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科举牛人奇事
原发《都市文化报》(国学周刊)2014第38期
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太祖赵匡胤主持殿试,士子王嗣宗和陈识成绩最优,而水平不相上下。此时赵匡胤发挥了他马上皇帝的非凡想象力,当场让二人以打架定输赢。两位准状元顿时扭打成一团,其雷人程度堪比今日之国会议员打架。最后王嗣宗胜出,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手搏状元”。可怜那陈识,没输在考场中,却输在摔跤场上,最后赔了状元又挨打。看来各位考生们在勤奋读书之余,也要抽时间练点散打、相扑、跆拳道什么的,以备不时之需。
有宋一代,进士及第的士子在社会上享有盛誉,以至于出现了“榜下捉婿”的现象。即发榜当日,京城的王公巨卿,豪门富商们,各遣家丁,虎视眈眈地守候在发榜处,千金小姐们则在轿里暗中观察,只等榜单一出,就开始捉拿自己中意的小伙儿。王安石也干过种事,他的女婿蔡卞(蔡京之弟)就是榜下捉来的。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至皇佑元年(1049年)举行大考,青年士子冯京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解元、会元、状元。皇榜初发,他就被外戚张尧佐的一帮家丁簇拥至张府,冯京力拒,随后又被另一位高官张耆的家丁团团围住,冯又拒,最后还是被宰相富弼的家丁“捉”去,成为富弼的女婿,并连续娶了富弼的两个女儿。这哪儿是捉婿,分明是抢嘛。要说这冯京,确实是个牛人,在长达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能连中三元者只有寥寥17人,而又能连娶宰相二女者,唯冯京一人而已,人称“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一时传为佳话。
进士登科之后,除了官方赐宴之外,还要着盛装,骑骏马游行,而此时京城男女则争相一睹新科进士们的风采。所以进士登科之后很快就会成为偶像,其受欢迎程度绝对不亚于今日的影视明星。在宋代由于进士登科后穿绿袍(不知道戴不戴绿帽子)所以王安石有:“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之句。而唐代孟郊,虽然考中进士时已经46岁,却仍然激动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过也不能怪他,古代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就是说50岁中进士不能算老,人家孟郊登科时才46岁,虽然算不上少年得志,也算是年轻有为了。比他年龄大的考生多着呢,比如徽宗崇宁五年(1107)七十六岁的福建考生徐遹以“特奏名” (由于年龄大而特别照顾)恩第,当日,他和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们一起逛街,路过青楼时,妓女们纷纷争抢进士们胸前的宫花,但徐遹却因年龄太大而无人问津。回到驿馆后,徐遹提笔写下《琼林宴罢作》“白发青衫晚得官,琼林宴罢酒肠宽。平康过尽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集中表现了一个老进士的唏嘘和失落,伤不起,真的伤不起!但徐遹最多只能算年龄偏大,史上年龄最大的考生,则是清朝的广东举子陆从云,他参加道光丙戌六年的会试时已经103岁,虽然没考中,但道光皇帝看他年龄太大,特钦赐国子监司业衔。真乃不折不扣的科举钉子户,如果算起来,这位老兄从雍正年间就开始考试,其考试生涯总共经历了四个皇帝,真是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考生,抛开价值观不论,就其不抛弃不放弃的考神风范,必须点赞一个。
和屡试不第者相比,有的家族却父子兄弟皆为进士,这就不能不说是基因问题了。据《名史?林翰传》记载,四川巴县刘规自从成化五年中进士后,其家中四代共出过八位进士;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从明代中后期到清初共出进士二十位,像是开通了进士生产车间,批量生产,流水作业。而朱彭寿《旧典备征》载,清代徐乾学的五个儿子全部考中进士,名副其实的五子登科。如果祖孙三代中,爷爷和孙子都中举,儿子却落榜,则较为尴尬,清代苏州彭定求和孙子彭启丰都是状元,而儿子彭正乾却连个进士也没考中,彭定求骂其无能,彭正乾却反驳道:“老爸,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你的老爸不如我的老爸,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我有一个状元老爸,还有一个状元儿子,你有吗?”读来让人喷饭,要我说,彭正乾考不中进士,主要是名字不好,正乾(挣钱),正乾(挣钱),光顾挣钱了,哪有心思读书啊?哈哈。
在古代,科举及第就获得了进入仕林的资本,诱惑力极大,因此考场作弊现象也是屡禁不止,花样百出。据《清代十大科场案》记载,在乾隆二十三年江南贡院举行的科举考试中,竟然出现了“飞鸽传书” 的作弊方式,一考生训练了一只鸽子,它晚上飞到自己的考房中,他把题目抄写完毕后,绑在鸽子腿上,鸽子飞回家中,家人请枪手完成题目,然后再通过鸽子带给考生。不得不说,这兄弟太有创意了,绝对是一作弊的天才,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鸟已经飞过,江南贡院纵然戒备森严,谁又会留意一直悄然飞过的鸽子呢。正所谓鸽子一飞考生笑,无人知是答案来。但是这位考生却实在是奇葩,枪手把答案写在背面,怕他看不见,特意在试卷正面写了“背面还有”四字,这哥们连这四个字也照抄不误,结果不但连累了那个倒霉的枪手,也辜负了那只聪明的鸽子。不知道后来贡院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来杜绝此类作弊,那时候又没雷达,难道在贡院上空设立禁飞区,让弓箭手提弓执箭,对进入贡院的一切不明飞行物格杀勿论?至于那位兄弟,考科举是不可能了,出来以后好好训练训练你的鸽子,成立一个快递公司啥的,说不定倒能干出一番事业。
科举除了激发广大考生的作弊创造力外,还带动了博彩业的发展。清末在广东地区流行一种叫“闱姓”的彩票,每逢考试,“博彩公司”把考生的姓氏和名字写在纸上,在开考前,彩民选择他认为有实力的考生来下注押钱。揭榜后根据考试结果和下注多少来确定中奖与否。这种彩票极有可能是中国如今各色彩票的前辈鼻祖。道光三年,广东陈祖辉通过笼络考官,事先了解了应试考生的实力,然后把这些考生的姓名写在密封的彩票中作为彩底,这就相当于预先知道了彩票的中奖号码。他又故意书写了大量的不可能中举的举子姓名,有的名字甚至是自己胡编乱造的,他把这些中彩率低甚至根本无法中彩的彩票混杂在彩底中一起出售给彩民。陈祖辉通过这种方法降低了中彩率,而自己从中大赚了一笔。但他把中彩率降得太低了,结果发榜以后,中彩者寥寥无几, 广大彩民群情激奋,把彩票业先驱陈祖辉同志活活打死,但是科举博彩业却由此泛滥成灾,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宣告终结。
善待语文,让阅读“回家“
原发(《中国教育报》2013年12月23日)
阅读及其相关能力的培养是语文学习的核心任务之一,新课标关于语文学习的目标陈述中,阅读教学的篇幅最长,条目最多,表述最详尽。我们能够感觉到课程标准对阅读的要求,近乎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即几乎语文学习的所有目标皆可由阅读来实现。然而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语文课堂上并无“阅读”的一席之地,而是被一种奇怪的课堂样式所代替,即对课文条分缕析地肢解,在语文学习中应该被倚重的阅读却长期被放逐于课外,似乎那些目标不应该诉诸明确可见的课堂,而应该在课外完成,法定的课堂则应该解析一篇篇的课文,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之所以语文课堂呈现为“解析式”,是受制于考试中相关题型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考试中要探究字词句篇的意思,因此课堂上老师也把字词句篇解析给大家。按理说,考试中“现代文阅读”通过字词句篇相关题目的设置来考查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能力,这并没有错,关键在于,考试中所要考查学生的那种理解能力,并不是依靠平时“理解”训练(解析课文)来获得的,而是需要在阅读中习得。但我们平时语文课上对课文的解析却试图从理解训练中得到理解能力,这无疑于缘木求鱼,背离了语文学习的本意,徒留给学生机械的解题方法和对语文课味同嚼蜡的回忆。
那么为什么解析课文(理解训练)不能获得理解能力呢?首先在于教师对教材中选文的处理上。其实,教材所选的大多数文章并不需要通过解析课文来完成教学,我们的语文老师却把这些数量相对庞大,质量相对参差的“基本篇目”当成“定篇”来使用,从而把“教语文”或者“用课文教”演变为“教课文”,进而导致了语文课堂的低效。
事实上,对于语文教学行为及其效果而言,教材中的选文内容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无需教师讲解,学生自己可以领会,即课文内容简单,学生一望而知。二、即使教师讲解,学生仍无法领会,即内容不恰当,超出了学生的认知范围,或者说学生在这一阶段不需要学会这些内容。三、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能够领会,但是不能转化为真实的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也就是说,通过解析某篇文章训练出来的方法和能力在其他文章的学习中不能适用。我们试图通过“理解训练”而形成的那种“理解能力”在非考试的自然阅读和语文学习中并不存在,此时,文章中所包含的那种语文素养与学生是绝缘的,更多的只属于文章本身。如鱼在水中,当你试图将其取出放在学生面前时,它也同时失去生命。四、通过教师讲解,学生能够领会,并能转化为真实的语文素养和阅读能力。
显而易见,只有第四种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解析的语文课,而实际上我们的语文课却大部分表现为前3种情况。换言之,我们真正应该用于详细解析的课文和课时并不多,语文课还应该有其他的样子,正如程红兵在写给李镇西的信中谈到的那样“语文教学不分析课文可不可以?”解析式的课堂不应该是语文课堂的法定样式,语文课堂需要有生命力的重构,而阅读正是语文新的生命。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认识到阅读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新课标在阅读教学建议中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不应完全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也要防止用集体讨论代替个人阅读,或远离文本过度发挥。”新课标对阅读的阐述厘清了阅读行为的本质,即阅读的目的不是指向文本阐释,而是指向文本本身,不是为了“解析”、“讨论”和“对话”去阅读,而是指向阅读行为及体验本身。语文课程对于阅读的要求不应该是倡议式和辅助型的,而是法定和明确可见的。阅读不是语文课堂的额外附属,而是语文教学的本义;语文不是把阅读从课内逐于课外,而是把阅读从课外引向课内。如此,解析式的法定地位才能被打破;如此,语文才能迎来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回归。
从更为深刻意义来讲,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出版趋于无穷的时代,即使按照“文质兼美”的尺度来衡量,达到这一标准的文章也极大丰富。换言之,教材及其选文并非语文登堂入室的必经之路,我们有足够多的选文来编出多套毫不逊色的教材。从这一意义来说,花3年的时间,来学习法定的6本教材,无论如何都显得过于奢侈。面对如此丰富的语文学习生态,我们已经不能够安于在有限的文章里条分缕析、寻章摘句,语文教学应该有一种阅读紧迫感,应该有一种更为广阔的阅读视野。
面对丰富的语文学习资源,也似乎只有阅读才是一种更为恰当的学习方式。换言之,只有阅读,才能更好地贴近语文学习的丰富形态本身。或者说,不是阅读要向语文靠近,而是语文选择了阅读。阅读是源头活水,课堂是半亩方塘,只有把活水引入方塘,语文教学才能清澈如许;只有把阅读引入课堂,语文才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阅读生态中获得生命。
杀 猪
原发于《百花园》2011年第10期
“常贵儿家在杀猪了”
老村长悠悠地说。他在这个村子里活了六十多岁,光听猪叫就知道是谁家的。村子里能走动的都去看杀猪了,在这个闲的打盹儿的村子,除了娶媳妇、嫁闺女和过年放炮,杀猪就算得上一件新鲜事了。
杀猪匠是从邻村请来的操蛋,操蛋年轻的时候跟着师父走村串巷地杀猪,跑遍了十里八乡大大小小的猪圈,见了人不问家里几口人,院子有多大,而是问家里几头猪,猪圈有多宽。猪一茬子一茬子地杀,操蛋也练就了一身的本事,抓猪、捆猪、杀猪、烫毛、吹蹄子、开膛,没有一样不是麻麻利利的,而今杀出了名堂,其他的活儿都交给徒弟去干了,唯有这杀猪一条,还是自己操刀,怕徒弟干不好丢了饭碗。
这杀猪讲究个手准、刀快,据说在每头猪的脖子下有一个命门,杀猪的行家,一搭手,就能估摸个八九。摸准了命门,刀还要快,动作要干净,一刀下去,血要痛痛快快地出来,绝不能有第二刀,如果有了第二刀,那就破了刀,今后没有谁请你杀猪了。操蛋的师父当年就是因为下刀时手抖了一下,结果猪没死静,等按猪的人松开了,那猪又跳起来跑了小半个院子,师父破了刀,就不再杀猪了。
谁也不知道那天师父的手为什么会抖。
这工夫儿,徒弟们把猪赶出了圈,猪是不能杀在圈里的,倒不是怕其他的猪看了难受,而是怕弄脏了猪圈。每次杀猪的时候,人在院里看,猪在圈里看,杀一头猪不会影响其他猪的心情,反正下次猪食送来,猪照样拱着猪槽吃得哗哗响。猪也没学过数学,猪才不会去想身边的猪少了一只或多了一只,猪也不会留意送猪食的人是常贵还是常贵媳妇,猪看人都一个模样,就像人看猪一样,没有人会去在乎一头猪长的俊还是丑,我们吃猪肉时也不会想这头猪生前叫什么名字。
操蛋穿好胶皮水鞋,系好油布围裙,嘴里咬了刀,单膝跪下,左手一摸,右手一刀,呼哧,血就咕咚咕咚涌出来。等猪停了叫,徒弟们松开捆在猪腿上的麻绳,大家都看着猪,猪不动,死静了。看杀猪的人一个一个走开,徒弟们都放了心,今天的活儿干得干净,工钱有了着落。
工钱不多,就是两斤猪肉,一条大肠,外加一顿饱饭。
操蛋闲在一旁,笑眯眯一手拿着烟袋,一手在身上搓着汗泥,一会儿的工夫就跳蚤似得疙疙瘩瘩撂了满地。
徒弟们把死猪放在开水里烫,烫完了用刀在猪蹄上划一道口子,往里吹气,吹圆了就刮毛,刮完毛,就开膛。开好膛的猪,四蹄张开,白白胖胖的一生被挂了起来。
常贵的媳妇炒好了菜,又在和面,在这个地方,女人除了要会下崽儿,就是要会做一手好面条了,压好的饸烙面,下了滚水的锅,讲究个三起三落,用笊篱捞出盛在大瓷碗里,剥了蒜,洒了醋,再浇上香喷喷的臊子,哧溜一筷子下肚,五脏六腑都流着香。有时候,女人的身体拴不住男人的腿,女人的面却拴住了男人的胃。男人不管走多远,总忘不了面的味道,进了屋,两碗面下肚,才算真正到了家。
猪粪也过来帮忙了,猪粪是操蛋的儿子,名字是师父起的,操蛋觉得这名字好,倒不是因为欠猪太多,起个贱名来赎罪,而是觉得儿子将来也要杀猪,猪粪这个名字有猪缘,将来也好和猪打交道。
吃完了面,常贵去扫猪血,常贵媳妇端上了面汤,这女人生得白净,丰满,(此句隐去)。操蛋裤裆里的家什闲不住了。说来也怪,他看了一辈子的猪,摸了一辈子的猪肉,就是刚杀的那头猪,怕是也比这女人身上的肉更白更肥吧?可没一头猪像这女人一样,让他浑身发酥。
今天还有一头猪要杀,操蛋起了身,吆喝着徒弟们,走了。
日头傍落山的时候,村里传来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操蛋在杀猪时,不知为什么手抖了一下,破了刀,以后不能再杀猪了。
不妨看一下答案
原发于《交际与口才》后被《青年文摘》 转载
我曾经教过两个学生,他们一样的聪明,却有不一样的性格。一个学生在做习题时,从来不看答案,遇到再难的题目也坚持自己思考,这样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有的习题仍然不能够解答。另一个学生碰到难题的时候,首先也坚持独立思考,但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仍未能解决,就会选择看答案。一个学期下来,不看答案的学生,成绩有明显的下降,看答案的学生却得到很大的提高。
其实看答案未必是件坏事,答案不是简单的提供了一个结果,而是同时提供了解题的过程,教给你解题的方法和经验,所以有难题的时候不妨看看答案。适时地接受帮助,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这让我想到《赢在中国》2008年第9期的比赛,一位选手谈到他的创业经历时讲了一个故事:小蜗牛的故事:小蜗牛背着一个重重的壳,它很累,于是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要背着一个重重的壳,而蝴蝶可以飞上天空?蜗牛妈妈告诉小蜗牛,因为蝴蝶有翅膀,它受上帝的宠爱。小蜗牛又说,为什么蚯蚓就不用背这么重的壳?蜗牛妈妈告诉它,因为它有家,它受大地的宠爱。小蜗牛急哭了,蜗牛妈妈对小蜗牛说,孩子,我们不靠天,我们不靠地,我们靠自己……
新东方总裁俞敏洪作为嘉宾对四号选手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其实那个小壳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十年前我被北大处分的时候,也象你一样背着一个沉重的壳,觉得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其实人家根本就不认识我,我用了十年的时间卸掉那个壳,变成了一个自由人,既靠天,也靠地,也靠自己,这才是一种大气”。
的确,懂得依靠自己固然很好,懂得依靠别人更是一种智慧。人生天地间,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能自己解决,适当地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仅是一种交流沟通的能力,更是一种胸怀,一种态度,一种对人的社会性的理解。接受外来的帮助并不等于依靠别人,而是一种积极的方法,一种资源的合理利用,就像那位看答案的学生,虽然看了答案,并没有因此养成答案依赖症,而是从中吸取了经验和方法,从而事半功倍。
香港长江实业副主席李泽钜是李嘉诚的大儿子,这位现年44岁的李家大公子不仅在其运营的和记黄埔传统项目上颇多建树,同时控制着欧洲第三代移动电话网和世界最大的港口运营业。2003年,李泽钜入股加拿大航空公司,成为加航的最大单一股东,同年获选美国《时代》杂志“2002年度全球商界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没有人会否认李泽钜得到了李嘉诚的指点和帮助,但也没有人会认为李泽钜今天的成就是躺在乃父功劳簿上的结果。白手起家打造一代商业王朝的李嘉诚固然了不起,不被父亲的光环所淹没,成功维持企业的运营并不断取得新成绩,也需要胸怀和胆略。李泽钜没有生活在父亲“亚洲首富”的阴影之中,而是谦虚地接受父亲的影响和帮助,坦然地利用父亲给他带来的各种人际关系,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最终取得巨大的成功。
贫困未必就能励志,财富也未必使人堕落,关键看你怎么面对。学习中要懂得接受答案,人生中要懂得接受帮助,这样才能够不断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