敬业被荣立个人三等功，1998又被纪委提名为先进个人。

　　三  担任县公安局政委

　　1998年11月，我被提拨为礼泉县公安局政委，副县级，一级警督。

　　1992年至2007年，从军队转业到咸阳市公安系统的正副团级干部十多年期间共有近百人，最后又晋升到副县级这个实职位的只有三人，当时市公安局局长郭仲秋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公安局是庙小和尚多”，由于职务少要求进来的团职干部多，因此都不安排实职，我算是比较幸运，又晋升到副县级实职这个职位。

　　我的每一次任命真可谓是“临危受命”，当时的礼泉公安局被县上评为最差单位，被市公安局评为全市最差公安局，面对这种情况我到礼泉县公安局重点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从夯实队伍基础入手，从严治警

　　1998年，礼泉公安局全局民警人心涣散，警威不振，工作被动。刚到任面对这种新情况，我和党委成员交换意见，找中层干部和民警谈心，查根究原、主要是：管理松、纪律差、作风散。作为分管队伍建设的我，针对存在问题的症结，决定把突破口选在从严治警上，决心在治本上狠下功夫。着重走了“三步棋”。

　　  一是整顿队伍,严明组织纪律。我是1999年1月到礼泉县报到的，二月春节一过党委借一年一度春训整顿机会，来了个下茬整顿，从严处理的大动作。局里集中十二天时间，在全局范围内发动群众查摆问题，走出警门请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由群众评判。全局共查摆出各类问题54条，整顿中，对查出的问题决不搞“下不为例”。对春节过后迟到半天的三名同志进行了通报批评；对两名擅离岗位误警的同志进行了通报批评；对四名协警抓赌私分除名；对两名民警刑讯逼供致他人身体受伤一事，决定调离公安机关。这次整顿对群众震动大、触及深。有的民警说“和往年相比，一样的都是搞整顿，不一样的是今年动真的，来硬的，今后再不敢马虎了”。从严治警，一抓到底，对民警中出现的问题手不软，该免职的免了，该追究责任的给了处分，该扣工资的照扣不误。四年来，共查处违纪民警29名，其中清退正式民警2名，处分10名，免职5名，上大会作检查2名。查处违法临时人员34名，清退52名。队伍面貌大为改观。市公安局对礼泉县公安局敢于把不合格的民警调离公安队伍，给予了高度表扬，认为抓队伍建设力度大，是近几年各县公安局少有的。局里面的同志都知道我敢抓敢管，没有敢顶风违纪的。

　　  二是去弱留强，调配骨干力量。来到礼泉工作的第一年我就大刀阔斧，调整骨干队伍，亲自带队组织考察。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对全局43名股、所、队长，125名民警，12名职工，50多名临时人员，共233人进行考核，考核中，采取听取股所队长述职、找每个民警谈话；看档案、查工作纪录；征求驻地乡镇干部群众意见，考核后提出34名提拔选用对象。后经党委研究确定任命了22名副所长和机关股长，调整了8名所长职务，向县委组织部和政法委推荐了25名副科级干部人选。至此以后，抓队伍首先抓骨干，该免的免，该罢的罢，该调整的调整，四年期间共有4名中层干部免职，5名处分。省厅政治部段主任来县局听取汇报时深受感动，认为这样对每个民警、临时人员大规模具体考核，择优选用，魄力大、力度强，在省厅范围内也是少有的，很受启发，表示回去后向赵英武厅长汇报，并在省厅政治部编办的《政工简报》第七期刊登《礼泉县公安局抓队伍建设出实招见实效》为题的文章，在全省推广我们的经验。

　　  三是加强监督，全力抓好落实。抓队伍建设我不求花架子、形式新、调子高、只求说了算，定了干。在政委任职上，我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抓落实上，着重抓好三个检查：一是抓季度检查。每季度抽调政工、纪检、督察、法制、办公室等有关部门人员，按照考核细则对各项工作全面检查，打分评比，办专栏、发简报、通报检查结果。二是抓好专项检查。局里每出台一项政策，都要组织工作组或督察队进行检查。看各单位是否按时间、按要求落实，仅2002年专项检查就搞过8次，只要外界有举报，内部有反映，督察队都要到现场找当事人、在场群众和调查对象核实，做出相应处理。三是抓阶段性检查。我们对出台的新规定，每过一段时间都要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检查验收。2001年三月，我局推行目标管理实行量化打分制后，此项工作先后组织检查过12次。检查组不光和单位领导面对面的谈，而且和一般民警背靠背的查。大家反映“这样细心了解，认真核查，多方听取意见，才能发现问题，才是真正的执法大检查”。2002年一事一督察就达18次。局里只要一听说是政委安排的事，都立即执行，他们掌握了我前面讲，后面就派人检查落实的特点。

　　   几年来，队伍建设有了长足发展，省厅政治部、市公安局分别以《政工简报》介绍，推广了礼泉公安局抓队伍建设的经验。

　　从提高工作效率着眼，从严管理。

　　我任政委后，思考比较多的几个问题：一是礼泉县公安机关开展目标责任制活动已经6年，搞“夺、创、评”活动也有近十个年。为什么仍处于一般化状态？二是“三项教育”后，公安部要求在干警中实行末位调整，如何正确确定末位民警，怎样才能搞好分离？三是如何把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变为民警的自觉行动？面对这些新的课题，我通过认真调查研究，细心探讨，深感在新的形势面前，用一般化的工作劲头，用过时的带警方法，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安干警的殷切期望，难以完成时代赋予的艰巨任务，只有探讨管理工作的新套路，才能适应公安工作的新形势。2001年3月，礼泉县公安局在全市局率先摸索出一种管理教育的新套路———实行量化打分，全面推行岗位目标责任制的管理办法。着重抓好五个环节：（1）科学设定岗位目标。设定目标任务时，我和设计组一道亲自调查，共同商定，力求处理好单位目标与岗位目标的关系；处理好先进性与可行性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量化和非量化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变无形为有形、变软任务为硬指标。（2）合理制定考评细则。本着有利于调动民警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强民警的自律意识，有利于考核时的操作，将主要的工作量化，做到简便易行，容易比较和打分。（3）认真进行考评登记。由考评员专门负责平时的登记工作，建立“一志”（工作日志）、“两表”（考勤登记表、考核成绩表）、“三薄”（考勤登记薄、工作实绩登记薄、好人好事登记薄）。一周一公布，一月一汇总。（4）严格进行季度考核。每季度底，由考核组对各单位逐项逐条严格考核，听汇报、查报表、看实效、当场讲评，回来汇总，排出名次。（5）大力表彰鼓励先进。每次考评后，将考评结果以简报的形式通报全局，并在楼内大厅设置《科报队目标责任制量化考核公布栏》、《民警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情况公布栏》，张榜公布。

　　开展量化打分后：

　　一是形成了争先恐后的局面。由于把政绩转化为分数后，民警之间的比较明显了，由此引发起你追我赶的局面。那种度日子，混天天，只当和尚不撞钟的现象不复存在了。如：辑毒队把民警分成两组，每周统计一次分数，相互比较，互相促动，为提高成绩，加班加点，从2001年3月份成立以来，星期天很少休息过，共劳教54人，仅2002年劳教人数占全市一半，强戒292人，批捕5人。2001年以来，省厅《作风建设简报》和市局《政工简报》分别介绍了他们的做法，还上了电视片，在市局召开的长效建设会议上他们介绍了经验。建陵所民警郭某某，多年来养成习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近两年来调动过的派出所，所长都很头疼，认为这个老同志不好管理，曾因旷工12天，受过行政记过处分。去年局里开展量化打分后，规定旷工一天扣2分，请假三天扣1分，这些规定约束了郭某某。所在派出所反映其大有改观，从2002年3月份以来没有请过假。交警大队开展量化打分后，被市、县两级政府树立为先进单位，市交警支队决定2002年8月份在该大队开现场会。一些单位还把考核结果和经济惩罚结合起来，把补助的经费作为资金用来奖勤罚懒，也促进了这项工作。

　　二是加大了开展工作的力度。由于实行量化打分后，不再注重听汇报，而侧重看实绩，那种只唱高调，空喊承诺，出勤不出力的现象派不上用场了。如检查办案件情况，首先看你经过法制科裁决的案件经办了多少起，没有案件就没有分数。有的民警为了提高分数，再也坐不住了，深入辖区找案办，领导分案抢着办，想方设法全力办，出现了三种积极现象：即由推着办到争着办，由压案不办到积极结案，由材料不全到案卷齐备。过去城关所一月只有二、三十个案卷，实行量化打分后，仅七月份就建立了105个案卷。

　　三是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展。自从开展量化打分落实目标责任制以来，人们的情绪高了，民警的劲头足了，工作的活力强了，全局上下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三个代表”的学习，局里走到了前列，在县委、政府两次组织的竞赛活动中，我们分别获得了单位第一名、第三名和组织奖。开展量化后，我们做了个比较，把开展后的半年和上年同期相比，侦破刑事案件155起，比上年增长27.5%，其中逮捕比上年上升255%。劳教比上年上升57.1%。我局实行量化打分，深化目标责任制的做法，市局在2001年九月以《推行竞争激励机制，强化队伍管理》为题进行了推广。《咸阳日报》2002年四月以《打造果乡护航舰》为题予以报道。由于推行这项工作，是我们自创的，又是全市第一家，一开始一些同志不理解、有说怪话的，有敷衍推诿的，甚至还有顶着不动的。为克服阻力，我亲自检查督办，限期落实，对那些推不动的，采取发通报批评，动用组织措施调整，通过艰辛地工作，逐步使这项工作健康顺利的即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从稳定社会秩序出发，从严打击。

　　为保一方平安，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我积极支持配合党委和其它领导成员一道开展了严打等业务工作。

　　一是破大案，严厉打击。为加大侦察破案力度，坚决遏制刑事发案势头，近年来，我们先后开展了以“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为主要内容的“蓝剑”、“飓风”、“秦剑”、“秦风”以及2002年的“长缨”和“盾牌”行动。1999年到2002年，全县共立刑事案件923起，破获662起，破案率为71.7%，其中立重特大案件255起，破获184起，破案率达81.8%。共抓获逃犯124名，其中上网逃犯57名。严打斗争中，全局共有7人办案组荣立集体三等功，10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和嘉奖。

　　二是保平安，严格治理。2001年到2002年，先后查处“黄赌毒”案件481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443名。对全县流动、暂住、重点人口进行了登记整顿。共登记暂住人口15360名，对447名重点人口建立了档案，落实了帮教责任．同时，按照各级关于开展安全生产活动的要求，给合收枪治爆专顶斗争，2001年以来，以赵镇地区为重点，收缴枪支163支，炸药634公斤，导火索8800米，雷管800枚。两年中，全局共受理治安案件3622起，查结3393起，处罚违法人员3721名，其中行政构留689名。

　　 三是重管理，严格防范。在加强与内部单位的协作和防范的同时，2001年8月在全县组建了以治安中心户长为骨干、治安积极分子为队员的拥有2385名联防队员的治安巡逻网络，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2002年，又在县城区集中开展了“查、防、拉”行动．先后处理街头违法犯罪案件6起，抓获现行犯罪嫌疑人13名。指导协调治保组调整充实工作人员480名。治保组织调处各类纠纷2800多起。还先后侦破“法轮功”人员印制、张贴、散发传单案4起，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23起。

　　通过和党委一班人的共同努力，礼泉公安局改变了落后面貌，打了翻身仗，由过去全市最差公安局、全县最差单位一跃成为1999全市优秀公安局、全市公安保卫战线先进单位，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2001年被市610办公室评为先进集体，被市公安局评为全市优秀公安局。礼泉县被评为全省治安模范县:。

　　从1998年11月上任至2003年元月换届时离开，在礼泉县公安局工作了四年多。在一个地方工作，特别是担负一定责任的领导，尤其是公安机关，是个面向大众服务性质的机构，遇事杂、处事多、接触广、亲友求情说事的多、群众托人办事的多、领导交办事的多。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是不容易的。这些年我和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工作关系都处理的比较好，私人友谊也不错，有的就提出要到我家来喝酒，一次县上十多名县级领导从礼泉到咸阳四十多里专程到我家喝酒。县委刘文理书纪、县长岳生锋和后继的张东平对我工作都是很支持的。

　　在公安局内部除时任局长外，我和其它干警关系都是很融洽的，我对大家要求是：工作起来就是上下级，在工作以外就是亲弟兄，平时注重和大家建立友情，力求放下身段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我当连队指导员时，亲身多年实践深切总结体会到的。在县局工作期间，副局长骆永坤、周佩枫、交警大队长张修强等领导，工作上都给了我很大支持，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公安局一大批中层科、所、队长，如崔存清、杜兆忠、赵军武、张怀志、董孝新、范俊玉、邹万海、冯耀华、李建杰、文建东、程春武、南军志、张鹏礼、雒维刚、张启峰、高磊、张凡、卢财长、还有给我开车的司机李勇等等。由于大家的支持，我的工作顺心，心情舒畅，做到了有职有权。

　　我一生中虽然调动到过许多单位，真正和大家产生深厚感情且留下深刻烙印的，要数在连队任指导员和在礼泉县公安局任政委这两个时期。当指导员时我和连队干部及一大批班长产生的友谊至今还保持着，我们现在都分别三十多年了，但仍联系来往不断，时常有湖北籍的战士来咸阳看望我，2009年他们一度联系了十多个老战士，准备专程来咸阳看望我，我也和当年老连队取得了联系做了接待准备，后因事打扰末成行。再就是在礼泉县公安局工作期间，和一大批科、所、队长中层干部结下的工作战斗友谊，我深深体会到，礼泉的干部为人诚实、厚道、本分。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是我事业取得成功的之本。我也常常想着那些工作的日日夜夜，深深的怀念着他们。

　　2003年元月，换届时我离开了礼泉县，调回到咸阳市公安局纪律检察委员会委工作。2005年机构改革调整职务时，我因年龄已到（规定56岁），随确定按副县级侦察员退居二线。2010年5月20日中共咸阳市委组织部行文《关于张作祥等五位同志享受正县待遇，兔去现职的通知》下来后，我就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从此结朿了我42年的从政经历。

　　  第五章  心怀故土  情系乡亲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身为游子的我每遇佳节对家乡的思念又多了几分。虽然常年在外工作，但从未忘记过艰苦生活磨练过我、穷困日子教育过我、乡村文化启迪过我的故土——环县甜水乡甘沟村。

　　一  祭奠先祖

　　为进行一次祭奠活动，我早在两年前1998年就征求过乡亲们的意见，后经张氏家族商议通过。成立了领导小组：成员由作铭、作祥、广富、广珠、广钱、广文六人组成　。大家做了充分准备，我负总责，其他成员分管运碑、立碑、过事等杂事。张兴山负责篆写碑文。各成员工作负责、认真，为立碑祭奠做出了贡献。运碑人到达咸阳，我为他们安排了二日游行程，即干县武则天墓、西安钟楼等地。碑运到甜水乡时，恰逢雨天，通往家乡道路被冲毁，族户人放弃手中农活，全部出动，半夜三更，抢修道路，赶时运碑。从乡到村由于不通公路，拉石碑的大车走在崎岖的山坡沟洼里非常危险。将碑按计划运到了甘沟后，又从甘沟村往仁峁村祖上老营地运碑还有几十里路程，由于山大沟深，道路不畅，加上坟地在半沟坡里，有的地方坡的陡度达五、六十度，家族人全部出动，车拉人推，肩扛人抬，一、二十个人用绳子拉着把装着石碑的车往下放，真叫人提心掉胆。在甘沟老坟立碑时，由于主碑三米多高，戴着的碑帽重达几百斤突然掉落下来，多亏没砸伤着人，使得石碑安全及时运到并立起。我事后听到乡亲讲述经过和看了拍摄的录像后，对安全没出事故感到很庆幸。

　　2001年古九月九日，正当“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日，隆重举行了对先祖的祭奠和揭碑仪式。我家族请来先生阴阳十人、吹手鼓乐十把，做了十贡阳纸活，一次全族立石碑十个，五百多人参加，彩纸从家中挂至约1.5公里路程的老茔，人们臂带黑纱、胸佩白花，手持花圈从家中排队行进，鼓乐前行开道，一路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行至茔中，由鼓乐带队绕茔三周，后众人排队在茔下肃立，主持人是胶泥崾岘人张培佐，由他宣读程序，接着奏乐、燃放鞭炮、揭碑、洗碑、开光点眼、祭碑、宣读碑文，我致了灵前悼词，然后到上湾掌各坟揭碑。晚上燃放了甜水地区从末放过的烟火花炮。当时家乡不通电，用我带回去的发电机发电并连续放映几天电影供亲朋观赏。给我开车的司机李勇还全程拍摄纪录并制作了《祭典仪式实况纪录片》，立碑之多、场面之大、气势之宏、影响之远，盛况空前，在周边各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事过多年仍被周边群众广为传颂。

　　 2012年2月春节，我探家时侄子张广钱来看望我时，特意提到族门排辈即将断续，建议应尽快续谱。我听到后觉得趁着八哥张作明健在应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做到张家血脉纯、世缘亲、辈分正。我和八哥作明、侄子广钱三人拟定了派辈起名方案，确定了派辈字号。又于同年10月经我提议，并得到兄长张作明、侄子张广钱的支持，一起商量决定修编家族的族谱，让在叔父身边长大受其影响，耳听言传比较了解我们家族情况的张广钱起草了个族谱初稿，接着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修改、整理、编印、制作了《甜水乡甘沟村张门族谱》，拟定了张门派辈序列，绘制了家族世系一览表，编写了家族的演变史。该谱一万二千余字，长达24页，分为三章，含谱文，排辈、家族世系一览表。

　　我们的祖先是一个勤劳的、优秀的，具有光荣传统的家族，我们的先辈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传下了优秀的族门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家规族风。我们一定要继承、发扬、光大。

　　随后我的家乡环县《环县志·人物志》编委办公室，于2008年7月向发来了邀请函，向我搜集相关材料，把我录编到了《环县志》里。

　　二  故园看望乡亲

　　我的家乡地处黄土高原，山大沟深，风大沙多。四十多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的偏僻、荒凉、贫穷、落后，饮水困难，靠天下雨积水入窖，如果窖水用完后，就要出省出县到十里外的邻村施天池，赶上毛驴去驮井水，直到现在也不通水；过去一直不通电，从解放以来五、六十年，只有1966年(除过2000年立碑时我带回电影放映外)当时的人民公社下来放过一次电影，到了夜晚偌大的窑洞里靠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照明， 2011年后才通上电；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村前就是一条宽不到百米，深百米有余的大沟，几十年以来村人到乡上三十里路都是人背驴驮。

　　家乡的穷苦从小就烙印在我的心灵中，没有忘记养育过我的这片贫瘠的地方，我铭记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村民憨厚的音容笑貌，我牵挂着父老乡亲们。每次回家探亲，不管本家外姓我都要挨家挨户走访探望，不仅看望自家亲戚也看望村子的外姓人家。每次都要备几桌饭邀请村子的人聚餐。村里的人也一样把我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亲朋好友跟前拥后，什么时候离开，乡亲们什么时候散去。为了客走主安，怕麻烦亲人，每次回老家我都不敢多待。

　　2006年6月6日，我和张广虹、张广月、钱铮、钱倩、张小民、一行6人第一站到庆阳市后，在西峰彭原中学工作的侄女张广倩，她的认父母王震礼(任中石油庆阳油田公司第二采油厂生产建设项目组书记兼钻井项目长)，妈妈沈莹萍在农机管理站工作，他们邀请我们在庆阳市最好的庆阳饭店民族餐厅就餐，并请歌手助兴，还给我们同行的每人送了礼物。接着在庆阳市西锋区农机管理局工作的侄女张广青也跟随我们回到了故乡甘沟村，在甘沟住宿的两天中，各家都拿出当地招待客人最好的饭菜羊羔肉，争着邀请我们到家做客。家里只有老俩口70多岁高龄的吴德范夫妻听到我回来了，便爬坡下沟先后四次到八哥张作明家找我去吃饭。和我同村但不是一个族的张润升就曾对别人讲：“作祥每次回来都来看望我们这些外户人家，比我们自家人还强”。

　　在家期间，我把从咸阳众亲戚处多年积攒的生活用品以及衣物收集运回家乡，共五百多件，装了十多个编织袋，又将其分成40多个小袋分别送给自己的亲戚和全村每户村民，并步行或乘摩托车走访村民十多户，带着礼物和慰问金，登门看望了六位70岁以上的老人。

　　我的家乡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到三十里外的乡政府办事，乡亲们要赶着毛驴拉着架子车去。6月8号下午听说我回来了，大队支书张培佐、村民张润升、张广成、张广文、张广斌、张广礼、张广全，临村热心村民张培枝、杨德宽等人专门来到我哥家，乘我回乡之机，商量集资修建甜水乡到甘沟村的道路。交通不便影响了家乡的生产、贸易和发展，提起修路大家兴趣浓、情绪好、热情高，纷纷表态要为修路出钱流汗，商定集资一万元。大队支书张培佐当场表态大队拿出5000元，我表示捐资2000元，接着张广钱表示拿出600元，张润升拿出300元，张广成、张广文、张广斌、张广全四兄弟拿出1100元，剩下1000元由村民每人出资10元完成。大家拿出一万多元修通了通往家门口的路。为了鼓励出钱多的同志，我还给每人赠送了茶杯——称为“修路杯”以资鼓励。此事传到环县城后，县电视台还进行了专题报道，老同学郭银祯也写了首诗：用“不忘家乡有感情，修路筑桥感情高”之句来赞颂。我除了6月9号在甜水乡政府所在地，备了三桌饭招待已搬家到乡上居住的乡亲们外，还在12号又把现在未搬迁出来仍留居在老家甘沟村的所有成年人全部邀请到我九哥张作荣家，特地杀了只羊招待大家，将八十多岁高龄的张仲科用摩托车从三、四里外接来送回，乡亲们一直吃喝到晚上十二点多，老人很高兴。6月13日，我们一行到达盐池县探望亲属时，乡亲们还派出代表到距县城四、五里的南门外迎接，并专门印发了《接待日程表》。2009年当我探亲到侄子张广珍家时，早已闻知我要回来的乡亲们，二、三十人聚集在大门前，鸣鞭放炮来迎接，我一下车还误认为是谁家孩子结婚。

　　我常纳闷：论地位我一个小小芝麻官，为什么众多乡亲们这么重视，论时间我间隔三、四年回来一次，45年回来过12次，间隔不算太长，再说我还是一个从小没有父母的孩子，为什么每次回家好像隔了几十年这么热情，竟然出现了放鞭炮，印发《接待日程表》。后来我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爱人者，人恒爱之”，我心里装着乡亲，乡亲们心里也就有了我。验证了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那句名言。 

　　考虑到家乡穷，地区苦，为了帮助乡亲早日摆脱贫困，我多次将生活在山沟里的亲戚带到咸阳、西安工作、打工。这些年，我共带出九户二十多人，其中六人已在咸阳、西安结婚、落户，四户有了小车。

　　为了让家乡的人到外面旅游开开眼界， 1994年曾组织家乡二十多人到咸阳、西安旅游参观。2013年5月，考虑到家乡上了年龄的老人有的一生都没有外出过，余年不多了，为了让他们也看看现代社会的新时貌，我又将老家70岁以上的7位老人连同陪伴者共九人接到西安，安排三辆专车，用了半个月时间，组织他们到临潼兵马俑、法门寺、秦岭森林公园和座落在甘肃省庆阳市的周祖陵等各大旅游景点参观。八十高龄的堂嫂冯彦桃回到村里，深情地说“这下总算把世面见了，不枉活一生。”听说我把家乡的老人接到陕西旅游后，家在当地住在银川市的宁夏大学教授桑风亭深有感触地说：“把自已的老人接去不说，还把家族中的老人一同接去组织旅游，现在那样的人不多了”。

　　1965年底，我从叔父母家另到八哥张作明家生活。八哥（族排为八）一生饱经沧桑，历经磨难，我们弟兄几个，他吃苦最多，出力最大。父亲过世时才十五岁，作为兄弟5人的老大，他只读过40天的书，面对当时的情况他只能过早地开始干活。1959年我八哥刚结婚才几个月，19岁时就远离家乡到临夏的洮河工程去修水库，一干就是三年。当时参加的民工达10万人，死亡民工2418人。我八哥讲那三年他吃尽了苦，受尽了罪，还有人身不安全的情况时有发生，1961年冬他回到了家乡。回来时正好遇到我离校回家取钱拿粮，记得很清楚他回到家的那天下午，在窑里给我八妈交了出工挣下的60元钱。

　　我八哥回来后就开始务农，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和大队长，当村干部二十多年，由于表现出众多次被评为优秀村干部，1976年还出席过环县召开的党代会。他是张门户长，精明能干，讲话在理，办事公道，处事稳妥，言而有信，在当地影响好，经常帮人料理红白喜事，调解民事纠纷，在笔记本上他记录着为周边群众调解过有影响，较复杂的矛盾纠纷就达14起，在方园周边很有名气，人称小张八（老张八指我八爹）。2013年春节刚过，正月初五这一天我八哥张作明走完了他的一生，他早年患过肺结核病8年，后又患肝炎2年。 2000年5月份，又得了胃癌，在陕西咸阳第一人民医院做了胃切除手术。逝世时他75岁，他的离去我是有预感的， 2012年春节我外出四十四年后第二次在老家过年时，在家前后住了六、七天，给我感觉异样的是，我八哥总是喜欢来到我独自居住的屋子说这说那，情况有些反常,我知道他在世时间不多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很不好，2000年8月他患胃癌后，长期受病魔折磨，手术后人一直很消瘦，最后体重只有80多斤了。我每次回去后他跟前跑后，给家里人布置这安排那，为的是接待我，那一天吃什么饭都计划好了。他经常胃胀胃疼的满头大汗，就那样还陪同我到亲戚家孙家沟、麻黄山。是他接着我八爹之后继续供应我上学，后期对我的支助是很大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没有忘记他，除了平时给钱支助外，他在甜水街买房置业，到咸阳开刀做手术我都全力相助。他的突然离别我是很悲痛的，我八哥逝世后我赶了回去，在几个儿女尽力安排下丧事办的很好，墓葬地点阴阳先生凭风水选的点和他生前自己选定的位置恰好是同一处地方；阴阳先生看日子选定他下葬的那天，又刚好能和先逝的妻子谢安兰迁坟过来一同合葬，合了他的意愿，圆了他生前的梦。

　　三  老同学战友相聚

    2006年6月8日，闻知我回到县上，1969年与我一同当兵的战友又是昔日的同窗，现于环县洪德乡工作的黄彦光、曹满金、邓廷军和在环县公安局工作的同学，又是好朋友的粱万有联络了在县上工作和居住的老师、同学、战友，在环县悦宾酒店进行了聚会。这次聚会共到同学战友19名，有初中时期的老师武胜国，有当年送我参军的甜水乡武装干事张世万，有老同学梁万有、陈战武、陈生君、刘明贵、周占金、徐少锋、梁学文、苏世彪、耿相瑞、耿庆福十人，有同学又是战友的黄彦光、邓廷军、曹满金三人，还有一起当兵的孙明忠、黄俊德二人。另有在县职中当校长的胡茂林、张兴山二人。加上有关人员一共27名。这次聚会是38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久别重逢是多么难得、多么激动、多么兴奋。有的说：聚会的前一晚上激动的睡不着，梁学文为见到老同学专程从耿湾乡近百里赶到县城。还有我当班长时班里的战士孙明忠，从数百里外的乌海市赶来参加。聚会中，大家回忆当年在学校和在部队的人和事；叙述当年相处时的日日夜夜；畅谈分别后的思念之情，酒逢知己千杯少，那天喝的高兴，喝的欢快，为了表达相互间的情谊，参加聚会的战友、同学不约而同的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香包、环县皮影、影集送给我留作纪念。我也将从咸阳带来的礼物送给昔日的恩师武胜国老师以及战友同学们。2009年6月，应老同学们的要求，在我又一次回家路过县城时，我与老同学老战友在县政府招待所又一次进行了相聚，除了部份上次参加的人员外又新增加了李德江、李万信、李景春、李林春。聚会前我怀着感恩的心情特意要求，通知一下当年曾经提名我成为赴京代表的老同学赵治琪，来参加这次聚会，遗憾的是他在乡下未能通知到，聚餐后我又和德江、景春和林春一路边走边谈，一直用车把他们送到耿湾乡他们的村里。

第六章  暮年退居  安度晚年

　　我已经退下来好几年了，人闲下来了心还未完全闲下来，因为子女过的好，独生女张丽，毕业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01年安排在礼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后辞职下海经商，先后到过德国、法国、瑞士、荷兰、韩国、马尔代夫、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台湾、香港、澳门、加拿大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其爱人何靖是个副处级干部。2011年停职下海经商。他们生一男孩，小名叫能能，大名叫何胤征。他们全家现己移居加拿大居住。插图10

　　我爱人苏桂兰，1990年病退做生意，我家早年开过食堂，经营过出租车和做过酒的销售生意，后来涉及到房地产。我是农村人，老家事多、来人多，安排那么多亲戚，尤其是前些年，老家来人都要先住在我家，然后再找工作，一般人早都烦了可是我爱人会理解、能容纳。她虽然是城里人回到老家能和乡亲们融入到一起，说说笑笑，老家的人也很欢迎她回去。我爱人辛辛苦苦奔波了一生，勤奋了一生，她顾家、吃苦、能干，她安排生活，务理家务、接客待友都很周到。她对我家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家现在日子过的比较幸福、安然、温馨，与她的奉献是分不开的，她是2007年退休的。这些年来，我利用外出学习、考察、或和爱人外出旅游。我们先后去过北京、上海、广州、海南、缅甸、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40多个城市。

　　我们老俩口也没什么负担，因此心情好，人就显得精神了。后边的我就不准备多写了，这里引用一段大型人物通讯、访谈、传记丛书编辑的，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陇原儿女在三秦》第三卷一书中，有关撰写我的一章《奋进者足迹》最后一节记者崔静采写的一段，借来做这本书的结尾吧。

　　崔静写到：古有曹孟德做《龟虽寿》一诗，抒发自己虽至暮年，但仍志在千里的雄心。今天的张作祥虽然已经退休三年，但他仍然精神焕发、壮志不已。

　　当我们问及到他退休后的生活时，可以用“生活在于运动，人生在于奋斗！”来形容张作祥的心态。退休后，张作祥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因为突然间闲下来而感到焦虑、忧愁、不适应；退休后的张作祥工作的脚步并未停下，他转身进入商界，一度为全国50强咸阳龙头企业---咸阳华宇房地产公司跑项目。他一天的安排是早晨跳舞健身，上午上网玩电脑，写回忆录——《艰辛的历程》和《张作祥文集》，插图11下午处理事务，会友打牌，晩上看看国内外新闻。

　　在和张作祥的交谈中，我发现眼前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生活很超前。初次听到张老玩微信、上淘宝不是十分相信，张老便指着窗子旁边的一对桌椅说那是自己在淘宝上淘的，看着那简单精致的桌椅，再看看张老，不由的想到张老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老顽童。听张老说，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来张老家谈事，期间需要转账，年轻人准备和张老外出办理，谁知张老微微一笑让客人稍等下，便进入书房，一会儿出来说转账已经成功，年轻人直言真不相信自己眼前的张作祥是一位65岁的老人，说自己到现在都不会在网上转帐，而张老竟然玩得那样娴熟。

　　说到高兴处，张老带着我参观他的房子，170多平方米，四室两厅的屋子所有装璜都是他一手设计的，从电视墙到玻璃柜，布局合理，设计新颖，给人的感觉是高雅、明亮、舒适。他还特意留出一间房子，制作了长2.4米、宽1.2米的图板，将反映他和家人各个历史时期的图片剪影伴有说明张贴在上，直观地展现了他人生的足迹。

　　在张作祥的书房里，我不由的停下了脚步，这里摆着用于能坐能趟两用的电脑桌，有扫描、打字、复印机挺时新的。再一看书橱里有一沓一沓的资料，各个类别的书籍、纪念册，心想时间老人在张作祥的脸上没有留下太多岁月的痕迹。但这些荣誉却记录着张作祥走过的每一个角落。

　　张老看见我在书橱前发呆，便抽出一个文件夹和几本纪念册让我看。翻开文件夹，那是一份份手写的稿件；那是一张张早已泛黄的报纸；那是一沓沓用针线装订的个人随笔；安静、整齐、干净的躺在那里，像等待检阅的军队一般等着有人前去翻阅。翻开纪念册，上岗证、每个时期的代表证、重要活动的剪影等照片填满了纪念册的每个角落。

　　我边看边想这该是一位怎样细心的老人，可以把这么多资料保存的这么完善，即使有些是文化大革命的照片，当兵时期的手稿，经过这么多年，依然完好如初。

　　告别了张作祥，我在归来的途中，反复的回忆着张作祥的故事，65岁的老人从外表看不出实际年龄，身上有着西北人特有的豪爽、洪亮的话语声，与人相处的随和。这一切就如同客厅摆着的那一对唐侍女塑像所处的盛世唐朝一般，拥有宽广的胸怀，志在千里，吸收先进的东西，传播着令人奋发向上的正能量。

　　第七章  我的人生感言

　　写完本书我在想，书中所述属作者一生所经历事情的一般过程，从这些过程中人们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它对后人有什么教育意义呢？联系自己成长经历和从实践中领悟到的认识总结如下几点，供后人借鉴：

成功从欲望开始

　　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就有了为之奋斗的欲望，有欲望才会有动力，有进步，有成就，才会有好的生活。人活着如果没有追求，就没有努力的方向，没有奋斗的目标，就会很空虚，很迷茫。没有欲望就没有理想，就会成为碌碌无为之辈，一个有事业追求的人，可以把梦做得高些。虽然开始时是梦想，但只要不停地做，不轻易放弃，梦想能成真。梦想承载希望，成就未来。回顾我走过的路程，正是对上述铭言的一个验证。

　　还在少年时我对未来就有想法、有渴求、有期盼，就想着将来要干什么？15岁那年，1964年4月29那天我受惊后站在悬崖下就想着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干什么呢？1967年暑假收麦后我躺在田间地头上就想着如何跳出“农门”；在青年时就日夜思念着要找出路、要当兵、要出去闯。上高中那会，我还没有写日记的习惯，1969年1月26日却写了那篇要当兵的日记，反映了我当时欲望的心态。才毅然放弃找对像、放弃求学、决意参军。如果换位思考，当时无所事求，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没追求、没想往、没理想，听天由命，抱着那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话，度天天，混日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能躲过贫穷、困苦、落后的命运吗？还会有后来的发展吗？现在我接触到有些正在上学的年轻人，包括我的亲属，在闲聊中我问他们学习怎么样？答：“一般化” 。问：“对以后有何想法” ？答：“没想法” 。我就想不通都是大学生了，对未来都没想往，一有空就想着上网打游戏，怎么能念好书？将来能有所作为吗？

　　一个人要想有作为，首先就要有欲望，这样才会有为实现欲望的动力，心想事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了动力才会有奋斗的精神，“奋斗”的辛苦程度与你欲望的指向紧紧相连，你沉迷得有多深，你“奋斗”的路途就有多辛苦，你有多超然，你“奋斗的路途就有多晴朗”。你告别了“奋斗”， 就是因为你放下了心中烧的发红的烙铁——欲望。

　　只有有欲望，“以终为始”地定目标，当目标清晰时，智慧、勇气、力量和方向感便油然而生。要想有发展，就要不断努力于令你无比兴奋的事物上。追求能令自己兴奋的事业，让自己的热情引领自己企图改变这个世界的雄心。
                      

　　成功从奋斗做起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个人不奋斗不能有所成就，一个国家不奋斗不能立足世界，一个民族不奋斗不能兴盛强大。回顾我的人生足迹深深体会了这点。在校读书时我就不甘落后，总是要走到人前边，体现在担任各种组织的最高领导、进入校革委会、出席县、地“积代会”；在军旅时争先恐后，当战士时在全团五、六百名新兵中率先当上副班长，当兵一年就代表连队出席独立师的党代会，在入党提干时因社会关系影响累受挫折不泄气;在任连队指导员时，将全省军区落后连队带成全省先进连队，上级连续三年在单位召开现场会，直到出席武警总部“双先”大会。全县160名入伍战士只有四名提干，唯有自己干到副团职; 转业到公安时又从一个一般干部提升到副县级实职(一百多名团职干部中只有三人) ，任县局政委时把接手时全市落后单位改变成全市先进单位。这一切都是经过艰辛的奋斗取得的，离开奋斗就一事无成。试想：第一次1969年独立师调我去学绘图，培养作训参谋，因为社会关系不好而取消。第二次连队四次上报提干又因为社会关系被退回。我不因此而气馁、不松懈，不退缩，而是信心十足地去面对，去争取。才争得了第三次提干的机会。要是不经过奋斗做出成续，指导员能极力推荐我提干吗？贵人李照行副政委能特意提到团党委会上解决吗？我们平时讲的天时、地理、人和，强调机会和命运的重要性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奋斗，既是遇上贵人能提携你吗？世上没有侥幸的成功。环境、时势、运气…这些变因，不可避免的在影响着人们生命的轨迹，但奋斗是主导因素。奋斗的背后有坚韧，有忍耐，有信心，有顽强，有拼搏，还有尝试。奋斗是为一个目标去战胜各种困难的过程，奋斗就是加倍的努力，人生就是“拼搏和奋斗”的集合。这个过程会充满压力、痛苦、挫折。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窘境、都要不能退缩。如华盛顿所说的那样：人生就像一只小船在汹涌澎湃的海面上行驶，风浪大，挫折多，每一朵浪花都可能是陷阱，是漩涡，是迂回的迷谷，也会有无数次的暴风雨。你是否可以成功的驶向彼岸呢？如果你想迈向成功，就要用奋斗做帆，拼搏做浆，搏击风雨，勇往直前。奋斗就是：每一天都很难，可一年一年却越来越容易！不奋斗就是：每一天都很容易，可一年一年却越来越难！人生之间是个‘活’，活的怎样靠拼搏。人生就是这样，眉毛上的汗水眉毛下的泪水，总是要选择一样。只有奋斗才能求生存、求发展、求进步。别让怯弱否定自己，别让惫懒误了青春，让我们扬起奋斗的风帆，吹响奋斗的号角，奏响奋斗的乐章，去改写自己的命运，去创造自己的奇迹，去开辟属于你的那片新天地吧！

　　    成功在创新中确立

　　在创新变革中改变自己、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创新发展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原因。实践使我深深认识到这一点。我在任连队指导员时在兰州军区范围内首创了连队办《战士之家》;在陕西省军区内又首创了连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在任政治处副主任主持政治处工作期间，注重探讨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熟悉政治工作的新套路，探讨、摸索、研究出怎样“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搞好部队的政治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受到了上级的总结和推广； 在任公安局政委时，在全市局率先摸索出一种管理教育的新套路——实行量化打分，全面推行岗位目标责任制的管理办法。正是由于我每到一地，每处一事都不满足现状，不因循守旧，不按步就班，想方改进，没法求新，才使我有了新的成就，才有了事业的发展。我们知道万事万物无时不在变，变则存，不变则灭，与事俱进就是要不断前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对于如何创新，我的体会是：

　　首先，创新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创新是一种战胜自我，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不可想象，一个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毫无责任心的人，会积极主动地开动思维机器，创造性地解决遇到的问题。
   其次，任何创造都是对知识的综合运用。创造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创新活动，没有丰富的知识作基础，思维就不可能产生联想，不可能利用知识的相似点、交叉点、结合点引发思维转向，不可能由一条思维路线转移到另一条思维路线，实现思维创新。
   第三，创新必须坚持思维的相对独立性。爱因斯坦说过，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必须在思维实践中不迷信前人，不盲从已有的经验，不依赖已有的成果，独立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在独辟蹊径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当然创新还要注意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任何一项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学会借鉴和组合。在日益激烈竞争中的当今社会，开拓创新才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根本出路。而如何生存的更好困扰着每个人。如想成大事，必须不断的思索，不断的开拓，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结 束 语

　　作品展示的主要事迹及精神：《艰辛的历程》一书主要内容是作者描述幼年丧失父母、青少年生活经历坎坷、参军后挫折不断。因作者从小立志，有理想、有抱负，以不舍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进取，度过了人生的各个难关，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作者用自身的切身体会总结出：成功从欲望开始、成功从奋斗做起、成功在创新中确立，，由此而引申出的：在欲望中树理想、在奋斗中求成长、在创新中谋发展。展示出其一生信念、志趣、追求的三个特点。

   本书出版前大型人物通讯、访谈、传记丛书——《陇原儿女在三秦》一书，主要介绍甘肃籍人士在陕西地区工作有成就，包括政界、生意界、文化界的成功人士。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华伏羲文华研究会会长张津粱为本书题写了序，他写到：《陇原儿女在三秦》是-部真实记录优秀陇原儿女在三秦大地艰苦奋斗、勤奋工作、顽强拼搏的创业史。书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政界军界的领导同志、商界精英、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从业者还是社会各界杰出人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多少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奉献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以良好的品格、敬业的精神、出色的业绩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们汇聚了优秀陇原儿女的满腔才情，演绎了丝路儿女在三秦大地的精神风采。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为本书题了词：“情 系陇原、功泽三秦”

　　《陇原儿女在三秦》第三卷，编辑了有关作者的一章约一万多字，十二页。题名是：《奋进者的足迹》，副标题是 ——记原礼泉县公安局政委张作祥。详见2014年9月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陇原儿女在三秦》第三卷266页。

　　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这世界很公平，你想要最好，就一定给你最痛。能闯过去，你就是赢家，闯不过去，那就乖乖退回去做个普通人吧。所谓成功，并不是看你有多聪明，也不是要你出卖自己，而是看你能否笑着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