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长篇小说：现实人生的多点透视

　　“201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总体态势中，体现着百花齐放、花团锦簇的走势。

　　作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中，因为人生体验与艺术历练的不断长进，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具艺术的勇气与生活的底气，从而也使整体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接地气，更具生气。”

　　据从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得到的数字表明，2015年的长篇小说年产量约在5100部左右。如果再加上发表于各类文学期刊的200多部长篇小说，这样的一个生产总量，表明长篇小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之下，一直在稳步前行，持续增长。

　　2015年的长篇小说在现实题材书写方面聚集了较多的名家力作，涌现出不少的新人新作。这或可表明，作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中，因为人生体验与艺术历练的不断长进，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具艺术的勇气与生活的底气，从而也使整体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接地气，更具生气。

　　小人物命运的独到勾陈

　　小人物也即茫茫人海中的普通平民、生活低层中的芸芸众生，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占据着大多数，但在文学作品中却常常当不了主角。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不少作品都以写小人物为主，以其坎坷命运中的坚韧与担当，既显示出其质朴的个性本色，又闪耀出其良善的人性亮色，让人们由平凡人物的不凡故事，看到小人物在生活中的艰难成长、默默奉献。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没有波澜壮阔的场景、荡气回肠的事件、刻骨铭心的爱恋、可歌可泣的英雄，由辛开溜、辛七杂、辛欣来三父子，串接起“龙盏镇”的芸芸众生与他们的前世今生。作品在充满悬疑色彩的故事叙述中，既在细切描述一个个小人物迥不相同的独特性情，又在相互勾连的命运交织中，大笔书写家人、亲人与乡人之间的爱与被爱、伤害与被伤害、逃亡与复仇以及诡异与未知。以奇异的人物，抒写变异的人性、吊诡的人生，似乎是迟子建的拿手好戏。作品在平中见奇的故事中描写常中有异的人，由传奇与真实的相衔接、历史与现实相交融，来细切描画历史演进中的社会阵痛与普通人物的心理隐痛。

　　《装台》的主角刁顺子是装置舞台背景与布景的装台工人。他与舞台有关，又与上台无缘；与装潢有关，却是十足的苦力。但就是这样一个步履维艰、自顾不暇的装台人，却硬是承受着种种苦难，忍受着种种伤痛，以自己的瘦弱之躯和微薄之力，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们，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渐渐地显示出俗人的脱俗与凡人的不凡来。

　　东西的《篡改的命》把小人物无常又无奈的人生处境几乎写到了极致。小说的故事初看时似乎充满戏剧性，即至结尾才从透彻的悲凉中感到无比的真实。作品由叙述的从容不迫与故事的惊心动魄，基调的冷酷严峻与情调的内在炽热，既使作品充满艺术的张力，又将作者艺术上的老到表露无遗。

　　刘庆邦的《黑白男女》对准矿难后的4个矿工家庭，他们向死而生，相互支撑。作品看起来是写矿难造成的种种后果，实际上写灾难无端降临之后，普通人的自我疗伤和自我奋起。作品既写出了小人物们的命运抗争和精神成长，又写出了绝望中的希望、冷酷中的温暖，不仅通体渗透着一种人生的达观与人间的大爱，而且突显了作家雄浑博大的人文情怀与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反腐题旨的多点深化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含有贪腐与反腐内容的小说就在改革题材小说的写作中逐步凸显，之后又与官场的权利争斗结合起来，形成写实性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官场小说。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涉及贪腐与反腐题旨的小说深入到贪腐者与反腐者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从价值观的错位、人生观的博弈等精神的层面，探悉了腐败现象的前因后果，多方面地深化了反腐小说的题旨。

　　周大新《曲终人在》的主人公欧阳万彤是从基层干部一步步升到省长高位的。但这个过程却危机四伏，充满凶险，可以说，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并与之巧妙地进行斗争，是他们最为日常也最为艰巨的任务。他时时告诫自己：随着职务的上升，“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这样的告诫，实际上正是为官清廉的基本理念。这使他虽非反腐的英雄，却是拒腐的斗士。这个人物形象，在当代小说画廊里有其正向的独特性，也有其艺术的典型性。

　　陶纯的《一座营盘》以两个一同入伍的战友的对手戏，触及到部队在一个时期熔炉与染缸兼有的两重性，这样的浑象的环境氛围，既可能使奋进者得到锻炼，也可能使投机者得遂其愿。作品在两个人没有硝烟但又惊心动魄的争斗与较量中，更多地揭示两个人分道扬镳背后的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作品不仅大胆触及了部队系统一个时期的特殊矛盾与腐败问题，同时把眼光投向人物的精神层面，深入透视主导着人物言行的信仰反差与信念博弈，这不仅使作品里的人物更具立体感，更把反腐题材的写作在思想内涵的层面上给予了有力的深化。

　　宋定国的《沧浪之道》以南吴省的省会城市江河市为舞台，既塑造了为人耿直、为官正直、“在反腐问题上六亲不认”的市委书记李毅的正面形象，又描画了“深谙政治潜规则，善于经营的隐形贪官”省长祝一鸣的反面形象。在行贿与受贿的描写上，作品与一般的反腐题材作品不同，主要以祝一鸣对“老首长”奉送高价文物，对“老太爷”经常高唱颂歌，写出了当下高层官场腐败的新形式“雅贪”与“雅贿”。作者心怀义气，笔力硬气，作品在正与邪的较量中，充满了豪气与正气。

　　余红的《琥珀城》主旨是在讲述房地产企业家杨奕成如何由“五铺场”起家立业，逐步建立“琥珀城”的地产王国，而后又深陷资金短缺等困境的故事。在这一地产故事的背后，却揭示出了主宰地产江湖的看不见的大手——“关系”。找人与被人找、求人与被人求，事实上成为“琥珀城”的另一重社会真相。作者由此提醒我们：这种深隐于病态现实背后、由传统习惯与人际观念构成的“关系”痼疾，是房地产业之弊，更是社会之弊。把人们沉浸其中又习焉不察的“关系”病灶揭示出来，正是《琥珀城》的深层意义与价值。

　　情感疲态的深度审视

　　爱恋作为人性之本能、情感之结晶，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书写中最为重要的内容。2015年长篇小说，不少作品都集中描写了爱情与人生的内在关联与相互影响，尤其对中年男女的爱情疲惫中的困惑与迷离、自省与自救观察细切别有洞见，写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遭遇到的新的问题，也写出了这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特有色彩。

　　张者的《桃夭》从某大学的法学研究生群体写起，作品由缭乱的校园摇向波动的社会，聚焦到人到中年的邓冰，讲述了一群曾心怀文学热忱的法学专业大学生30年后在人生与情感上的双重危机。邓冰个人的难题，实际上已成为当下中年男女的普遍性社会问题。作品在寻找友情的同学会却生发出同学之间的许多嫌隙，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日常生活中的偷情、行贿等情节中，寓含了令人思忖的反讽的意味。隐含于鲜活的生活故事中的反讽，潜伏于字里行间的诘问，使得作品充满了反思性与对话性。

　　弋舟的《我们的踟蹰》由女主人公李选纠缠于张立均和曾铖的三角恋情的难以自拔，写出了都市男女由时空距离、性爱分离，造成的精神的迷茫与情感的踟蹰。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是，在人到中年又步入焦躁的时代之后，是否还可以相爱？应该如何相爱？作品的叙述细密绵长，释放出的意蕴也余韵悠长。踟蹰看似是困境一种，其实又蕴含了多种可能。小说人物的微妙情感有声有色，心理活动可触可感，作者擅于描写人之情性、透视人之心性的不凡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在引人入胜的现实性中隐含了令人迷离的超现实性。林果儿在与张军的同居生活中先后7次堕胎，他们听从好友秦冬冬的建议，前往须弥山祈祷超度小婴灵。途中结识富商齐林，齐林对果儿一见钟情，张军希望林果儿接近齐林以便骗钱。齐林在与林果儿的交往中发现她的不轨意图后提出分手，这时林果儿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齐林，而齐林却殒命悬崖。在秦冬冬的开导下，她决定与张军结合，让齐林的灵魂回归到她的腹中。小说故事是现实性的，味道却是寓言性的。作品以欢乐的文字表达忧伤的情感，以敏动的感觉寓含隐秘的体验，显示出作者在看取人生和把握爱情上的内敛与老辣。

　　薛燕平的《作茧》以人到中年的女编辑周玉瑾在疲惫婚姻中的出轨，细切入微地透视了中年女性在工作事业、婚姻与家庭等几重压力之下的悄然变异。作品以轻松而有趣的文字，书写一个沉重而有味的故事，看似是在为中年知识女性吟唱一曲挽歌，但挽歌之中又显然暗含了颂歌的成分。

　　乡土现实的内蕴拓展

　　乡土题材在当代小说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2015年有关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数量明显减少，但乡土文学的书写也并没有退场，一些相对年轻的作家从他们的立场与感受出发，或主写乡土持续变动带来的种种社会性问题，或书写乡土文脉与文明在女性身上、家族之中的延宕与承续，使乡土小说写作呈显出了新的活力。

　　王华的《花村》从女性作者看女性乡民的角度，揭示出当下农村在变异中给人们带来的种种隐痛。作品由花村女人初尝了男人进城挣钱带来的兴奋与憧憬，又承受了男人从城里带回的的身体梅毒和心理颓败，直至男人们把回家当成驿站，她们也终于决定走出村庄。作品由乡村女性的遭际，触摸她们的心性，叩问他们的命运，真实无欺地揭示出当下的农村，在生产与生活都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日益呈现出的空巢、空心的困境，及其派生出的新的社会矛盾与心理问题。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与热爱、对农村女性的同情与理解，使得作品故事真实而生动，人物鲜活而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生活与艺术的界线。

　　周瑄璞的《多湾》雄心勃勃地写了豫中一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而把整个故事串接起来的，却是媳妇熬成婆的乡间女人季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主要是以季瓷对乡土大地的深谙、热爱和持守，对乡土文明的承继、运用与传播，来着意表现女性与乡土的内在缘结，以及女性与家乡的密切关联。一个平凡乡间女性在岁月的沧桑流变中，释放出了自己惊人的能量，也使自己闪耀出不凡的光彩。

　　刘春龙的《垛上》以江苏里下河地区的垛田为背景，由农村青年林诗阳的成长为主干故事，联结起历史的风云变幻，垛上的风土人情。这个以林诗阳为主角的垛上故事，既是令人感慨的林诗阳的个人成长史，也是意味丰厚的乡情社会史和乡土政治史。作者深谙垛上这块土地的社情、民情与风情，作品在对生活细部的揭示、对人物内心的探悉上，都细针密缕，颇见功力。

　　冯积岐的《关中》以写实的姿态、散文的笔法，书写故乡留给自己的深刻记忆，自己在家乡的成长经历，这些纪实性的散记，分别以印象记的形式，塑造了祖母、春娟、六婶等一批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示出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在总体上描绘出了“陵头村”祖孙三代农人半个世纪以来由家族变迁、爱恨情仇和个人命运交织构成的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作品在大跨度的时空、大容量的故事里，寄寓了自己对于时代、对于人生、对于人性的独特的思考与深切的体悟，并把这一切化合为坎坷曲折的人生故事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立体化地呈现出来。

　　以上观察选取了现实人生这样一个偏于现实主义写作的维度，2015年间一些非属现实性题材和故事性叙事的作品，在文章里就很难提及和论及。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作品也许在题材上和写法上既别具新意，又富于锐意。如在抗战题材写作方面，黄国荣的《极地天使》、曹文轩的《火印》、何顿的《黄埔四期》等，都堪为具有新角度、新内涵的力作。而在长篇小说的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自我刷新上，有的作品或带有寓言意味，有的作品或借助亡灵叙事，也在许多方面都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如王安忆的《匿名》、李杭育的《公猪案》、陈应松的《还魂记》、艾伟的《南方》等。把这样一些作品汇集进来，201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拓进与整体风貌，才会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也更为充实丰盈。这其实也表明，在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总体态势中，从题材和写法上看去，确实是在接近着百花齐放的状态，体现着花团锦簇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