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蔡秀词，1963年10月出生，1981年10月入伍，1993年7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6年10月从部队转业到湖北省随州日报社担任副刊编辑。2008年调入湖北省随州市文联工作，现任随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解放军文艺》、《昆仑》、《青年文学》、《长江文艺》等发表中篇小说近30部，短篇小说50余篇。出版小说集《戏子园》、长篇小说《吹鼓手》、《笑语伴着泪雨飞》、《台枪手朱哈巴》等。
看凤凰停在梧桐梢上
蔡秀词
神话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炎帝神农要想深入人心并传之久远，在他身上如果没有神话色彩是不可能的。在神话传说中，炎帝神农被描绘成牛首人身。这一点似乎很符合他作为农耕之神的形象，只是稍稍夸张些罢了。
另一种说法是，炎帝神农是感龙而生。传说他的母亲安登有一年夏天在姜水河里洗澡，正好一条青龙也在水中嬉戏，两情相悦，安登怀孕数月后生下神农。
这种说法为何能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我想它恰好满足了人们这么几种心理：一是炎帝神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他超出了一般人的能力并具有某种神力。这也为他统领炎帝部落，号令天下提供了精神基础，并显示出他的高贵与神秘。这与基督降临的想法同出一辙。尽管炎帝不是一门宗教，但炎帝神农却如基督有了“救世主”的形象。二是当时属于母系社会，家庭是由母亲来维系的，孩子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用现代人观念看，一个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显然不是件光彩的事。而炎帝神农有位父亲，他的父亲是一条青龙。
克托维尔说，一个没有神迹的普通人是不能上升为神的。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得接受炎帝神农既是神又是人的悖论。
曾侯乙编钟
在随州城南一个叫擂鼓墩的山上，1978年夏天，原武汉军区空军雷达修理所在那里大兴土木，不经易间，挖出了一座大墓，墓的主人是一个叫曾侯乙的随国国君。属于战国早期。
一个诸侯国国君墓葬为何能引起轰动，是因为在墓中出土了一套震惊世界的旷世编钟。其实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出土过编钟，而这套编钟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举世罕见。最重的甬钟达203。6公斤，全套65件编钟重达4421。5公斤。被称之为“国之重器”，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仪式上演奏过一次，尽管是仿制品，也让随州人激动不己，并津津乐道了好多年。
让随州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它的一钟双音，也就是一只钟敲击不同地方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据说它能演奏世界上即使不是所有也是大部分中外乐曲。
尽管它能演奏美妙的音乐，但我仍然固执地坚信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音乐价值。因为编钟没有像同时代的乐器如排箫、古筝等那样一直立在舞台上，而是被埋入地下。也就是曾侯乙铸造这套编钟还有别的想法。那他到底想干嘛？这个问题提出后，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众说纷纭。而普遍的说法是，编钟在当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地位越高，实力越大，铸造的编钟的体量也就越大。随国当时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北有强秦南有雄楚，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生存。拿现在的话说，弄不好就成了大国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事实可能确实如此。在此情形下，小国只有联合其他小国才能自保。在周围小国中，随国算是大的，古有“汉东之国随为大”的说法。如果连横的话，随国应该出这个头。据推测，随国确也召开过这样一个“盟会”。为了这个“盟会”，曾侯乙下令铸造这套旷世编钟，在“盟会”上演奏是个次要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展示一下随国这个龙头老大的实力。
其实这有点像当今世界的伊朗、朝鲜，为安全起见搞起了核武器。我一直在想，编钟这玩意儿也确实像核武器，其象征意义大于实用价值：既不能对付别的国家，也不能对付自己的人民。即使你有核武器也吓唬不倒谁。马尔维纳斯群岛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根廷并不因为英国有核武器而不敢出兵。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小国君主也一样有大国梦想。
我蛮夷也
《史记·楚世家》记载，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尽管史学界一直认为“春秋无义战”，但依据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那也得“出师有名”。就像美国当年打伊拉克一样，你总得编造个理由吧，说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才能“名正言顺”地出兵。而看看历史，楚伐随的时候，显然没有什么理由，就是编造的理由都没有。不，不，他们有理由，那就是“我蛮夷也！”拿现在的话说，我是流氓。流氓打人还需要理由吗？流氓的逻辑是，看到谁不顺眼就打谁。
读到这里，作为随州人，我不禁为我的先祖而扼腕痛惜，也为楚王的蛮横无理而怒发冲冠。好在随国人并没有因楚人说“我是流氓”就俯首称臣。史料记载，楚随之间发生过五次战争。五次战争，强大的楚国并没有灭掉弱小的随国，后来因“和平演变”随国才并入楚国的版图。可以想象，面对强大而又蛮横的敌人，随侯一边声明“我无罪”，一边对臣民喊道：伙计们，操家伙！
回首历史，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就像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一样，当今世界却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二战之后，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入冷战之后，世界反而没有像现在这样动荡不宁，更多的人民还能安享和平。因为那时有“雅尔塔协议”，有“波士坦公告”，说到底那时有一套“行为准则”，所以并没有走到战争的边缘。而如今，在冷战之后，旧的“行为准则”已经废除，新的却没有建立，或者说一些大国压根儿不想建立什么“国际规范”来约束自己。所以一些大国“我蛮夷也”，想收拾谁就收拾谁。
这个故事同样可以适合如今国内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有钱人，他们感觉财大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违法乱纪、道德失范、欺小凌弱、欲所欲为，从而成了蛮夷之人。这些人已经成为社会危险的所在。不仅在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在于他们对他人有着强烈的示范效益。
打开电视、电脑，翻开报纸、微信，每天都有诈骗、造假、勒索等案件发生，而那些犯罪分子的回答更让人啼笑皆非，他们说，我们来自农村，我们没学过法律，不知道这是犯罪。一句话，我蛮夷也，只认钱不认人。
其实，失范的道德戒律甚至比抢劫和谋杀一样可怕，同样会腐蚀一个健全运转的社会。这种失范往往起于青萍之末，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待到风起云涌之时，其祸大矣。
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正在打碎旧的道德体系，在颠覆原有的价值观念，而且“碎了一地”。如今我们在玻璃渣和垃圾堆中行走，难免划破手脚，弄得遍体鳞伤。因而有人在大声疾呼，要建立新的道德体系。然而，在一个没有权威、人人都想出头的时代，那些呼声势必将淹没在一片喧嚣之中。
长寿
如今生活好了，人们就想着法子长寿。于是乎，各种各样的长寿秘方应运而生。但说来说去无非是些老生常谈：饮食型、运动型、静心型、环境型等等。而我却要反问一句：一个人为什么要活那么久？八十年人生就够长的了。
如果以八十年计，一个人对社会有价值对人类作贡献往多里说也只有五十年光景。剩余的时光能自给自足不连累他人就算不错了。一个对社会对人类没有贡献的人，活着就是行尸走肉。难怪孔夫子说，老而不死视为贼。你不能创造财富只有攫取财富，不是贼是什么？即使是个艺术家，他那艺术也是结了壳的，毫无创造可言，有跟无没有本质区别。
更别说那些只能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了。既苦了自己又苦了他人。有的后人认为，让父母活得更长久些才是最大的孝道。其实不然。岂不闻巴金先生言：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活得太久。而尼采也说：如果不能骄傲地活着就应该骄傲地死去。
从我的舅父张尊府身上，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视死如归”。舅父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以后，他便想去自杀，他甚至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骗他说，如果你投水自尽，那你到阴间每天必投水三次；而你若是喝药自杀，在阴间也得喝下三杯毒药；要是你悬梁自缢，阎王爷也逼你上吊三回。让你死后都不得安宁。舅父想了想说，我有办法。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舅父反锁了大门，爬到屋后的山顶，一头摔了下去。舅父跳崖的地方少说也有三十米高，下面却是一个采石场。五个小时之后，当我的老表们找到他时，老人并未断气，口里还在不停地呻吟，而他的胳膊大腿没有一节是完整的，头上有三个大洞。老表将他背回家中，他才咽气。我在棺材里看到老人时发现他白如宣纸。他是血流尽而死的。
有报道称，将来人能活到一百二十岁，甚至是一百五十岁。一个一百五十岁的人会是什么模样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皮肤如树根，手指如鹰爪，背驼如龙虾，面目如怪兽……这样人你还敢看吗？走在大街上，见之如白日见鬼。且不谈一个老龄化的社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负担。果有那么一天，举目四望，周围到处都是一百多岁的老者，那才是真正地人间地狱。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遵重这一自然法则，未必就是件坏事。正是这种规律使然，邓丽君、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李小龙等人才将他们的美貌和英姿永远留在了人间。
老者的自杀
一位王姓老者在和儿子争吵之后，于当晚投河自尽。这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或者说在当今农村，老年人自杀已十分普遍。究其原因，大多是儿女在外打工或移居城镇，而这些老人或独自或和老伴居住在农村老屋，当他们生病之后或没钱就医或无人陪护，于是就起了轻生的念头。
而这位王姓老者显然不属此类，他只有七十出头，老伴也健在，他和儿子儿媳以及孙子生活在一起。老者一生经历很丰富，参加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由于他在朝鲜战场冻掉了手指和耳朵，1955年从部队复员回到农村老家，靠辅恤金生活。由于他为人正直，做事公道，后被推举为大队书记，一直干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从村书记任上退下来。关于他退休的原因也很有趣，因为他反对分田到户。他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十几岁就在乡下打土豪分田地，后来打倒蒋介石、后来又在朝鲜跟美帝国主义干，目的就是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新中国，如今又要分田到户，走回头路，那我们这一代人不是白干了？那些烈士的血不是白流了？他还表示，只要我这个书记干一天，在我们这儿想分田到户？休想！
不换思想就换人。在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无果之后，他被迫从书记位置上退下来。即是退下来他依然忿忿不平：不出三五年，土地仍然要归集体。五年之后，分下去的土地并没有重新归集体，而上级领导念及他几十年来为老百姓做的好事，让他的儿子在村委会当了一个副主任，算是对老者的一丝安慰。
而老者的儿子却是另一种人：油滑而且世故。多年来他不仅看不上副主任这个比芝麻还小的官儿，也没有把村里书记、主任放在眼里。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村支书来到王家找到老者的儿子，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有参加村两委召开的会议？这位副主任随即撒谎说自己昨天病了，在家拉肚子。而老者却当面揭穿儿子的谎言：你昨天不是去打猎了吗？还打了一只野山羊呢。哪儿病了？不用说，儿子当时是多么尴尬，又是多么愤怒。就在老者还在喋喋不休指责时，儿子泼然大怒道：你能不能不说话？我是去打猎了，还是拉肚子，管你什么事？！
几十年来，父子俩少不了争吵。到后来总有一方作出了让步。但这一次谁也不肯让步，尤其是老者。在他的继任者面前被儿子斥责他觉得无地自容。可以说他实在是怒不可竭。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东西是他不能容忍的：腐败、诈骗、抢劫、谎言……这些过去已经销声匿迹的东西又陈渣泛起，相反那些美好的东西，比如责任、正直、公道、爱心等等又在销声匿迹。老者一直怀念过去的日子，却对今天的生活极其厌恶。更让他厌恶的是，有人竟对那些因欺诈而获得的财富羡慕不己；有人对用无耻手段获取的高官厚禄鼓掌喝彩。他或许早就不想活在这种环境里了，儿子的冒犯只是他自杀的一个导火索，而炸药早就埋藏在心底里了。
成败
关于成败，世界上有许多人说过许多精彩的话，大多已经忘记了，但前些日读到梁启超先生的一篇文章却难以忘怀。梁先生是有资格谈论成败的，他的传奇经历足以说明一切。
关于成败，梁先生说，一个人做事无所谓成，也无所谓败。有时会败于先而成于后，有时会败于己而成于人。
梁先生在此举了一个日本的例子，他认为没有吉田松阴的创新就没有明治的维新。其实在中国，类似的例子也非常多，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催生了封建帝制的瓦解。在艺术改新上，此类的例子同样不少，如果没有严凤英的改革，也就没有黄梅戏后来的兴盛。
梁先生说，一个人要办大事就应超然于成败之外。
说话
对于听得懂我所说的话的人，无需我多说；对于听不懂我的话的人，说得再多也没用。
这句话有力而朴素，听后让人心头一颤。对于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多少是种警示。在家庭里，父母尤其是母亲喜欢对子女唠叨个没完，而现在的孩子都有个性，君不见上十岁的小孩就不爱听父母的唠叨，时不时顶撞一句：你烦不烦人？
子女们长大成人之后，各自有了家庭，除非不得己他们是不愿意同父母住在一起的，因为有两个人最不爱听老人唠叨：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儿媳。对于亲生的孩子，大可公开顶撞，父母就是生气怕是不会见怪的。然而，女婿和儿媳妇就不同了，他们若是顶撞起来，家庭恐怕就要吵架了。
上述那句话对于各种各样的会议也是适用的，实话说，有些会完全没必要开那么长，有些话也完全没必要讲那么多。说到底，开会的目的是促进工作的落实，如果我们把开会的时间多用在抓落实上怕是事半功倍了。反之，那是本末倒置了。
禅宗把这叫做指月之手，渡河之舟。如果我们不去看那月亮而把注意力放在手指上，如果我们不到岸上去而把功夫花在船上，那真是浪费了大好时光。
知识无用论
常常听人说，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看看那些大款那些土豪能识几个字？并进一步说，知识越多越没用，反而妨碍你的行动。
常常听人说，我们单位分来几个名牌大学生，干这不行，干那也不行，写个材料要么到网上去抄，要么废话连篇，与单位的实际八竿子打不着。还不如那些高中生好使。
常常听人说，我现在发现大学的那些书是白念了，参加工作后发现压根儿用不上，一切得从头开始。
为什么会造成“知识无用”呢？我想理查德·桑内特的观点很有启发意义，他列举了如下几个原因：一是知识更新太快了，现在学的过两年就会过时，那些处于前沿的学科尤为如此，知识正在变得越来越“无用”；二是一些大学所设的专业在社会上无用武之地，学生毕业了根本就找不到工作，造成另一种“无用”。三是你若去某单位招聘，老板会说我不管你过去取得什么成就，我只问你现在能做什么？有多大潜力？你过去的“经验”会变得“无用”。
一边是知识在变得越来越“无用”，一边是社会上急需的人才越来越稀缺。比如那些技术工人就成为各大企业争夺的“香饽饽”。
一边是社会上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找工作越来越难，或者说他们想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越来越不易。一边是企业面临着“用人荒”。矛盾种种。
由此可见，知识在“无用”的同时也变得“浪费”严重。尽管它没有餐桌上的浪费那么显而易见，但同样触目惊心。我本想提出一些个人的浅见，但又怕给人扣上目光短浅，或实用主义的帽子。我想，如何化解这道难题？还是留给专业人士去吧。
庸常
哦，庸常，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可查不到。但它随着理查德·耶茨的几本书，以及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电影《革命之路》一起来到中国，并迅速击中了许多人。
既然词典里没有，那我就试着给它下个定义：庸常，平庸和寻常的结合体，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活。算了吧，还是别费心思。庸常的生活？谁不是过着庸常的生活。要命的是，一辈子都过着庸常的生活，没有改变，死水一潭。起床，睡觉；吃饭，拉屎；结婚，生子……还有出生和死亡。没有天塌下来的坏事，也没有激动人心的好事。不过，你倒是想干一件轰动一时的坏事，思来想去，你还是没干，因为你没那个胆量。你倒是想得到提拔，想一夜暴富，想金屋藏娇，想贪污腐败，但你只能想想，睡在床上想，躲着老婆想，一个人蹭在厕所里想，只能想想，因为这些好事轮不到你的头上。当然你也奋斗过，有过挥汗如雨的日子；你也努力过，想尽了能够想尽的办法。但你还是失败了，无论你怎么努力怎么奋斗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最终不得不低下你高傲的头来。
哦，你的生活就这么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后来你渐渐习惯了，知足了，认命了。你甚至请人写了一幅字挂在厅堂之上，内容大致是，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心安是福，诸如此类。你站在那里欣赏着，脸上终于浮起微笑。直到有一天，庸常这个词像一支箭击中了你，于是，你一把将那幅字撕了，大吼一声：狗娘养的，庸常！
莫名的哀伤
走在黄昏的街市，偶尔会迎面走来一个人，一个女人或是一个女孩，她脸上的哀伤一下子击中了我。尽管我们都没有停下彼此的脚步，但那哀伤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有时，我会停下并转过身来，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是什么让她如此哀伤呢？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孩子病了，需要一大笔来为他们治疗，她正走向某个求助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未必能满足她的希望。
而那个女孩的为何哀伤？是她还想继续读书而她的父母却要她去南方打工？是她的父母刚刚离异，而她突然觉得世界坍塌了？
……
在看惯了会场上的夸夸其谈，牌桌上的神采飞扬，以及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之后，我的心都有些麻木了，变得迟钝、粗糙而缺乏同情心。然而，她们的哀伤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亦让自己变得多愁善感。
这个时候，我往往不再匆匆前行，而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独自一人坐着，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泪流满面。一种更深的哀伤从心底泛起，回顾自己五十年走过的路，回顾那些坎坎坷坷的岁月，回顾那些纷繁复杂的人事，是什么让我们希望尽失绝望顿生？是什么夺去了我们的未来，让我们永无出头之日？是什么让我们穷尽毕生心力，最终却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给我们答案。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和那些面带哀伤的人一起行走，并在某个时刻发出呐喊。
隔膜
在乡下，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如果你走近某个农户的门前，向主人讨要一杯水喝，他们会很乐意递上一杯开水，或是端上一碗陶壶里的凉茶，并向你嘘寒问暖，问你来自何处又要去何方。
这样的场景在现代都市似乎难得一见，无论是车站、机场摩肩接踵的行人，还是商场、球场穿梭不停的男女，甚至是校园门口等候孩子的家长，大伙都难得相互交流几句。每个人身披一副厚厚的铠甲，严严实实地将自己裹在其中。即便是有人想与你搭讪几句，你恐怕也是冷眼相对。我曾经请求一位坐在车上玩手机的女士将车子后退几米，以便我能将自己的车子开走，没想到却被她白眼拒绝。
是什么使如今的人们冷漠无情、相互提防？是什么让我们拒绝交流、畏首畏尾？又是什么让我们彼此猜疑、如此傲慢？
原因或许很多，但现代文化的确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电视节目中的残忍血腥场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商场训戒，卖官鬻爵、行贿受贿的官场交易，以及崇尚权力、金钱至上的扭曲心理，无不污染我们的心灵，摧毁我们的道德防线，让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仁慈、友爱、谦让、孝悌等美德，一点点丧失。
于是，有人开始在宗教中寻找我们曾经失去的过往，在青灯经卷中寻找来自上天的呼唤，在木鱼、梵音中悔恨自己的过错，并宽恕他人。毋庸违言，宗教的确知道世人是多么孤独，并具有抚慰心灵的力量。
我也多次参加寺庙的法会，在那里你尽可解除防备之心，不必担心你的钱包、手机被盗，哪怕你身边站着那人就是小偷。夜晚降临，当一盏盏闪烁着微弱火光的烛光，从陌生人手里传递到你手中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微笑以对，并送上由衷的祝福。
哦，你可以不去寺庙、教堂，不相信转世重生的信念，不相信天堂地狱之说，甚至不相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一句话，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然而，不管你承认与否，其实每个人的心底里都有一种宗教情怀，那就是慈悲或是悲悯之心。这也是我们生命的原点所在。
困在自己的梦境里
我清楚记得有两次我被困在自己的梦境里。一次是十岁左右，而这一次是在五十一岁生日前夕。就像电影《盗梦空间》里所描述的那样，那是个梦中之梦。就说最近发生的这个梦吧，在一间日本式的榻榻米上，我仰面躺着，而我的身边则躺着一位身着军装的战友。在我的脚头，有一扇能够滑动的同样日本式的格子门，在门内，我的早已故去的祖母正对我大喊大叫，而我则拚命叫喊着要从梦中醒来。
这个奇异的梦其实是我现实生活的写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的梦想就是写作，或者说就是写出那种属于我的举世无双的作品。三十多年来，我的确发表和出版过一些作品，但距我梦想中的作品还有一定的距离，它们总是带有某种无法弥补的缺憾。多少次，我天真地认为那部只属于我的举世无双的作品就在“前面”，似乎伸手可及，我的指尖几乎快要触摸到它了。它的形象是如此清晰和模糊，它离我的距离是如此贴近和遥远。就像人们所说的咫尺天涯，就像我的那些梦境。在一觉醒来，我会清晰地回想起梦中的每一个细节，会见到我死去的和没有死去的亲人，甚至见到只有在电视才能见到的高官和名流，当然还有一些女人，五花八门，数不胜数。
必须承认，这些美妙的梦会困扰我好一阵子。有时，即使是深更半夜，我也因为兴奋而再无也不能入睡。多少次，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强迫自己进入梦乡，但多是不能奏效。我会沿着梦境去想入非非，最后弄得疲惫不堪，以至于次日一整天都无精打采。
在我的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情怀，这可能是导致我做梦多的原因。即使白天，我只要睡上五分钟，也会做一个梦的。好在我这个人能睡，一天要睡十个小时左右而很少失眠。更为奇怪的是，有些梦甚至非常灵验，比如梦见一位多年不见朋友会突然到来，而数日之后此人果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曾梦见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去世，早晨我将这个梦告诉我的战友，而中午电视台准时播放了此人去世的消息。我并认为这是什么神迹，就像言多必失一样，有些梦会误打误撞地对应着现实。
当然，我梦到更多的是我的作品的“命运”：出版或被退回。这在早年，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刚踏入文学大门之时更是如此。而如今，这样的梦我做得少了，因为我已困倦，或者说我对文学已经不抱幻想。
尽管如此，那些关于文学的梦境是那么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作品被人追捧，获得重要的奖项，名声如日中天，人们会用惊奇的目光看待原本相貌平平的自己……这些，无数次进入我的梦中，也无数次让我在醒着的时候浮想联翩。到后来，我竟不知它们到底出现在梦中还是出现在我现实的遐想中。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常常混淆梦境和现实的界限。
而真正的现实是，我并没有体验那些快乐。文学，带给我的除了梦想之外更多的是痛苦。所以，就像总想摆脱痛苦一样，我一直想摆脱文学。就像这一次，我大喊大叫想从自己的梦境中醒来。由于陷得太深，也由于困得太久，醒来，似乎并不容易。
金钱再一次败给了理想
闹得轰轰烈烈的台北市长选举，最终由柯文哲的胜选连胜文的落败而尘埃落定。柯文哲时年55岁，按理说他更能吸引中老年选民的关注，而连胜文只有44多岁，则可能更多引来年轻人的目光。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柯文哲则代表理想、朝气、庶民。年纪轻轻的连胜文则代表老朽、迟暮的国民党官僚体制。所以，台北的年轻人把票投给了柯文哲一点也不让人惊讶。
也正如柯文哲在胜选后发表的演说那样，他的胜利是爱和理想的胜利。青年人无疑是代表未来的。所以说，国民党此次不仅失去了台北市长的宝座，其实它失去了台北乃至台湾整整一代青年人，一句话它失去了未来。
因为年轻，所以他们可以视金钱如粪土。因为年轻，他们还有理想，有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东西值得去追求。金钱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挣，中年甚至到了老年挣钱也不迟。如果你年纪轻轻就掉进钱眼儿里了，那这个人不仅没有希望，简直说是可悲的，甚至是堕落的。这与一些大陆的年轻人是有天壤之别的。大陆的一些年轻人早早地就进入淘金大军，在他们眼里金钱至上，他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理想能值几个钱呢？而我要说的是，理想的确不值几个钱。因为理想不是用钱能衡量的，理想是无价的。在理想面前，金钱同样什么都不是！
但我要说的是，因为有了理想，社会就会少一些贪腐，少一些造假，少一些欺诈，甚至少一些谋财害命。
当然，对于眼里只有金钱的人，请不要给他们枉谈理想。因为他们不配当一个“理想”的听众。
表面上看，连胜文并没有错，他沿袭着国民党关注民生、关注老百姓口袋的钱多钱少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还记得马英九当年的口号吗？台湾经济“马上”好转！意思是马英九上台就好转。但马英九同样忽视了民众除了金钱之外，还有理想。一言以蔽之，除了老百姓口袋有钱之外，一个自由、平等、向善、友爱、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社会更是民众所向往的。
这些恐怕是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懂的。
修桥杀僧
小时候，常有一些打鼓说书的人来到湾里，在场地边上的大银杏树底下，锣鼓一敲，亮开嗓门说起来。他们讲的也是方言，但与我们略有不同。那个时候，我以为他们来自遥远的地方，其实不然，他们就来自邻近的乡镇。随州是个奇异的地方，方言的差异非常大。
说书人讲的故事多是一些古代传说，或是文学名著里面那些老掉牙的东西。尽管那些故事我们从各种渠道听过无数遍，但每次听起来都非常新鲜。说书人还讲一些发生在身边的逸闻趣事，我印象深刻的是“修桥杀僧”的故事，多少年过去了，依然忘不了。
故事发生在随州与安陆交界的地方，那里住着一户人家，家里只有母子二人。由于丈夫去世早，母亲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儿子非常孝顺，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在这户人家的对面山上有一座庙，中间隔着一条小河。庙里的一位和尚长年与妇人暗中有染。冬天的时候，儿子看到和尚趟水过来与母亲幽会，就在河上修建了一座桥，从而方便和尚往来。
多年之后，母亲病逝，儿子半夜提着一把刀去庙里杀了那和尚。事毕在桥上题了一幅对联：修桥顺母意，杀僧报父仇。
数十年过去，这个故事让我久久难以释怀。都说随州在文化上是个异数，从地理位置上说，它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结合部。如果硬要归类的话，它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混合体，因而它有自己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永兴街
在银杏谷的入口处有一条小街，永兴街。这条街在年幼的我的心灵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鹅卵石铺成的路面，夏天，尤其是雨后，如果你赤脚走在上面，那种清凉的感觉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路两旁是清一色的木制小楼，两层。一楼是各种各样的店铺，有肉铺、药店、百货店、还有卖油条、卖豆腐的，要有尽有。当然还有酒馆，一头一尾，两个。店铺的招牌依然沿袭着过去的风格，一律用木板制成，黑底白字。二楼则多是大人、小孩的卧室。卧室的外面则是清一色的阳台，茶余饭后，这家的女人站在阳台上同对面人家的媳妇叙着家长里短。对面的男人一扬手臂就扔过来一支香烟，被这家的男人稳稳地接住。孩子们则相互传递着玩具、糖果或家庭作业。有的人家楼顶上甚至搁着一根根竹竿，上面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走在下面的来往旅客抬头望去，就像空中飘扬着一面面旗帜。
夜幕降临，偶尔有南来北往的旅客在此投宿。有时，小街上的人们会聚集在那个酒馆里，聆听陌生人讲外面的世界和他的人生传奇。
我家距离永兴街只有三四里的路程，如果翻山越岭还要近一些，小时候，当我为家里购买油盐酱醋时多半会到这儿来，若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独自来这儿走走。那个时候，我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古代的侠客，骑着一匹白马，身佩一把宝剑，来到这儿的酒馆等待一位神秘女子的到来。
如今，这样的情景已经无法重现了。那些木制小楼已经拆除了，逐渐富裕的人们将它们改建成钢筋水泥建筑，中间的鹅卵石也被铲除，换成了水泥路面。尽管这条街变得更长了，住户更多了，尽管仍有各种各样的店铺，买卖的东西比过去更加丰富，然而，走在这条街上我却怅然若失，不仅仅是关于儿时的记忆，还有那个叫“乡愁”的东西。
善洪和尚
随州大洪山顶有一座慈恩寺，此寺始建于唐代，该寺出过几位高僧大德，善洪便是其中之一。据史料记载，继玄奘之后，近千年中，共有40批200多位中国僧人赴印度取经。当然，这些人大多寂寂无名。
善洪和尚是从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春出发，至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四月返回——现在的开封——东京。其间历时13年，途经39个国家。归来时，真宗皇帝还在便殿亲迎，并赠以紫衣银绢。
善洪和尚从甘肃天水出发，走的也是当年玄奘走过的路线。据说他到过供奉佛陀顶骨的醯罗城，也到过那个传说能见到佛影的荒僻山洞并亲身体验了一番。据说他跪拜3个多小时，口中默念法号千遍，仍不见佛的影像。但善洪是位至真至诚的僧人，也是一个极有恒心和耐力的人。当他跪拜5个小时之后，佛影终于出现了，善洪和尚心中一阵狂喜。
现在的我们自然能够体验善洪和尚终于见到佛影的喜悦心情，但对他是否真的见到了佛影却深表怀疑。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见到的不是一种幻影，而真的是佛陀本身？现在的科学表明，那些宗教人士比常人更容易罹患病态的心理疾病，这些人由于长时间默想而陷入出神状态，从而出现幻听、幻视，以及幻觉。
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被资本家剥削。费尔南多·佩索阿也说：先知和圣徒行走于虚无的世界，他们被上帝剥削。
在菩萨面前发誓
不管有多少人反对，而我固执地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佛教文化占有不容小觑的地位。它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至今仍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准则。自“文化大革命”之后，佛教被界定为牛鬼蛇神，属于被打倒的范围，至今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然而，即使在“文革”十年里，在乡下农村，人们仍然对菩萨心存敬畏。而那些“灵异”事件又加剧人们的敬畏心理。
说起所谓的“灵异”事件，至少有两件时值今日我仍然记忆深刻。一件是“文革”期间，红卫兵拆除我老家后面古迹岭山上的那座古寺。当几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拆掉寺院大门一块宽大厚实的门板时，门板轰然倒下，将其中一个小伙子压倒在地致其当场毙命。原本兴高采烈的人们顿时静默无言，此后竟无人再敢动寺院一土一物。
另一件事是，一个年轻人锯掉了胡氏祠门前两棵参天古柏中的一棵。这两棵拍树都是祠堂的“风水树”，一公一母，一棵结籽而一棵不结。祠堂门前的“风水树”一般被视为“神树”，氏族的宗亲已经将它们赋予了某种“神力”，为防人锯并在树中钉满了铁钉。当然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有些年轻人只相信“伟大领袖”的话，而不信鬼神的。结果，那位锯倒“风水树”的胡姓年轻人，第二年打银杏时从树上摔下来一命呜呼。
如今，“文革”结束近四十年了。在农村，宗教尤其是佛教活动已成燎原之势。各级政府虽不提倡也没有反对之意。如此一来，一些过去拆除的寺庙得以修复重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在此拜佛求法之外，寺庙竟成了调解村民纠纷的场所。一位村支书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某湾住有四户人家，某日，一家村民的摩托车被盗了，车主怀疑是湾里两户中的一户盗的。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前来调查的村干部。村支书找来除车主之外的三户户主，询问此事是谁干的？三个男人都赌咒发誓不是自己干的！
无奈之下，村支书将三人拉到一座新建的寺庙前，让他们依次跪在菩萨面前发誓不是自己偷的。这时，一位男人畏缩了，他偷偷地把村支书叫到一旁，声称是自己偷了摩托车，放在自家牛栏里，并用一捆稻草盖着。想等找到买家之后半夜骑出去卖掉。
村支书好奇地问：你刚才还对我赌咒发誓不是自己干的，怎么这会儿承认了？偷车者说：我对你发誓你因为没有证据而相信我是清白的，但菩萨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俗话说，你瞒得了人却瞒不了神。所以不能在神像面前说假话。再者，对你赌咒发誓不算个什么，但对菩萨赌咒发誓说了假话是要遭受报应的。那报应若是落在我的身上，我也认了，要是落在我的老婆、孩子身上一辈子都要在悔恨中度过了。
这使我想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一个人可以不信神，但不可否认在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宗教情怀。
还有一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即使一个杀人如麻的人身上也有佛性。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与那些宣扬来世幸福的观念相反。这个故事表明，人只有在尘世而不是在天堂得救。
战争后遗症
说起战争后遗症，似乎只是美国才可能发生。其实不然，战争留下的创伤在那些经历者中间都有可能得到印证。在随州上访的队伍里常年有一批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退伍兵。他们看上去个个生龙活虎，身体健康。在一些官员眼中，他们纯属无理取闹。但他们心理上经受的创伤谁又知晓呢？即使说给局外人听，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
前不久在家看凤凰卫视，看到湖北武穴一个名叫刘亮华的转业军人种种遭遇，让人唏嘘不已。后来我又在凤凰网上反复看了几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种病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减轻，相反它会因时间的累加更加突显出来。刘亮华经常做噩梦，在梦中他会梦见敌人并高喊“冲啊！杀啊！”将睡在一旁的老婆蹬落在地上。他还在楼顶上建了一个“碉堡”，说是一旦战争爆发可以用来狙击敌人。他还有梦游的毛病，常常半夜出来挥拳对着一棵大树发泄愤怒。刘亮华参加过小尖山之战，亲眼目睹战友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而鲜血四溅。那一刻他绝对刻骨铭心，所以他常认为自己的“魂”被吓着了，掉在小尖山了，于是他还专程去了一趟小尖山，希望在当年的战场上把“魂”找回来。
如果不是在烟草公司放了一把火，也许仍然没有人去关注他。对于一个从战场归来的军人来说，尤其看重“誓言”的力量，或者说“承诺”的份量。既然你作为一个领导答应在“买断”后再返聘我，那你必须一言九鼎，哪怕那“承诺”并无文字“凭证”。从这一点来说，刘依然“活”在战争中。因为一个军人绝不能容忍被“愚弄”。
不仅是刘亮华，我的许多战友同样时常“活”在战争中，他们害怕听到鞭炮和烟花的爆炸声，有时睡到半夜，梦见回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急着寻找手榴弹和枪枝，并大喊大叫将一家人从梦中惊醒。
1988年夏天，我到云南前线采访，并在那里呆了两个月之久。那时中越边界还有零星的战斗。我和驻守在那里的许多军人成了朋友，听到过他们许多故事。有一天，我提出到麻栗坡烈士陵园去看看。尽管临行前我已作好了心理准备，然而面对满山遍野的墓碑，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和我同去的司机小张告诉我，他来这里多次了，每次来那辆北京吉普仍你再踩多大油门就是跑不动。
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