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刊物在“识时务”的方向上谨慎转型，依托评奖、炒作某部“争议性作品”等招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事实是，如此这般的大多数刊物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丧失了原有的读者群体的支持。在《活文学之魅》一书中，施战军曾如此反思文坛上的各种大众狂欢式噱头。

　　不可否认，在这个新的文坛里，文学本质的影响力正被削弱。由于国民阅读指数偏低，文学也时常给人以莫名的沮丧感。但施战军的理想主义从未泯灭，他还是要为文学领地“正本清源”：文学不能立即化为生产力，却可以为整个国族精神立法，建立起人与世界相处的内在通道。

　　施战军，现为《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曾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个人专著有《活文学之魅》、《爱与痛惜》、《碎时光》、《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等。

　             　“舆论”下的文学生态

　　投资时报：阿来的作品《瞻对》首发于《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鲁迅文学奖评选中，《瞻对》得零票，是否与文体有关系？

　　施战军：鲁奖评选结果和非虚构栏目，我不认为两者有什么关系。评奖会有很多因素集合在一起。因为我不是该奖项评委，不该去猜测评奖。评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能去随便评论。

　　投资时报：如何区分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

　　施战军：在中国当代文学范畴中，报告文学是一种主流文体。三年前，非虚构才开始在国内文学刊物上开设栏目。

　　实际上，非虚构文体的范畴还要比报告文学大一点。世界范围内，文学在粗略的分类学上曾分成韵文和散文。韵文是一种音乐性较强的有韵文体，比如诗歌、诗剧。其他的都叫散文，这里也包括小说。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分类，大概到六十年代，西方国家才开始把创作分为虚构类和非虚构类。

　　在普利策奖中，虚构类与非虚构类一直都是如此贯彻划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新新闻文学”。有了《冷血》、《刽子手之歌》等几个代表性非虚构作品。卡波特他们说自己写的小说是非虚构作品，一开始舆论上不接受，后来“非虚构”概念逐渐被人们所默认。

　　投资时报：固有观念里，是不是报告文学真的比非虚构文学更高明？

　　施战军：相对来说，创作分类中的“虚构”与“非虚构”更加宽泛。最早的非虚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已经发生过的案件，到案发地重新顺着案件走一遍。以案件为核心，复原现场细节，慢慢把整个过程写下来。

　　后来，人们对非虚构作品的理解越来越宽泛，包括个人自传、家庭、战争等。非虚构外延不断扩大，越显茁壮。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写过关于他父亲的故事，即非虚构作品《遗产》。如果往前推，一战结束时很多作品都像非虚构。比如，茨威格写的《昨日的世界》、《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等。

　　按照如此理解，报告文学算是非虚构的一部分，在中国，报告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发在《人民文学》上，像《哥德巴赫猜想》。现代文学中也有这类作品，比如夏衍的《包身工》，但它不像我们固有印象里的“报告文学”。所以，在文体划分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和报告文学争个高低，或者它们之间是否有区别，而且报告文学的栏目也一直开设着。

　　投资时报：人们对文学奖的热情似乎很高，甚至出现了“跑奖”一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施战军：舆论吧。现在信息渠道繁多，自媒体也发达。鲁奖、茅奖我都当过评委，但我真还没遇见过跑奖、送礼、请客吃饭的现象。

　　至于文学奖，文学一评奖的时候就有人关注，没有评奖时无人问津。但是电影、音乐评奖多如牛毛，奖金不菲，各种红地毯、豪华晚会等奢华现象，好像并没有掀起这么高的批评风浪。

　　投资时报：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已经缺失了思考、判断的能力？

　　施战军：我觉得重心不应是思考文学奖，而是应该思考文学。现在的舆论主要只思考一个评奖现象，然后从负面的角度分析，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认真读书的人太少，只对泛上来的一些泡沫感兴趣。你可以去调查一下，起劲的人中有谁对获奖作品认真全面地读过。这不是逃避和判断力的问题，是心灵志趣的问题。

　　                  从人的状态写起

　　投资时报：纯文学写作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施战军：大家的经验、想象和表达方式雷同的情况比较普遍。比如写乡村，描写内容肯定是关于乡村权力争斗、土地流转、留守老幼之类主题，或者围绕着几代人的乡村变迁史来写上述主题。随着时代演进，其实家庭内部经济结构、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生活的依据甚至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些变化与人心的关系，需要仔细去看，其实乡村的文学空白还是很多的。写城市，几乎就是写人的漂泊感，人与人的隔膜，什么都不确定、不相信，情爱、婚姻、家庭，基本没有一个善终的。这些题材的写作几乎都超不出最通俗的预想。

　　除此之外，对现实的模仿性太强，复制了生活的肤表，却看不出对现实更深的想法，或者是超越性的想法。现在的作家少见在思绪上扎得深、飞得高的。

　　投资时报：国外作家的创造性会不会好一点？

　　施战军：国外的文学，各有各的特点。现在，我们了解国外文学已经没有以前的障碍。新书很快翻译进来，世界文学跟中国文学那种天然的屏障已经弥合了。我们有时候就盯着国外的大家，看他们在写什么。偶尔也会看看国外的年轻人在写什么，国外的“70后”、“80后”在写什么。比如《纽约客》、《大西洋月刊》，也会登一些年轻人的作品。其实也都差不多。但是能看出优秀作家所受的经典教育，比我们更扎实和系统。传统与个人才能，两者缺一不可，这才可能出真正的大家。

　　投资时报：全球都陷入一种“困境”？

　　施战军：“困境”本身就是现在世界性的文学母题。作家基本都在写困境，而且把困境写得有文学审美感、有难度、有深度，也还是不容易。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其实她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在写一个主题：困境。还有奈保尔写的人类的困境、文化的困境，困境成了一个关键词。

　　我曾经说过，文学主题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文学一直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习惯上认为我和时代之间是合二为一的，我必须是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后来发现，“我”应该独立出来，是个性化的写作或者个人化的写作。那时候的写作状态是，想找到一个“我”。但是，找到“我”之后怎么办，一度陷入一种自我重复的境地。

　　先锋文学和反思文学曾经逼问过“我是谁？”，带着一种哲学的思考。很多哲学内容跑到文学里面，好像文学已经具有了思考的深度。

　　新世纪以后，作家开始努力，发现人和环境无法割舍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确立人的个性所存在的挣扎。文学的主体开始进入关于“人以及人与周遭”的思索之中，从“被把握的人”到“我”试图对这个世界有所把握。

　　从独立的个人、变异的人，然后演变到人和境地的思考，直至“人何以如此？”—已经是文学中很深刻的思考路向了。

　　投资时报：你曾说过，自然而然的写作是文学的高境界。所以，伟大的艺术家是有一定心灵阅历的人？

　　施战军：那是肯定的，这个人不一定有野外遇险、社会风潮、战争风云的阅历，但是他一定有足够丰厚的心灵阅历。不过，有那些经历的人也了不起，内心一定是存有对这个世界非常敏锐的感应。

　　投资时报：作家肯定不是只为自己写作，今天的作家如何能做到为后世明智，如何传递安顿心灵的智慧？

　　施战军：内心得有准备。作品发表了，被关注了，有了一些名气，便以为大功告成，这种作家可能比较多。

　　有的作家是清楚的，写作得为给人类做点什么。比如阿来，成为一位青年诗人之后，又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他把藏区最后的“旧”历史写了下来，人们曾经是在什么样的土司制度下存活的，那种制度到底存在着什么问题才导致消亡。《尘埃落定》跟过去歌颂奴隶觉醒革命、反抗奴隶主的主题完全不同。后来他又写《空山》，面对现实中国，在乡土、环境崩颓的背后，人出现了什么问题。他看到了人们赖以生存的以及与天地对话的条件丧失了，所以多卷本的《空山》展现了他面对时代的眼界，对人类的处境有自己的忧思。

　　投资时报：但更多年轻作家，是否缺乏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文化自觉？

　　施战军：写作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这种自觉应该在写作过程中摸索出来。有些作家缺少这方面的心灵规划，想成为一个大作家，应该有所担承。成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或者是所谓的优秀作家，那这种目标就太小了。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作家，总要为国族和人类世界的美好存在而分担些精神责任。

　　阿来《空山》写完之后，他回过头又去梳理了藏区的历史，写《格萨尔王》。在人们口中，格萨尔王一直是伟大的英雄，但其实离我们很遥远。阿来设计了一个平民人物，也是格萨尔王的化身。这个人物身上有神性，但更多的是普通平民的人性。这个人物告诉你，其实格萨尔王是活着的，在凡间就有，格萨尔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既有生活，也有信仰，既有凡俗，也有神圣。

　　少数民族在统辖上的问题一再凸显，阿来一边大量查阅史料一边深入藏区寻访和生活，研究过去的事，而他的心思其实指向现今。他找到了“瞻对”这块铁疙瘩，从清朝雍正、康熙时期直到国民政府再到解放，中央政权对这个地区进行怎样的统辖，有效统辖的意义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对民族信仰的尊重以及对民族性格的理解，政治收归与文明统辖的要义，历史事实可资证明。这个作家心里面已经不仅仅是装着自己的创作了，也不是为发现历史谜团而侥幸惊喜地去描绘混乱，他心里有国族版图，所以阿来是一个比一般作家大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大作家。

　　投资时报：文学史上的严肃探讨有没有让社会稍作改变？

　　施战军：美国精神是现代西方精神的缩影。适用于整个美国公民社会的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甚至不惜冒险的开创精神，萌生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样的小说以及爱默生演讲录这样的经典随笔，实际上就是在给美国精神立法。

　　投资时报：“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没用”，你如何看待莫言这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

　　施战军：这里的没有用，指的是文学不能生产航母，不是立即变成生产力。事实上，文学是有大用的，它有着看不见的作用。我们从托尔斯泰看到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伟大，整个人类的人道精神。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海明威、福克纳，都曾表达了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个源头的致敬。

　　你一定也知道莫言还表达了对《聊斋志异》等文学传统的致敬之情，现在的作家缺少这样一种创造经典的雄心和为这个雄心而做的谦卑、充足的准备。考虑阶段性的目的者居多，总是跟自己的同代人对比，或者跟上一代人对抗，这才是真正的无用。

　　投资时报：年轻作家是否在丧失历史感？

　　施战军：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应该规划自己的写作，把自己放在一个文学历史或者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当年英美国家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艾略特既是诗人，又是理论家，在大学任教时，他发现当时人们对英文传统有所漠视，便写下了著名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

　　天才是很重要的，但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没有传统的依傍是不行的。反观中国作家，对于古典文学的回溯，很少有人真的对核心精神感兴趣。即便重述历史，边角料堆积过多，中国古典文化根基反而很少去触碰。说起网络小说，古代题材作品浩如烟海，又细分了那么多类型，其实所有的类型在近现代差不多都存在过。除了载体之外，它不是新东西。只不过现在的人更乐于借此敷衍长篇，讲故事、说段子、寻开心。

　　投资时报：在你看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施战军：所谓的文学是人学，就是要弄清楚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指向的是，人应该更好地活。像老舍的长篇小说，所有小说的主题都是在说，老百姓想好好活着，可总有偏偏不让老百姓好好活着的某种势力和人。

　　好的作品都是朴素的。正因如此，老舍常常对看起来是所谓历史“进步”的新东西有所质疑。《骆驼祥子》讲的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想过好日子，但就是过不上。《茶馆》也是这个主题，跟谁都作揖，就是想把茶馆开好能够过日子。可是几次折腾，总是觉得是在往绝路上走。《四世同堂》也是，就是在写北京胡同里的事儿，人们也想好好过日子，但是汉奸等各种事儿都来了，把老百姓的日子都打碎。社会花样翻新，但是老百姓不断被剥夺生活的基本保障。因为有这么一个朴素的认识，加上他真的有平民情趣，老舍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

　　                       被遮蔽的阅读

　　投资时报：人们的精神生活从八十年代资源稀缺到如今互联网时代的资源过剩，除了文学阅读外，形式丰富且多元。这期间，传统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施战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还有五十年代，我们的媒体不发达。阅读资源少，出了什么就抢着读。一部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说印几百万册，是很平常的现象。

　　最近播出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二十集末尾有很长一段剧情，徐迟采访了陈景润，写了《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人们去书店排长队购买《人民文学》杂志的盛况。那时候一部作品引起轰动、一份杂志发行几百万份的情况常见。资源稀缺的时代，大家别的也难以看见。

　　近些年信息资源海量涌入，人们也无法安静下来认真阅读。尽管很多出版物都是严谨的、经过筛选精加工的文字，但是人们更喜欢去快速浏览刷屏。

　　九十年代后，传媒化、娱乐化的热闹趣味大肆弥漫，对文学期刊这一非大众化媒体构成了遮蔽之势，文学写作和发表本身越发静寂、落寞。当前状况是，该剩下的读者都剩下了。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固定在每期订户上。能静得下心读东西的人、思考的人，估计中国就那么多。

　　投资时报：很多人说手机取代书本是一种悲哀，其实多数中国人已经很长时期不读书了，技术的进步比如微信的分享，反而让他们的阅读有所增加。

　　施战军：绝大多数读者都是属于表面阅读，被信息所充斥。信息也是随手弃之，对于信息之外的，不感兴趣，也不想思考，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些信息养育成了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有“意见”的人，见多识广而不自知，基本上没有留意自己已经被信息所奴役。大家只是对信息感兴趣。对于思考、审美，觉得累。这对民族心理来说不是好事情，是危险的事情。

　　投资时报：有人会说，尽管西方国家阅读率高，但人们读的不过是流行小说，比如《哈利·波特》。

　　施战军：格非给我们讲，他去法国南部乡下农场，夜里没有人看电视和手机，老农就拿一本雨果的书在那儿看。包括俄罗斯，也是个有阅读习惯的民族。这种阅读不是说看手机、电视，或者花哨杂志。他们习惯拿一本书看，甚至是经典书，度过自己的阅读时间。

　　流行畅销读物哪里都有，阅读的自由谁也干涉不着，只是看什么样的书，确实很重要。

　　投资时报：是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物质原始积累？

　　施战军：其实还是传统的问题。耕读传家，那个时代的物质好像还没有如今积累得好。我们的传统一断再断。

　　投资时报：为什么是一断再断？最近的断层是如何发生的？

　　施战军：最近的状况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新媒体、新资讯上来以后。我们中国人是对所有新事物都要欢呼，一拥而上，不分良莠。只要是新的，大家就觉得是好的。地铁上，你看谁又在认真看书呢？没有几个。到俄罗斯的地铁上看，总有几个，读普希金的诗，看契诃夫、屠格涅夫的书。所以，他们的文化传统可以坚持下来。全世界都在搞“当代艺术”，俄国最好的圣彼得堡大学艺术学院顽固地推崇和传承传统油画，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油画艺术人才中心。他们的诗人、作家照样能够受到尊重，葬礼比领导人还要隆重。冬奥会可以自豪地打出的代表性形象不是领袖，也不是战神，而是伟大文豪。我们这边从崇敬科学家、文学家再到做“百家讲坛”、“意见领袖”、大咖、达人的粉丝，是不是发生了断层？也许这些都只是表面的。

　　                文学与市场能否并存？

　　投资时报：在电影、电视等产业的带动下，不少文学佳作才得以广泛进入大众日常，引起关注。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施战军：这是中国的特殊性。看了电影《红高粱》之后，首先对巩俐、张艺谋感兴趣，没几个还要找莫言的书去看。真看文学书的，电影电视带不动他。最厉害的畅销书作者，他本身的一举一动就是在演电影。文学佳作靠影视带动的成功案例其实很有限，文学不属于娱乐也不属于大众日常。

　　投资时报：在无阅读习惯的时代，除了创作者弃笔转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外，文学还面临什么问题？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施战军：我觉得人们还不太正视自己的生活。写作的时候没有正视自己所处的环境或者身边人的生活。缺少自己的发现，对社会的各种现象观察得太类型化了。

　　八十年代，路遥写高加林他们的个人奋斗，在城市不行，回乡村还能活，回到村子乡亲们对你还热情如旧。其实大家明白，高加林在感动之余会有更大的失落。现在作家描写的生活内容和场景，其实和前代人比，很少看到内在的沉痛，普遍处于一种比较麻木的体验之中。每天忙碌累得够呛，就是没有人停下来去看看生活的底细到底是什么，得多会咬牙，多么粗砺，又多么细心，才能在这个社会当中慢慢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我们都渴望人间温暖，但是我们都局限于只是虚构一个温暖的故事。我们对待弱势群体时，写作者是一种天然的高高在上，是一种可怜人家的心态。我们现在对于非虚构的倡导，其实就是让你用心去触碰现实和历史，让你的心和描写对象的心对等交流，真切、掏心窝。

　　生活的本相到底是什么，仅仅是艰难和粗暴、向上爬或者坠下来？其实是生活的所有苦乐，文学所观照的生活，多出来的是对人和人之间的体恤，有了这个，你自然知道难处何在、温暖从哪里来，它不是造暖，不是烧火，不是加温。这种具有体恤之心的作家，是有的。有些成名的作家，他们一直照着自己的路子走，一路写下去，不愁销路，读者相对恒定，作品有市场。但是新的写作者，应该好好想想这些事儿。想好这些事儿，有助于作品留下来。

　　投资时报：早期的文学杂志《独唱团》、《大方》到近期停刊的《天南》，这类市场化独立运营的文学杂志为何只能短暂存在？

　　施战军：这才几年？已经可以称为“早期”了？它本身就是资本运营方式，不是按照文学规律进行的，算是市场规律。资金链条断裂，就停刊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就跟办公司一样，资金链条断了就换一个东家，或者有了钱，重新办一个新的。张悦然的《鲤》之所以还在，是因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支持，所以就一直都在。至于怎样才算是市场独立运营，这个问题这次就不谈论了。至少你说的都不是。

　　投资时报：作为权威性文学杂志《人民文学》的主编，你认为文学应不应该市场化？又该如何市场化？还是说，文学需要“去市场化”？

　　施战军：市场跟所有东西都有天然联系，跟任何一种东西并不构成对立关系。如何跟市场产生关系，这是一个各有千秋的秘密。比如文学创作，一本好书卖得很火，出版商和作家都获取了利益，这是好事。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市场不是“造”出来的。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一些打着文学旗号的读物，跟文学沾不上边。作为一种粉丝文化的产物，这类读物本质上不能称作文学。

　　文学跟市场应该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有人喜欢就去买。出一本书，出版社事先就会去做市场评估。现在我们缺少培育最优秀文学作者、培育读者、培育市场的意识。我们把更多的市场培育到了畸形阅读里去了。比如儿童书，很稀少的字，插图与字体特别大，标价也特别高，但就是卖得很多。为什么一些儿童出版社会出这样的书？因为童书很赚钱，家长舍得，大家都明白下一代应该养成读好书的习惯，但是又有多少家长具备这样的分辨能力？

　　片面强调市场化是荒谬的，文学与市场有联系，“去市场化”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但一味“市场化”，就等于“火化”，等于故意犯罪。

　　投资时报：市场是否需要引导？你们有没有做过思考，比如对文学产业建立政策法规体系的保障？

　　施战军：不是一直在引导吗？我第一次听到“文学产业”之说，我们应该更在意“文学事业”。

　　投资时报：有年轻的写作者尝试发起个人众筹写作，实际上，这是在寻求一种市场与写作并存的理想状态。你怎么看？

　　施战军：我不晓得“众筹”实现了理想状态没有。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60后”作家搞过“小说接龙”，很有意思，但是没能坚持下来。年轻时候多做些尝试总是对的，愿他们实现理想。

　　写作的定位最好单纯些，你对市场和文学到底最爱哪一边，得看清楚。最好别以为鱼和熊掌会那么容易兼得。

　　我还是觉得，正正当当的，按照原来自己设定的有把握的路线好好往前走，总有人买你的账。形式上再新鲜也只是表面，更多的还是你的内核。在中国，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毕竟还是有很多人真心爱文学、爱写作。我们不能只看到市场和受众的层面，比如一些文学杂志，编辑们每期都认认真真、精雕细刻地在做，他们也真心爱文学并把文学作为志业。《人民文学》是一个名家荟萃的杂志，也是分外注重文学新人的平台，年轻人是文学种子，我们愿意让优秀青年作家在这里发芽、开花和结果。有个栏目叫《新浪潮》，专门发表年轻作家第一次登上我们杂志的作品。《人民文学》这几年还适当发过网络、儿童、武侠作品，只要文学品质上乘，并不在意创作属于哪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