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找祖籍
有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作者当年明月这样写到：之前我说过，驿站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
人要写自传，最起码应该知道自己的出生地，对中国人来讲，大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根系，追溯到爷爷辈、祖爷爷辈、高祖爷爷辈……，更有甚者追查到祖先。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和风俗。
我姓刘，出生在陕西临潼，祖籍当然是临潼了。临潼有一个地方叫新丰，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很有名。历史记载，刘邦当了皇帝后，为了使自己的父亲过得舒坦，将全家从他的祖籍江苏沛县迁到了此地。迁来后，由于环境一变，父母反而不习惯，过得并不愉快。刘邦知道后，下令将此地按照他家乡的布局建造，据说连房屋、街道、池塘，甚至各家养的牲畜都是原样，赢得了父辈祖先的高兴，以为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以后这个地方就叫新丰。如今近2000多年过去了，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今天，现在已成为临潼的高新开发区，也是铁路交通的枢纽，令人赞叹。新丰有一个最大的村子，叫刘寨，村民大都姓刘，据说是刘邦的后代。所以生活在临潼的人，大都以为刘姓与刘邦有关。
中国人有个习惯，爱攀高，尤其是历史上的名人。比如，嬴姓，就以为秦始皇嬴政是他的祖先。赵姓，宋太宗，赵匡胤就是祖先。当然如姓孔，那么至圣先师的孔子是他的祖先无疑。孟姓理所当然祖先就是亚圣的孟子了。……按此推论，所以有人曾问我：“刘邦是不是你刘姓的祖先？”
我说：“不知道。”
别人又说：“刘邦斩蛇起义，打败了项羽，推翻了秦始皇的后代胡亥，成了汉高祖，又在临潼建立了新丰。你是临潼人，所以很有可能刘邦就是你们刘姓的祖先。”
对此一厢情愿的推断，我很不以为然，认为有“攀附”的嫌疑，更何况是远2000多年前的事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世事的变迁，论证你是刘邦的后代和你不是刘邦的后代，又有什么意义，我以为这是胡扯蛋！对于个人来说，我的看法，大概能知道自己的父辈、爷爷辈甚至是高祖爷爷辈就行了。这就是祖籍，也只能这样算。那么我的祖籍是怎样算的？从陕西西安向东25公里，有一个以前属于渭南地区管辖的临潼县，现已划归为西安市的一个区，从区中心再向东南走20公里，路过秦始皇陵、兵马俑、戏水河、扁鹊墓，就到了马额镇。为什么叫“马额镇”呢？经考证是因为秦岭山峰西延至这里，形成一个似马的额头形状的山头，故人们称为马额，现在叫马额街道办事处。过去这里是六个乡的集市集中地，老百姓仍习惯叫马额镇。我就出生在镇南二里山脚下的村子，村名叫滹霘刘村。它南靠山脉，是秦岭山脉的西延边，东靠一条叫龙河的大沟，北为马额镇，西为接连不断的农田、村庄。据我以后的了解，祖辈为什么能在这里扎下根来，尤其“滹霘刘”村名的来历，是到了2004年才知晓的。
五十年代初，我大概六、七岁左右，记得在滹霘刘村的人没有一个外姓，人们全姓刘。那时父母都在西安，我就寄养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看管。我爷爷村里小一辈的人叫他三大，再小一辈人叫他三爷，可见他在家族中排行老三。大爷去世早，我没见过，只见过二爷、四爷、五爷、七爷、八爷、九爷、十爷、十一爷。六爷听说从小给了人家，去了陕西泾阳县，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见过一次。记得那时有“老屋”，说明白点儿，就是刘氏家族族长居住的地方，那时“老屋”在二爷家。大家对“老屋”很尊敬。即就是到“老屋”去，都是恭恭敬敬，似乎是到了庙里烧香拜佛。那时我很小，虽然这么多爷（除六爷没见过，其他都见过），但最愿去的还是五爷家。其原因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与我五奶和五爷最爱我有关。所以家人常带我去他家玩耍，加上五奶爱说话，让人喜欢。只要见到她，她嘴里老说个没有完，尤其小孩爱听。至今六十年过去了，留在我脑海里有一个快板还记忆犹新：
你爸你妈在西安，
留下我娃真可怜。
我娃名字叫龙娃，
将来准能当大官。
我小名叫龙，所以人们习惯了叫我龙娃。那时我不懂，只是爱听。五奶喜欢我不说，还爱编快板，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所以我爱去她家。她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额厚，老二叫额让。我都叫大。我们当地人将叔父叫大。老大额厚在家务农，老二额让在县上上学。记得只有放假才能见上额让大一面，所以还有印象。一直到我时间不长去了西安后，又到我在假期回到了马额看望爷爷奶奶时，才知1956年额让大考上了大学，是天津南开大学。以后几十年里，又断断续续听说他又去了北京，在中国科学院，成了研究生、博士，他干的工作，一直是个谜，据说以后原子弹上天，氢弹的发射，都与他有关。但有一点，我不得不说的是，我们刘家的近代家族史和滹霘刘村的名字，就是他搞清楚的，从此解开了我们刘氏家族的谜团。
那是2004年开春，听说从北京回来一位本家亲戚，退休后回家探亲，这时我在临潼区一个乡村教学，从别人那里知道，他就是五十年代考上大学出去的额让大。他的小名叫额让，大名叫刘彦茂，是从中国科学院退休的，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我听说他在区上住，便专意去宾馆拜访他。虽然我们五十多年未见，但由于有血缘关系，一见面就有了一家人的亲切感。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住在马额老家？”
他说：“马额滹霘刘村已没有了我的房。”
我很奇怪，按中国人的习惯，我五爷五奶去世后，农村老房，应该有他一份，起码住宿应该不成问题。我不明白问：“五爷去世后，就没分给你？”
他说：“怎能不分呢，只是我长年在外，尤其老人去世后，虽分了半截院子，其实也是徒有虚名！”
我说：“但在老家住几天，还是不成问题的，多少年你不在家，住在马额滹霘刘村，也能和亲戚增加一些感情。”
他说：“不是我不念亲情，而是老家已没有我住的地方。”
对他这样的回答，我就不明白了。按说他家就他兄弟俩，既然老人们已经去世，就有他一半院子，怎么能没有落脚之地呢？我不由得问他：“怎么能没有地方住呢？”
他这才给我讲明了原因。他说虽有他一半院子，但被大哥的孩子占了，他们说，我长年在外，又是北京，肯定是当了大官。过去老人在世时，我还不时给家里寄钱。老人去世后，大哥来信讲，家里要盖房，让我寄两万回去。你想八十年代初，我哪有那么多钱，更何况我长年在外，农村盖房也没有必要，没寄给他们。这样就得罪了他们。他们后来来信讲，他们给我看护了几十年的房子，不给他们寄钱，就断绝关系。那时我也很生气，所以几十年就没有来往。
额让大说完后，我突然想起了农村经常有人为分家闹起的纠纷，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家破人亡，为此而上法庭的，屡见不鲜。额让大采取这种不予理睬的态度，应该说也是一种高姿态。我不明白地问：“你这次回来有什么事？”
他说：“家里的事不提了，那个年代毕竟都穷，现在我都快70岁了，有一句话叫‘落叶归根’，我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祭祖。”
对于一个70来岁的人来讲，五十多年远离家乡，有生之年还有落叶归根之意，不由得让我肃然起敬，内心对他充满了尊敬。
他忽然问我：“你记不记得解放前后新丰人来村里偷走神龛的事？”
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按说那时我应该六、七岁左右，儿时的事情，大概对有兴趣的事能记个一二，没兴趣的事，恐怕早就忘了，这可能是孩童的天性，因想不起来，便说：“记不起来。”
他说：“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完成一件事。”
对他说的话，当时我就存在疑虑。他要完成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事呢？离别他以后，他说的“一件事”，经常在我的脑子浮现。
几个月后，我接到他的电话。电话中说，让我清明节回老家马额祭祖。对于这种风俗，我当然很重视，第二天清明节便赶回了马额滹霘刘村。虽然我离乡在外40多年了，但村里的老人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我十婆，已经70多岁了，她见到我，端祥了半天，说：“这不是龙娃吗？你可是咱刘家的大孙子！”
她的这一句话，让我感动，起码家乡人还记得我，这让已经50多岁的我差点儿流下了眼泪。几十年来，我走南闯北，漂流四海，现在回到了我的出生地，哪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用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也不能表达我的感情。
祭祖活动让我更不能不激动，全村刘姓的人参加不说，而且还有从全国各地返回祭祖的人，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等地。最让人难忘的还是从临潼新丰刘寨村赶来的村长、支书以及对刘姓家谱保存最长的刘 光华老先生，共计有五、六百人。讲完话后，我们一行人便去了祖坟。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太爷、太婆埋葬在龙河沟里，以后爷爷、婆婆去世后也埋在那里。再后来，我的父母也埋在那里，当然还有许多族人。按辈分大小而葬。我们叫“挂穴”。我们给祖先立了一块三米高的大石碑子，上写：先祖刘清灏先生之墓。从墓志铭得知，刘清灏是我太爷的祖父，到我们这一辈已是第六代了。刘清灏是当时有名的老中医，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好，被人称为扁鹊再世、华佗再生。据说其接骨更为高名。
记得最清的一件事，就是“擦碑”，全体刘氏族人在墓前肃立，由家族中的大孙子进行。因我几十年在外，“擦碑”人落到了长年在家的刘氏三孙身上。他叫刘俊凯，小名苍娃，也50多岁了。他将墓碑擦得干干净净，这样结束了祭祖活动。
这时，我才搞清了刘彦茂叔父从北京回来要做的那件事，就是寻根问祖。他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弄清了我们祖先的来龙去脉，并为祖先立了碑子。据我估算，这次祭祖能花五、六万元，这也是他对我们刘氏家族的一片孝心。此后，叔父刘彦茂回京后再也没有回来，但我们刘氏家族永远纪念着他，因为他为刘氏家族做了一件永远值得怀念的好事。
根据这次祭祖活动及后来的回忆，我曾写了一篇散文，名为《我的祖先》，也算是对祖先的怀念。
我终于回想起，从小时记事，就知道一件事，每当清明节的时候，村里的大人们就会去祠堂内祭拜祖先。祖先的牌位是一个叫神龛的小阁子。与此同时，从别的地方远道而来据说也是他们祖先的大人们参加跪拜，年年如此。那时不懂事，总在想，祖先的牌位神龛在我们村里，当然就是我们村里人的祖先，你们外地人怎么也称祖先？直到有一年清明节，听到村里人叫嚷：先人的牌位神龛被别的地方来的人偷走了。这时已快天黑了，村里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村口。一帮年轻人朝着偷走祖先牌位神龛人去的方向追。但一直到很晚这些人空手回来了，没有追上。听人们讲，偷走祖先牌位神龛的人离这儿很远，是一个名叫刘寨的地方，但他们为什么要偷走祖先的牌位神龛，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
这次祭祖立碑之后，我才彻底弄清了祖先的来龙去脉。
原来，我的祖籍是安徽凤阳，凤阳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我从小就听到有一首歌谣里唱到：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自古以来那里就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因为穷，饥荒要饭的人不少，就连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是从那里讨饭出去造反而当了皇帝的。离凤阳不远有个村子叫刘寨。1570年，我的祖先刘懋（字养哀）祖籍就在这里。可能家族跟朱元璋“闹了革命”的原因，受到朝廷的供奉。那时民不聊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我的祖先无不为此愤然。据说，有一次朝廷发给他的俸禄是大米，他看到老百姓的日子如此贫穷，愤慨之下将朝廷发给他的大米倒在了井里，仍然和老百姓过着同样的日子，以此明志，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爱戴。所以至今在安徽凤阳刘寨村有一口井叫“米井”，以示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纪念。在他石棺存放的临潼历史博物馆内，仍然有一块关于“米井”也有“廉泉”之说的牌匾，教育后人。根据历史记载，刘懋发奋立志，曾中进士，后任河南沈丘、宁陵、新安知县，受当地人爱戴，后提升为给事中，当时家设在临潼新丰，为不忘祖籍，将住的地方更名为刘寨，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新丰刘寨，所以真正的刘寨村不是汉高祖刘邦所建，而应为明朝刘懋所设。在刘懋任给事中职务时，万厉皇帝昏庸无能魏忠贤心谋不轨，于宫内设万人兵力，兵甲出入，恣为肆虐。刘懋见此，力谏其恶，又利用自己的职位，弹劾魏忠贤，使魏忠贤更加怀恨在心而加以陷害。于是刘懋被削去官职，坐罪入狱。此时，在临潼新丰刘寨的亲属，闻知此事后，怕遭到灭门之灾，主要亲属连夜逃跑，只留下了一般看护人员。经过几天几夜的奔跑，到了一个骊山山脉最东边一片荒无人烟的松林地带，因该地山脉酷似马的额头，所以被称为马额。他们选择了山底下一个有水的沟地方驻扎下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子。每当夜深人静，从沟谷上游流下来的水发出“ 扑通！扑通 ！”的声音，几乎表示着对生存的呐喊，时间长了，人们将村名称为“滹霘刘村”。直到朱元璋去世后，崇祯初年（1626年）思宗发现魏忠贤之奸，除去魏忠贤后，给刘懋官复原职，后改任兵部给事中，相当于如今的交通部长，主办驿递，相当于驿站。那时驿站混乱，多被恶人把持，欺压百姓和驿卒，人民负担加重，有所谓“天下苦邮甚于兵”之说。刘懋到任后，严加治理，不怕缙绅攻击，受到朝廷赞赏。可惜积劳成疾，在朝廷准备大用时，于1630年病逝，时年60岁左右。在他一生中，为人正直，不畏强暴，刚直不阿，弹劾魏忠贤之流，气概凛然，改革驿站，其爱国忧民、忠于职守的精神，受到后人的很高评价。刘懋死后，厚葬于陕西临潼新丰刘寨李坡村。在临潼马额滹霘刘村定居下来的后代也一直住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大村，这便发生了几十年前新丰刘寨人去马额滹霘刘村祭祖，以后又偷走了祖先牌位神龛的事。
祖先刘懋之墓，原来是一片没有围墙的墓地陵园，七十年代初的一次大雨，墓地塌陷，村里人发现是一个工程庞大、夫妻合葬的墓葬，仅叁俱石棺就巨大壮观，而且有“明谏议关西养衷刘夫子墓志”。墓志铭有诗“哭大谏议养哀五言十章”，是当时诗人王无逸、苗思顺悼刘懋（五言十章）的诗，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骊山钟间气，维岳降生申。
心为封疆碎，眉因社稷频。
清风高马滑，真谏动龙鳞。
杳杳泉石路，悲歌泪满巾。
江河世传下，谁为砥中流。
魂逐梧垣月，神归故国楼。
方崇大斥栋，忽逝巨川丹。
日暮荒原上，萧萧渭水秋。
可见时人对祖先的重视和尊敬。后经省、市、区考古人员的发掘，人们从墓中遗物和材料中，对祖先刘懋的生平、出身、为官之道，给予了历史的肯定。现在在临潼历史博物馆内保存着刘懋夫妻合葬的石棺和墓地内的原貌。尤其一块保存完好的“米井”来源的石碑完整无缺，对研究明史有珍贵的价值。在九十年代出版的《临潼县志》内，对刘姓祖先刘懋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记载，也算是后人对他的纪念。
而对于刘懋真正的了解，还是我看完目前在中国很有名的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它是这样记载的：对于明末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而言：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
年），他就干了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
因为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
是不入流，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到了崇祯这段，驿站不管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
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
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
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边来个人，招
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
就出钱，没钱，就要出力。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
出示勘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到了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很多人将勘合（介
绍信）收起来，送人或自己时不时当成礼物让大家都捞点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谁，能住就
住，不住也宰点钱。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负担。
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勘合（介绍信），
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
大大减轻。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
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刘懋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
经费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
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了。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
他走了，因为，回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裁掉
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
名驿卒。
其中银川驿站被裁销，一个驿卒走人，这个驿卒的名字，叫
做李自成。
以上这段文字，全是出自《明朝那些事》作者，当年明月之笔。
在文字之后，当年明月这样写到：
之前我说过，驿站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
好人。
可见历史对他的评价-----好人。这样对祖先的评价，应该说不低，作为我们的后代，应为之高兴。
祖先刘懋虽已去世400多年了，至今每到清明，从安徽凤阳刘寨村来的子孙还来临潼新丰祭祖。有时还会有从日本来的人到这里祭祖，问起他们，他们说起明朝时，朱元璋曾派一部分刘氏家族东渡日本，在日本已成为一个大的家族，就是现在的“田园”家族，可见祖先影响之深远。
我们怀念祖先，追忆先人，就是要从他们身上学点什么，保持一个人的优秀品质，这样才是最好的祭祖。
以上是祭祖过后我写的一篇散文，我想这应该有一定的真实性。而对于有人追问我汉高祖刘邦是不是我的祖先，我的回答仍然是：“不知道。”西汉离现在二千多年了，而明朝距今四百年左右，虽然老百姓流传着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习称，但那也是一种亲情的表露，而与真实的祖先毫无关系。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自己出生于陕西临潼县马额镇滹霘刘村，以后听奶奶讲，我是出生于农历1943年2月2日，因为那天是“龙抬头”的日子，所以给我起的名字叫龙娃。在十二生肖纪年法有十二种动物：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因1943年属于未羊，所以我属羊，排在第八位，在马和猴的中间，叫做“未羊”。“羊”在人们印象中都是温顺、善良、软弱、美好的意思。这些说法是否是真的，我不知道。但在我以后的生活道路中，的的确确，温顺、善良、美好影响着我的人生。而“软弱”，却使自己一生走到了人生的最低点。当然也有很少用的成语叫“羊狠狼贪”。《史记·项羽本纪》上说：“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其实“羊狠”是被逼出来的。据说，老公山羊和豹子搏斗的时候，场面惊险，羊靠近山崖石壁，当豹子扑向山羊时，山羊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用角抵抗，还用尖锐的羊角刺凶豹，豹子受伤后便转身逃跑。“羊狠”虽有贬义，但我们从中能看出羊的求生欲望和进行反抗的精神。当然，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往往被逼而显示出“羊狠”的这种属性。
在我们关中农村，人们给孩子起名，大都以动物或历史事件而起，如狗娃、牛娃、虎娃、羊娃、甚至狗蛋、牛蛋，当然也有什么解放、合作、反右、跃进、文革等。最有趣的是马额荣村我舅舅家，竟然给我舅起名叫“瞎货”。追其原因是我舅家大都生女子，先生的两个男子都夭折了，最后生下我舅。农村有个风俗，就是将名字起得坏一点，就能长寿，越坏命越长，结果瞎货这一名字，一直叫到他60多岁去世。现在想起来，让人说不清。
因我是2月2日龙抬头生的，所以叫龙娃，有吉祥的意思。按文字讲，既然是龙的后代，当然将来可以做皇帝，可见刘氏家族对我的期望。我只记得，解放初给我们家定成份时，奶奶曾领着我去找过几次工作队，找到工作队后，奶奶说：“你们给我们家定的成份不对！”
工作队说：“给你们定贫农有什么不对？”
奶奶说：“太穷了！”
工作队说：“太穷了有什么不好？”
奶奶说：“太穷了，娃将来找不到媳妇。”
工作队说：“你这大娘真怪，我们是按规定办的，有些人想要都要不到，你还嫌贫农不好。”
奶奶找了多次，工作队也不改，气得奶奶坐在工作队的房子不走，死皮赖脸非要改，工作队长只好说：“哪你要改个什么成份？”
奶奶说：“改个富农。”
工作队长说：“富农得有地、有房、有牛、有马、还剥削人，你们家有吗？”
这样一问，奶奶答不出来。家里只有山坡上的几亩薄地，每年还给别人打工，生活贫苦，甚至将一个孩子养不起都给了别人。奶奶只好说：“那改个中农吧！”
工作队长说：“中农也不行，最多只能改个下中农，和贫农一样，都是依靠的对象。”
就这样，解放初土改中爷爷家被定为“下中农”成份。此后，我记得爸爸从西安做工回来后，问起家里定了什么成份，奶奶将此事告诉了爸爸。爸爸气愤地说：“你也是胡闹，贫农比下中农好，你怎么要改呢？”
奶奶说：“你弟弟还没问上媳妇，太穷了，谁愿意嫁？”
说得爸爸哭笑不得。那时工作队已经走了，再也改不回来了，只好以“下中农”成为我们家的成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在各种填写登记表里“家庭成份”一栏里，我都写上下中农成份。“成份”一词，在那时我还不知道对一个人的影响，几十年过后，才知道，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只要你的成份是“地主”、“富农”，甚至是“上中农”或者是“中农”，那都对上学、招工、就业、参加各种活动都有影响。比如你家成份是“地主”，大学不录取。如果你家的成份是“富农”，招工就业不录取，这样你的子子孙孙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农村如此，城市也是如此。虽然城市没有“地主”、“富农”，但有 “资本家”、“小业主”，只要是高成份，就会遭到社会的唾弃。虽然有政策“看出身，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或者以后的“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但那都是理论上的说法，而在实践中，社会就是以成份划分阶层。中国的事情，往往理论上对，但实践中就是另外一码事。毕竟“依靠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些在中国土地上占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能让你百分之五的阶层有好日子过吗？
我的命运想起来很有意思，既享受了“下中农”成份的福，又吃了舅舅家是“地主”成份假案的亏。回忆起来，是我随父母到西安后，中学毕业，因有“下中农”的成份，被保送到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学校，成了一个被老百姓称作的“军官”，而吃亏在五年后，被舅舅的“地主”成份 “株连”而转业，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流放”去了新疆。可见成份对一个人命运的重要。在以后的“文革”中，我才彻底地弄清了我舅舅家的“雇农”成份，怎么会变成 “地主”的成份。用现在话叫张冠李戴，是将我父亲舅舅家是“地主”的成份，外调成了我舅舅家，因此改变了我的命运。虽然“文革”后对我的冤案平反了，但几十年过去了，吃亏的还是我自己。
第一章 童年的记忆
外婆爱我，奶奶更爱我。因为有时我在奶奶的滹霘刘村，有时就被接到外婆的荣村。从我记事起，父母就在西安，我就这样轮流着住。
我是八岁到西安的，对农村的记忆已经很淡了。只能记忆起，刚刚懂事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舅舅家。所以回想起来的事，有的是能记起的，有的则是听大人讲的。
在马额镇的南边二里地的滹霘刘村是我的出生地，而马额镇的北边，离马额镇十里之遥的荣村是我舅舅家，也是母亲的娘家。对于“荣”村，我很奇怪，我们那里人发音都念成“鱼”村。直到几十年后，当我见到当地地图时，看到的字却写成“荣”村。我才明白了当地人的发音。为此，我专门查了一下《辞海》，看这个字有没有多音，查过来查过去，让我失望，该字就是一个“荣”字，根本就没有所谓“鱼”字之音。我终于明白了，这全是我们那里当地人的发音。比如马额，我们当地人就一直念成马“恩”，而荣村就成了“鱼”村。如果外地人按当地人的发音，让他去找“鱼”村，他肯定找不到，可见中国文字各地人的发音有时是不同的。
让人奇怪的是，我舅家的村虽然叫荣村，但村里人并不姓荣，而是姓张。至于外爷我只记姓张，叫什么名字，已经忘了。只知道他是一个铜匠，家内有外婆、二个姨姨和一个最小名字叫瞎货的舅舅。我在舅舅家时，已经懂事了，两个姨姨已出嫁，一个嫁到离马额镇西北有三里路的吴家村，一个嫁到远离马额在临潼西边的斜口镇。舅舅娶媳妇时，我还记得，舅舅娶的是邻村叫皮了村的姑娘。这大概都是我在五十年代左右的记忆。
靠荣村北边有一条大沟，我们叫它零河。只记得那时候，人们烧的除了收庄稼留下的麦秆、玉米秆外，就是柴禾，而柴禾大部分是我去零河沟打的。那时在外婆家呆了多长时间，一年、两年还是三年，我记不清了。但前后院里，房内房外堆的柴禾大部分是我在零河沟里打的、拾的。那时有个习惯，只要有时间，我总是被外爷领着去沟里。外爷去山坡经营他的一亩多地，我便在附近山沟里拾柴禾或找柴禾，日积月累，前后院都成了柴禾堆。
我记得那时外爷家很穷，除了山坡上一、二亩薄地，再也没有什么了。女儿都已嫁人，家里只有舅舅一个劳力，除了家里的活外，外爷还经常外出，不是帮别人收麦，就是打工。记得舅舅会点木工，常年四季在外帮别人做木工。而外爷会点铜匠手艺，只要马额镇逢集，他就挑上担子，去街上给人家打活。外爷从集上回来，总要给我带上几个糖或什么吃的，时间长了，我总是盼着外爷能给我带什么吃的。
应该说，外婆爱我，奶奶更爱我。因为有时我在奶奶的滹霘刘村，有时就被接到外婆的荣村。从我记事起，父母在西安，我就这样轮流着住。记得最清的一件事，就是有次在荣村外婆家，外婆突然回来，对我说：“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我慌忙地问：“我为什么要藏呀？”
外婆说：“滹霘刘村来人要接你回去。”
那时候，小孩都有一种习惯，在那里时间长了，外婆又对我好，当然不愿离开。外婆说完，我问：“藏在哪里？”
外婆说：“你从后门出去，到别人家里藏起来，我不叫你，你不许回来。”
说完，我从后门跑了出去，躲到了邻居家里不敢回来，一直到天快黑时，外婆才将我接回了家。我问外婆：“今天谁来接我？”
外婆说：“你奶奶。”
我说：“我应该见我奶奶。”
外婆说：“瓜娃，你见了还不把你接回去了。她一直等到天快黑时才走，我告诉你奶，你去了你妗子家，今天不回来了，这样她才走了。”
从此事中，可见外婆和奶奶对我的关爱。以后我还真的去妗子家躲了几天。当然也有被奶奶领回去的时候，所以经常是两边都呆。记得一次是我该上学了，被奶奶接回滹霘刘村上学，因为在滹霘刘村有一个小学，人们叫它马寺小学。据说是明朝庙张村一个有钱人修的祠庙，解放后，变成了一座小学。周围村里的孩子都去那里读书。滹霘刘村离学校只有一里路，为了不耽误我上学，外婆只好放我回了奶奶家。
我爷爷叫刘培激，排行老三，村里晚一辈人叫他三大，再晚一辈人叫他三爷，当然同辈人大都叫他三哥。在我记忆里，他为人正直，不爱说话，似乎有点文化，懂得一点儿中医，在村里威信很高，不管谁家有什么事，总是找他商量或者协调。因为除了二爷，他在村里辈份也大。以后我才知道，过去各姓氏的家族的人名叫法都有顺序的。比如，刘姓祖爷那辈人都以“清”字，到了爷爷那辈都以“培”字，而到了父亲那辈都以“彦”字，到了我们这一辈都以“俊”字。我伯父叫刘彦明，我父亲叫刘彦昌，我叔父叫刘彦民。叔伯排行也是按此顺序，彦学、彦茂、彦俊、彦凯……。到了我们这辈都以“俊”字为准，俊贤、俊峰、俊凯、俊学等。当然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叫法慢慢地被年轻人遗忘了，比如，我叫刘忆龙，我大弟叫刘三虎，二弟叫刘四虎。到了我们下一辈，我的孩子叫刘毅、刘娜、刘歌，完全打破了传统的观念。我不知道这是社会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虽然至今农村有的地方还保留了这一传统起名法，但在现代城市发展中，人们是否还保留这一传统起名法，那就大打折扣了。尤其是在“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人们起名几乎再不考虑这种顺序了。比如我的孙子就叫刘武滔，其姓随爸，第二个武字，就是母亲的姓，是为了纪念父母的婚姻。我的孙女起名叫刘玥杉。这个“玥”很有意思，“玥”据说是古时传说的一种神珠。而杉树，木质白色，质轻，有香味而珍贵，象征着茁壮成长。还有我外孙女名字叫阳春子，因其父姓阳而“春子”代表了阳光照耀了春天来临之际。小小的名字寄托着人们对孩子的期望。当然有的名字也会带来麻烦。记得我小时在马寺小学上学时，我们学校有个学生，大家叫他“贫农”，这个名字的来由是土改时他家被定为“富农”，他家感到“地主”、“富农”不光彩，那时“贫下中农”很吃香，他的小名叫狗蛋，为了好听，他上学给他起了“贫农”的名字。有时孩子们在一起打架，经常听到别人骂他：“日你妈贫农。”当然这是孩子们在一起玩经常出现的事，那时也并没有觉得怎样。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回家看望，又碰上了他，才知道他已将名字改为“品龙”，虽名字由“贫农”改为“品龙”，字不一样，但音还差不多。后来听别人讲，“文革”中他们家被整得够呛，其主要原因是因名字污蔑了贫下中农。孩子们在一起吵架、打架误骂“贫农”不说，而且他父母有时也骂“贫农”。有时他回去的晚，其父母经常在大门口大声喊他：“贫农呀，贫农，你妈的屄，这么晚还不回来吃饭。”甚至于他爸边打边骂他：“把你个瞎锤子贫农，现在不好好上学，将来你能干个球！”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到了文化大革命，全家被揪了出来，说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上纲上线，说毛泽东依靠贫下中农，而他们竟敢辱骂贫下中农，就这样被批斗、游街、戴高帽子，一直到文革结束。他这才将名字改为“品龙”。现在回想起来也改的对，不但有文采，而且也文雅。以后又知他姓苟，如果连姓叫起来，那不成了“狗贫农”了吗？在那样的年代，名字也会给人带来灾难，想起来的确可笑。
上学的记忆，已经很淡了，能记起的，就是自己很聪明。只要是老师教的字，就能记住，而且会写，往往老师让大家向我学习。每当课堂上老师叫同学上讲台写昨天教过的字，同学写不出来时，便将我叫上去在黑板上写。记得有一位男老师，大约四十多岁，名字我记不住了，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我奶奶家门口。有几次在场里，见到奶奶就说：“你孙子学习好，很聪明！”有一次竟对奶奶说：“你这孙子，和别的娃不一样，将来肯定能当大官。”
奶奶听后笑得乐开了花，说：“这小子淘气，老师要管严点，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别让他学坏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每次上学，老师经常拿着一个小竹板，只要见到那个学生课堂捣乱、调皮或回答不出问题，老师就让他将手伸出来，在手心上打。对这些小孩来讲，见到老师，犹如老鼠见到了猫。当然我也挨过一次，倒不是因为学习，而是因为捣乱。一个星期天不上学，我们几个同学去学校玩，在教室里捉迷藏，玩得高兴了，就不愿意出来，看见老师讲课的课桌上有一个小木盒，我拿起来在里面尿了一泡。谁知第二天上课时，老师发现了，很生气地问大家：“谁昨天来学校了？”
我们几个同学大眼瞪小眼，谁都不敢说话。我站起来说：“我来玩了。”
老师问：“你说说，这粉笔盒怎么湿了？”
我害怕得不敢回答，老师追问：“为什么粉笔盒是湿的？”
我旁边昨天和我一块来的同学，站起来说：“报告老师，那是龙娃给里面尿了尿。”
老师立刻问我：“是不是你尿的？”
我只好回答说：“是我尿的。”
“站出来！”老师一声吆喝，我吓坏了，站到了讲台前。
“将手伸开！”老师命令。
我只好伸出小手，掌心向上。老师拿起小竹板，“啪，啪！”就是几下，边打边说：“没想到你也学坏，敢给老师粉笔盒里尿尿。”
过后想起来，老师的手举得很高，但打到我手心却很轻，只是吓唬吓唬而已。毕竟年岁小，其它事都忘了，而这件事我却记得很牢。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很牢。可能是刚收完麦子，奶奶，还有我叔父小名叫述生的，和我，在场里晒麦子，忽然听到有人喊：“抓住了一个一贯道，在学校审问。”
我和述生大一听，马上放下手中的活，跑到马寺学校去看热闹。刚到学校门口，就听见学校里的哭叫声。我们一直跑到庙的大堂口，只见有一个人被双手后背绑着，吊到房子中间梁上，脚下放了一个石礅子。被吊的人约有40多岁，除了几位拉绳子和拷打他的人不认识外，我的那位老师坐在桌前记录着什么。我们站在大堂门外看热闹，听见有人问：“你老实交待，你们一贯道还有什么人？”
被吊的人哭着说：“我都说了，我知道的都说了。”
拉绳子的人马上用力将绳子一拉，吊的人便升上了空中，双脚离开石礅子。被吊的人马上鬼哭狼嚎地喊：“爷，爷，……饶了我吧！”
有人问：“你说不说？”
被吊的人喊：“我再不敢了，我都……都……说了。我不敢骗……爷爷，不敢了！”
另外一个人端起一支长枪，对着被吊的人，说：“你再不说，我拿枪毙了你！”
那个被吊的人又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都说了，不敢撒谎，……，不敢骗你，……”
就这样一直问了很长时间后，他们将那个人绑起来，几个人走到院子里休息。那个院子里有很多柏树，那个背枪的人端起枪来，瞄准一个柏树，说：“看看这枪怎么样？”
边说边对着树开了一枪。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枪声。声音很大，好在看他开枪时，我用双手捂着耳朵，就这样还感到了枪的声音振耳。等他开完枪后，我和述生大跑到柏树边，只见有很大的一个大洞，就是被枪打的。
一直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天快黑了，我和述生大才往回走。走在路上，我问述生大：“什么是一贯道？”
述生大说：“一贯道是坏人，现在解放了，抓一贯道。”
在那时候，我知道不能当坏人，但一贯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点都不知道，只是过了几年我去了西安后，看过一部电影叫《一贯害人道》，才弄清了一贯道的原委。
再以后，我知道我的那位老师，被调到了别的地方当了大官，听村里人讲，那位老师是个地下党，以老师做掩护。可惜我说不清他的名字，连姓也忘了。只是知道，他在我们滹霘刘村邻村住。
在村里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年春节，旧社会从小给临潼新丰闫下村的那位叔父回家拜年。那位叔父已经十七、八岁了，小名叫丙生，实际名字叫闫建邦。因给了人家，所以跟人家姓。新丰离我们马额大约有四十多里路。那个年代都是靠步行，得翻过一座山、一条沟，才能到我们那里。虽从小给了人家，但他长大以后，总忘不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每年都回滹霘刘村拜年。他早上到家，吃过饭后，奶奶让他将我带上去给她娘家拜年。我们那地方将奶奶的妈妈叫“板”，对这个发音我至今搞不清楚，就是查了《辞海》也没有记载，按大众的叫法就是外太奶奶。那个村在我们村西边三里路之遥。我记得村名叫庙张村。那时候拜年，可能是穷的原因，就是用笼装上几个油包子、花花馍，算作礼物。当时我想，奶奶都六十多岁了，那么外太奶奶年岁肯定很大。丙生大领着我去了庙张村的奶奶娘家，也是父亲的亲舅舅家。不一时便到了庙张村。那时已经土改完毕，我只知道我们村周围，只有庙张村才有划为大地主的，而且那个村过去人都有钱。去了后才看到一家门前两边有两个大石狮子，门口也有很多拴马桩，是用石头做的。进门后看到院子很深很大，领我们的人进去后告诉我们，你“板”就在房里，你们进去。我们进门后，才看清坑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可能有九十多岁，干干净净，一脸的福相。她也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她。她用眼睛慈祥地看着我们。我们那时的拜年，就是对高寿者跪下磕头。我和丙生大对着坐在坑上的外太奶磕了三个头，这才算完。因我小就没有在房子里呆，跑出去和我一个同岁的女孩子在院子里玩。这个孩子是我在马寺小学的同学，只知道她叫笑娃，但在学校并不知道和她有什么亲戚关系。多少年以后才知道，她是外太奶儿子的孩子，外太奶儿子是毛泽东签名的革命烈士。笑娃她以后去西安上电影学校，后又因家庭出身返回农村，听说嫁给了附近村里的一个农民。因她长得漂亮，小时的记忆总忘不了。这次拜年以后，才慢慢知道了，庙张村张家大地主家和我奶奶家的关系。
庙张村张家是我奶奶的娘家，也是父亲的舅舅家。那时我就不明白，一个贫下中农怎么会和一个地主家攀亲在一起。而且以后又知道张家不仅是大地主，而且还是革命烈士之家。这又是怎么回事？等我慢慢长大以后，才弄清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在清末或民国时期，刘氏家族也是当地一户大家。第六代祖先刘清灏是当地有名的神医，加之医德好，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逐渐地积累了财富，成了这一带的大户。高祖父在世时为家业打下了基础。到了爷爷这一辈，因家内兄弟多，已经有十几个弟兄了，他们便分了家。分家后，开始各家还算富裕，爷爷娶了庙张村的奶奶。慢慢地，家庭败落下来。解放初定成份是按解放前三年的家庭情况而定。父亲在世时，对家里的情况说过一个快板，我记得很清：
一间庄，一土坑，
两亩薄田山坡上。
家里多吃菜和糠，
出外打工度饥荒。
没有牛，没有羊，
养个鸡娃收蛋忙。
……
这样的家，最后被定为“下中农”成份。庙张村张家，几代人一直为大户人家，没有衰败。我与丙生大拜年磕头的那位我叫“板”的外太祖奶奶的她，一辈子生了三个孩子，老大叫张维一，老二叫张维秀，女儿就是奶奶，二男一女。虽说是有钱人家，但张维一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听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以后回乡发动群众，被叛徒出卖，宁死不屈，最后壮烈牺牲，而且是被国民党 “点天灯”死的。
我听爷爷讲，那时张维一回家乡发展革命队伍，时间不长就被人出卖。国民党派部队抓他。他闻讯后躲了出去。虽然躲在山沟里，但最终还是被抓住，五花大绑。当押他经过我们村路上时，站了很多乡亲。爷爷当时也在乡亲中间。爷爷说，张维一一眼就看到了他，并大声对爷爷喊：“回去！回去！回去对我妹妹讲，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
张维一就这样被抓去了。听说张家人为此事，曾想办法解救。那时张维一的父亲，也就是我父亲的外爷，当时在陕西西安省城做生意，还是一个当地不大不小的官，听说此事后，专门从西安坐轿子回来解救，谁知还没有到临潼，张维一就被国民党杀害了，是先斩后奏，杀害手段极其残忍，是用“点天灯”的办法。当时被杀害在临潼有三个人，一个是父亲的舅舅张闻一，一个是庞岩村的庞成斋，还有另一个是李崇章。
我对此事为什么这样清楚，不仅是听老人们断断续续地讲述，主要以后从《临潼县志》的记载而得知。七十年代，我在新疆工作，有一次来了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找我。我很奇怪，我们并不相识。他问我：“你是哪里人？”
我如实相告：“我是陕西临潼马额人。”
他说：“我也是马额人，我叫庞跃武。”
我听说是乡党，感到亲切。千里之外，能遇到故乡人，正如俗话所讲的，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是人之常情。我问他：“你怎么找到我的？”
他说：“我从陕西临潼探家回来，听家里人说你在这里，便找到了你。”
因我在西安长大，对家乡的事几乎已经淡忘。我请他吃饭时，他告诉我，是从我一个姑姑那里知道的。在马额家乡还有我一个姑姑，她是我父亲的妹妹。原来庞跃武的老婆是我姑夫的妹妹。回家探亲拜访，从中知道了我在新疆的下落。
他说：“要说，你应该叫我叔才对。”
我听后认为这是应当的，他已经五十多岁，我才三十来岁，不仅小一辈，而且按亲戚，他又和我姑姑平辈。我叫他叔也是理所当然了。
他问：“你把张闻一叫啥？”
对于这一个既生又熟的名字，我一时竟想不起来。他又说：“就是解放前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临潼三个地下党中的一个。”
他这样一说，我马上就有了反应。按辈份论，我应该叫他外舅爷。我马上回答：“我想起来了，他应该是我外舅爷。”
他说：“当时被点了天灯的三个地下党中，有一个庞成斋，就是我父亲。”
我听后愣住了。对这样一件几乎忘记了的事，又翻起了我的回忆。没想到几十年之后，我竟然相遇了烈士的子女，而且又是亲戚。既惊奇，又感动。愣了半天，我才说：“按这样的关系，我更应该叫你叔父了。”
从此，我们有了更多的来往。我帮他将他父亲庞成斋生前唯一的照片，找了个著名画家，画了一张像，送他以留纪念。
第二件事，就是九十年代底，我已经调到陕西临潼县，有一个收藏文物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在捡破烂的那里几毛钱买了点有收藏价值的资料，问我有没有兴趣看看。对于写作或者喜欢文艺的人来讲，这是求之不得的。当他拿出一卷资料，打开一看，才看清是三个人的烈士证，就象现在给小学生发的获奖证书。除了三个人的名字外，当然也有很高的壮辞。印象最深的是在每张最后的公章处，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鲜红章子。而且在签名处，竟是写三个大字：毛泽东。因为有我知道的外舅爷张维一和庞岩村的庞成斋。我问朋友：“这都是烈士证，怎么能算是文物？”
朋友说：“他们死后都七、八十年了，而且是当地名人，又有毛泽东的签名，怎么不算文物？”
我说：“按理说，这些烈士证应该档案馆保存，怎么会弄到拾破烂那里？”
朋友说：“档案馆清理卫生，将它卖了。”
以后我才知道，档案馆存档，对有些东西有年限规定。五十年之后就可以销毁，可能这些烈士证属于此列。
至今，每到清明节，这三人的烈士墓，当地政府、学校、亲戚都会去祭拜，以怀先人之志，可见他对后人的影响。
这三个共产党人是被敌人以“点天灯”而死，对于这种刑罚，我始终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恐怕这种刑罚，现在的年轻人，更是说不清楚。在写此书时，我问了很多人，大部分人也说不清楚，问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才给我讲了此刑罚的具体情况。
我问他：“过去有一种刑罚叫点天灯，这是怎么回事？”
老人回忆片刻，说：“点天灯实际就是将活人烧死。”
我又问：“哪为什么叫点天灯呢？”
他说：“就是将活人绑在桩子上，在头上顶很大的一碗油，点燃灯芯。”
我疑问道：“就这样一碗油，怎么会将人烧死？”
他说：“人绑得不能动，周围放上木柴，再给活人头上顶着一碗被烧着的油，就将人活活烧死了。”
我问：“哪头上的一碗油起什么作用呢？”
他说：“头上的一碗油有两个作用，有时候起引火作用，就是用顶芯将木柴燃起，有时候是外人燃起木柴，所以实际上就是一种焚烧活人的刑罚。”
对于老人这样的描述，我考虑了很久，如果将被绑的人绑在桩子上，身子不能动，头不能动，再在头上顶上烧着的一碗油，再用木柴将人烧死，这样的刑罚犹如耶稣被活活钉在了十字架，有人叫升了天堂，而我觉得是入了地狱。
在马寺小学大概有一年时间，放假后又被外婆接到了荣村。那时候我才知道舅舅家已被定为“雇农”成份，也是农村中，中国农民最穷的身份。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我正在村里和其它小孩玩。忽然邻居大人告诉我：“你爸来了，接你去西安。”我听后，有点害怕。对于爸爸和妈妈，从我记事起，就没有什么印象。他们一直在西安，而我一直在农村。很小的记忆似乎没有，连他们长的什么样子，也无从记起。当时外婆让人叫我回去，我躲在邻居家不走，说啥也不回去，气得爸爸最后亲自来邻居家找我。听人讲爸爸来找我，我一下子从邻居后门跑了出去，一直跑到村外一个涝池里边，水已经淹到了我的肚脐眼儿。这时涝池边站满了很多大人、小孩，在看热闹。只听一个大人说：“你看这娃瓜不瓜，要去西安省城享福了，还不愿去。”这时爸爸已追到涝池边，看到我就骂：“你再不上来，看我把你摔死！”
外婆在涝池旁边说：“哪有这样骂娃的，听婆的话，快上来。”
我仍然站着没动。舅舅下涝池将我抱了出来。
至于怎么去的西安，那就是坐马车。马车走到必经之路的斜口，我坐在车后，那时的路面都是石头或土路，路面坑坑洼洼，车一颠，我从车上掉了下来，当时后脑勺被摔了个血窟窿。血直流，在斜口我姨家包扎，也算歇歇脚。
当然到了西安后，结束了我的乡村生活，也就是我的童年。
第二章 西安的青少年时代
南大街的中间，有一个十字路口，向西叫西木头市，向东叫东木头市。顾名思义，既然叫木头市街，当然以做木器生意的占了大部分，父亲也是以手工木器为生活来源。
现在的人，都有一个通病。如果你问一个人是哪里人，这人回答是北京人，你会觉得了不得。如果回答是上海人，当然也觉得不简单。如果是石家庄人、南京人、兰州人、……，这都可以，因为毕竟不是农村人。而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理所当然地回答：我是陕西西安人。西安毕竟是陕西省会，一座大城市，而且是十三朝皇帝建都的地方，能生活在那里无形中身份就有些提高，更谈不上是“农民”了。因为“农民”在现在这个年代里，往往有些降低身份的意思，尽管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也说《我是农民》，但那也是他到了西安讲的。如果再让他回到农村去，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更何况在我们这里，几乎“农民”成了骂人的代名词。我到西安时间不长，就学会了街道上一群孩子说的快板：
稼娃进城喝油茶，
身上一摸没有钆。
口一张没门牙，
帽子一卸光光 （音：啥） 。
我们关中将农民，城里人叫“稼娃”。关中的土话将头叫 （音：啥） ，将钱叫钆。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快板，可见一直以来，城里人对农民的歧视。
应该说，我的出生地在陕西临潼县马额滹霘刘村。从懂事起，在西安长大，所以说童年在农村，少年在西安。一直在西安上学，中学毕业后走入社会。所以我也算是西安人。
刚到西安后，我们家住在一条很有名的街叫东木头市街，离西安钟楼很近。从钟楼向南一公里处，便是南门，这条街叫南大街，也是以钟楼向四边延伸东、西、南、北大街最近的一条街。南大街的中间，有一个十字路口，向西叫西木头市，向东叫东木头市街。顾名思义，既然叫木头市街，当然以做木器生意的占了大部分。父亲也是以手工木器为生活来源。在我家的东隔壁就是当时西安最有名的秦腔剧团尚友社。时间长了，我知道当时西安有四个秦腔剧团。尚友社在东木头市街，三义社在骡马市街，易俗社在案板街，还有一个五一剧团，住在东木头市街，而演剧在端履门。以后我又得知，这条街上干啥的都有。在尚友社东隔壁有一个大棺材铺。店主人称王三娃，可能是在家排行老三的缘故。再向东边，有一个给死人做纸扎活的小铺子。因老板脸上有点麻子，人们叫他陈麻子。这两个都是临潼人。再向东，有一家饭店，主要是卖肉夹馍和米汤，记得是陕西蓝田人，人们称老板叫“狗也”。小孩和他家孩子一起玩时，往往叫他家“稀屎米汤粪夹馍”。我清楚地记得，在他饭馆写了一副对联：
南瞅北瞧肉夹馍最嘹
东游西转还不如咥面
我们家西隔壁，住着一个毛毛匠，也就是做皮货的，人们称他邢师。再向两边又是一家木匠铺，掌柜的人称牛寿发，都是临潼人。牛寿发给孩子起名也真怪，都是以地名而起。老大叫临潼，老二叫新丰，老三叫零口。因是临潼人，所以名字都因地名而起。再往西又是一家木匠铺，老板人叫陈老大，西安人，好像有点文化，所以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有点文化味儿。他的大儿子叫记学，老二叫春学，老三叫民学。再往西边是一个姓肖的人家，兄弟三人。老大叫肖老大，老二叫肖老二，老三叫肖老三。兄弟三人，各人干的活都不一样。老大在剧院门口摆了个纸烟摊，老二做纸活，老三出外给别人干粉刷活。其中老二的儿子叫秉利。以上讲的这些孩子，基本上和我同龄。历我们家在尚友社门口门牌是55号，以后就搬到了对面我们家对面还有一个铁匠铺。老板姓杨，人称铁匠杨，河南人。那时马路对面的大部分铺子，也有做小生意的，有卖烟酒的，做死人用的纸扎活的，卖石灰的，当然也有多家木匠铺。人们称呼他们时，都以外号相称，说起来很有意思，有皮干王、快刀李、王麻子、地不平、……。当然这些外号中，和我们家最好的一位老板人称皮干王。这人爱说话，见到任何人都滔滔不绝，所以人们说他的嘴就像女人的那东西。虽然难听，但习惯成自然，人们叫惯了，他也接受了。就是我父亲让我找他，也说：“去叫你皮干王叔去。”
皮干王叔有点难听，他实际叫“屄干王”我们以后改为“皮干王”，这样文字就有点雅了。所以木头市街虽以木头为主，但也是一个市井杂集的地方。
到西安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我联系上学。当时，那条街上有两个小学，家东边安居巷有一个安居巷小学，西边有一个东木头市小学。母亲领着我去安居巷小学。那时候上学不像现在，而是由校长亲自招生。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问母亲：“你娃几岁了？”
母亲回答：“八岁了。”
校长说：“那我给你登记上。”
母亲问：“哪上几年级？”
校长说：“开始入学，当然是一年级了。”
母亲说：“我娃在农村已经上了一年级了，应该上二年级。”
校长一听，看了我一眼，说：“要上二年级也行，那我给你写几个字，如果认识了，就上二年级。如果不认识，就上一年级。”
校长说完，拿起桌上的粉笔，在身后的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他写到“亲师友，习礼仪”让我念，我却将它念羞了“亲师友，日你姨”。校长吼了一声，“你再念一遍，我仍然念成了“亲师友，日你姨”。其实我不是故意的，而是嘴上大门牙掉了，属豁豁露气发音将“习礼仪念成了“日你姨。”校长说：“你看，你这娃很调皮，胡念，连这几个字都不认识，还想上二年级。只能上一年级了。”
母亲说：“我娃在农村上学很好，就让上二年级吧。”
校长说：“农村是农村，城市是城市。在农村种地，在城市不种地。在农村上一年级，那是哄娃娃哩。在我们学校，你娃只能上一年级。”
上二年级没有报上名，母亲便领我走了，又去了家西边的东木头市小学。这个学校比较正规，操场是操场，教室是教室，而且老师也多。每个班50多人，每年级三个班。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共十八个教学班。母亲一看这里正规，二话没说给我报了名，当然是从一年级开始入学。
从小学一年级上学到六年级毕业，共经历了六年，回想起来很有意思。如果用一个公式应该是，1－3年级很好，4－5年级中等，六年级很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概是农村娃进城，开始很老实，学习很认真，也听话，成绩和表现就好。到了学校中期，受城市环境的影响，见了世面，思想开始转移，到了六年级思想已完全转移。甚至每门课考试都不及格了。我记得最清的是小学毕业考中学，那时西安各中学都是按成绩录取考生。在考试前，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叫段文秀，大约四十岁左右，每天上班都路过我家门口。父亲有时有门口干活，见到段老师就问：“我娃快毕业了，能不能考上中学？”
段老师是熟人，性格也直，对父亲说：“刘师，你再不好好看管，考中学肯定危险！危险！危险！”
那天我回家后，父亲因为听了三个“危险”将我收拾了一顿。父亲收拾我不怎么打骂，而是罚我下跪。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也养成了习惯。这次刚一进家，父亲便叫我跪下。我不跪，被父亲拉住压下去。我又立了起来。父亲气得又将我压下去，我又站立起来。我的行为伤了他的自尊心，父亲气更大了，拿起一块长木板，将我压下去后，将木板顶在了我头上，并让我两手将木板扶住。我印象中，那块木板很重，如果不用双手扶住，会掉下来 。木板压得我头抬不起来。我记得就这样流着泪，顶着木板，直到母亲回来后，才给我去掉了木板。最后父亲骂我：“再不好好学习，你小心着。让老师找到家里告状，你丢人不丢人？”
母亲也说：“都是为了你好，你考不上中学，将来干什么？只好回家里和你父亲学木匠，那有什么出息？”
可见学木匠，做木器活，是一件苦差使。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脱离体力劳动，能当个干部，或者当个大官，这是那一代人的希望。
其实四年级以后，我思想的转变，并不是我学坏了，而是因为喜欢上了乒乓球和足球运动。我被这两个体育项目完全吸引住了，最后达到了逃学、旷课去外边打球、踢球，耽误了文化课学习。要说我真没有什么坏毛病，比如偷人、骂人、打架等等，而是一种孩子好玩的天性使然。在我们学校里，有一位体育老师对我很好。他叫李民海，是从师范毕业分到学校的男老师，如今已经快八十岁了，我们还有来往。那时在全校或区上或市上我参加乒乓球比赛时，他都随时观看。有一次我获得了西安市青少年乒乓球单打冠军后，在课堂上，他给我们讲体育的重要，讲到我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刘龙娃将来是运动健将、全国冠军。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对运动抱的远大理想的种子。
当然打乒乓球，来源于我对小足球的热爱。学校有操场。课余、假期踢足球成了我的另一种爱好。现在回忆起来，乒乓球运动主要是脚步的移动，而踢足球又锻炼了步伐的灵活。尽管有时用小皮球踢，但皮球小，步伐就更加灵活。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人生并没有走上体育专业之路，那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在以后我40来岁，用对体育的热爱，来培养我的孩子，使他们成了陕西省专业运动员，又成为全国青少年乒乓球单打冠军，又进入国家队训练，至今还保持着西北五省单打冠军头衔。对孩子的培养，可以看出我从小对体育的爱好和遗传。当然用这一技之长，为西安市体校乒乓球班、陕西省乒乓球体校当教练。每当看到运动员们用小小的足球，分成两班，互相盘带、传球、射门的身体训练，我就想起了我青少年时代对足球的热爱。看来这也不失为一种乒乓球步伐训练的好方法。体育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一种艺术。这才是对乒乓球、足球运动的升华。
小学毕业升中学考完试后，牵扯到能不能考上中学。这是当地周围人们对小孩议论最多的话题。刚考完，分数还没有下来。父母让我将老师发的答案拿了回来，与自己答的答案对照得分，看能考多少分，估计能不能考上中学。这就相当于现在的考大学。最后的录取就是在等待中度过。那一种心情，是至今回忆起来的第一次。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儿子考大学，一等就是三个月，直到九月份才知道被录取到那个大学。所以就有了孩子考三天，家长被考三个月之说。那种心情，实在让人难以形容。不过那时候年岁小，还体会不到这样深刻的道理。
皮干王叔一进我家，就说：“碎仔娃子考的咋样？”
父亲指着我说：“没门，把先人亏了。刚对过答案，可能不及格。”
那时考试用的是百分制，只考语文、算术两门课。皮干王叔说：“能估计多少分？”
父亲说：“估最高也就是100分。两门课120分及格，中学才能录取。”
因考中学没考好，我也不敢乱跑。父亲罚我在家学木匠活。皮干王叔看我不吱声干活，看着我说：“老子英雄儿好汉，父亲养鸡儿卖蛋。看来你只能跟你爸学木匠了。”
母亲在旁边说：“今年考不上，补习一年，明年再考，非考上不行。”
皮干王叔说：“都十二、三了，还补习个球，补习再考不上，连孙子都耽误了。”
我那时都快十四岁了，能听懂他们说的话，到底对于9月份能不能考上，心里也没有底，只能老老实实在家随父亲学木匠。令人想不到的是快到9月份，学校才送来了我考上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是段文秀老师亲自送到家的。那时我正和父亲在门口干活，只见段文秀老师急急忙忙进了家。父亲一见，赶忙让我给段老师拿凳子、倒水。段老师坐下后，说：“这娃让人操心死了。我一直考虑他能不能考上，今天才收到了通知书。”
父亲急切地问：“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
段老师说：“当然是考上了，我才将这一消息赶快告诉你们。”
父亲问：“考了多少分？”
段老师说：“你看危险不危险，两门课刚好考了120.5分。语文考了67.5，算术考了53分。”
段老师这样一说，我的心才放了下来，赶快给段老师送上水，表示感谢。父亲又问：“考上了哪个中学？”
段老师说：“考上了我们学校斜对面的24中学。”
那时候，学校不像现在有高低之分，学生一般都在离家近处上学。24中是离我家最近的中学，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了。父亲说：“太感谢你段老师了！太感谢你段老师了！”
段老师对我说：“小学升了中学，你也大了，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贪玩了。只要你好好上，一定能考上大学，为你们家增光！”
对于将来能否上大学，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但考上了中学，以后就不会和父亲学木匠了，我当然高兴。这样我终于上了中学。当然对于我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段文秀，我始终没有忘记。在我离家20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当我回家听到别人说，段老师“文革”遭受迫害，说她是“只专不红”，培养学生“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想起来觉得可笑。一个小学老师，怎么能有培养学生走资本主义的本事？虽然她是个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但在我心中，地位很重、很重。为此，我专程多次去段老师家，以不忘恩师之情相报。
我进入24中后，毛病自然不改，对迷上了的足球和乒乓球留恋不舍，天天就知道玩，不是足球就是乒乓球，几乎跑遍了西安市的所有体育场和大部分学校。不是训练就是比赛，将文化课忘到了脑后。但既是中学生，又不能不学习，所以学习成绩，从入中学起到毕业一般都保持在及格分数左右。
我中学的班主任老师叫乔复生，是一位从师范学院毕业来学校教生物的老师。一直从初一到初三给我们班当班主任。他刚来学校时，还没有结婚。我记忆中，他是个爱说爱闹的人，和我们接触多了，爱开玩笑。有次在课堂上，他问：“我是学生物的，你们知道什么是生物吗？”
学校虽然有生物课，但是一门副课，显得并不重要。学生们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回答。他说：“生物就是遗传学，也就是你奶奶生你爸，你妈生你，你长大了结婚，你老婆生你儿子。”
他说完，大家哄堂大笑。他却说：“你们别笑。我说的是真话，这样你们才能重视生物课。”
我家离学校很近，他经常去我家“告状”。他一去，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刘师，你那儿子今天又逃学了。”
他每次“告状”，我回家都得被父亲罚跪一次。时间长了，我对乔老师记上仇了。
有一次背着老师的面，我们私下给他起外号，因他长得瘦，我说他应该叫“乔猴”。不知这句话被那个同学听到了，告诉了乔老师。在一堂课上，他说：“有的同学乱起外号，给同学起不说，还给老师起。给同学起的有逶瓜、贼娃子、瓜娃、疤癞、黑蛋，甚至把一个女同学叫《林海雪原》中的蝴蝶迷。”
他这样说，引起同学们大笑。他又严肃地说：“别笑。他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乔猴’。”
他说完，同学们又笑了起来。他说：“玩归玩，但起外号是污蔑别人的人格。我正式宣布，谁给我起的外号，下来到我办公室承认错误。如果你不来，我和你没有完。”
下课后我有点儿害怕，一想毕竟这是骂老师，老师知道了。我恨那个给老师汇报的同学是个“溜尻子”货。我还是勇敢地走进了乔老师的办公室。一见乔老师，我说：“那个外号是我起的，是大家在一块玩，随便说的，我不是故意骂老师。”
乔老师一听我承认错误，说：“你还真不错，敢来给我承认，说明你有错就改，我不追究了。”
我吓得说：“我再也不敢了。”
乔老师说：“看起来，你很聪明，怎么能将心思全用在足球、乒乓球上？踢球、打乒乓球将来能当饭吃？一个学生，不要忘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对于乔老师语重心长的说法，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仍然坚持着对足球、乒乓球的爱好，梦想将来当一名运动员。初三，我被选为陕西省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在乒乓球运动中又在陕西省比赛中打到了单打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样的运动成绩现在回忆起来，也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可见那时候我对这两个体育项目的热爱。记得邓小平有一句名言：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我的上学这一条路，的确也是从小训练的结果。尽管是“自学成才”，但当时也达到了省级的高水平。那时的文化学习却始终保持在及格左右。上中学时，学习成绩是以五分制计算的，能得三分左右的成绩也就是“及格和不及格”概念了。所以搞竞技体育，有时就是一种“赌博”。你要体育好，就会耽误文化课学习；要得文化课好，体育就会成为无名小卒。
人生的命运有时候就很怪。这样好的体育天赋，却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走上了一条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路。
六十年代初，部队挑选空军，并不像现在必须要大学本科毕业，而是从初中毕业就可以挑选。有次空军来校对身体健康的男生初步检查了一次身体。经过海选，学校只有几个男生被选上了，就要被送到大医院进行详细身体检查，这样一一淘汰，十天之后，竟然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又进行了五天检查，只记得将我的眼睛瞳孔放大了，几天才慢慢恢复。又记得要坐在转椅上，要转好长时间而不晕，更记得将全身衣服脱光，看身上有没有疤痕，……。经过半个多月的检查，乔复生老师又到我家去，告诉父亲：“刘师，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娃被空军选中了，将来能当飞行员了。”
这是一件家里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说得家里人都楞了。父亲似信不信地问：“真的？”
乔老师说：“我哄你干啥。通知都到了学校了。身体完全合格，现在人家就要政审了。过两天就下通知。”
这句许说得全家人兴奋不已，要知道能当上空军，在我们当地的人中，从还未听说过。虽然通知书还没有拿到，但这几天让全家人彻夜难眠。周围的人知道后都来贺喜，其中记得最清的是还有那位皮干王叔，到家后就说：“刘师，你娃这个碎仔，还真上天了。”
父亲说：“可不敢说，还未收到通知呢。”
皮干王叔说：“还通知个球呀，老师都给你们讲了。你可要请客。”
父亲说：“如果真的走了，我当然忘不了请客。你说说，你想吃啥？”
皮干王叔说：“吃老孙家的牛羊肉泡馍。”
父亲说：“那好，咱说定了。”
老孙家至今都是西安回民名贵的牌子，是回民在饮食方面闻名全国的招牌。至今在北京、上海、南京、乌鲁木齐、兰州、…… ，都有分店。那个年代，牛羊肉泡馍几乎就是陕西，尤其是西安的代名词。那个年代，由于经济的原因，人们能吃上一碗牛羊肉泡馍，可算食福不浅。
三天以后，我被乔老师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人家又进一步研究了你的鼻子，说你的‘鼻窦炎’有点重，选空军未被通过。”
我一听，脑子几乎就空了，不知道乔老师怎么通知了家里。那时我想，怎么鼻子会有问题。真是鸡飞蛋打，一场空欢喜。过了几天，皮干王叔又到我家里来了，见到父亲就说：“看，把屄扯了。吃不成你的牛羊肉泡馍了。”
父亲说：“这也没办法，谁让娃的鼻子有问题。”
过了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空军飞行员最后未被录取，不是鼻子的问题，而是政审未过关，是因为父亲旧社会卖过一次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了三个月兵，又逃跑了的原因，落下了一个“国民党兵”的污点。或者是因家里参加城市公私合营加入西安有名的“锦华木器社”后，因每月二十八元收入，家里无法生活，退社搞“自负盈亏”，成为个体户。而那时的个体户，就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名声而被社会看不起。“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个体户“也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成了空话。这些都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只能以“鼻窦炎”为借口，而未能录取空军。
虽未被录取入伍当空军，但那时西安市正组织全市青少年足球赛。先是各区组队，后参加西安队，最后我入选陕西省队，当左前锋。这已是初三下半学期了。我作为陕西省青少年足球队员，被调去参加过为期一个多月的集训，准备八月份参加全国比赛。那时的训练地址是西安市体育场，吃住不回家。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被选拔上的初三同学，比赛之后，将被保送上高中。记得集训中间，西藏代表队路过西安，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地址在西安体育场的足球场。可别小看了西藏队，他们虽然技术上逊于我们，但体力体质远远大于我们。两队水平在伯仲之间，很难说谁赢谁输。上半时0︰0，下半时体力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基本处于下风。最后十分钟，队友从左边将球吊到对方禁区前，谁知在禁区前，我已经防守反击跑过了禁区线，看到高吊过来的足球，我急转身，身不由己地背对对方球门，空中来了一个倒挂金钩，凌空一脚，背对着球门打去，连自己都没有来得及看，球竟从右下角打入球门。我还没来得及站起来，一帮队友立刻拥向了我，将我抱着跑向了场边的教练席，表示欢呼。这个球进得真漂亮，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场球最终我们以1︰0胜了。我自己也用这个进球而名扬足球界。
虽然我脱离了学校，进行足球训练，但对自己今后走哪条道路也有考虑。自己即使被保送上高中，但自己对体育的热爱又怎能安心学习。选择体育专业，目前还是一个中学生，又怎么能走上专业体育这条路。当我的思想正处于矛盾的时候，学校意外收到了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后我才明白，正是那“凌空”一脚，我被省上教练看中了，为了加强对我以后的训练，将我吸收为省上第二梯队。这也了却了我那时犹豫的心态。更加安心训练，准备参加全国的青少年足球比赛。
比赛前夕，学校通知我，必须参加毕业考试，才能领上毕业证。好不容易上了三年中学，没有毕业证怎么行，没办法，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复习了，怎能考好，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考。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又因为这一次考试，惊动了学校。那是考几何，以我过去的几何成绩，大部分是不及格。教我们几何的老师姓张，我记得叫张天锁。他是一名学校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五十多岁，是学校领导班子的成员，好像是教导主任。因他过去经常课堂上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我，有一次他竟说：“你要能毕业，你就将骡子反反子骑到我门前来骂我。”
将骡子反反子骑上，这是一句陕西口头语，就是不能的意思，似乎给我下了结论。当他几何监考时，将卷子发下来后，我粗略一看，几乎都会，便一鼓作气答完了。本来是两节课的考试时间，我不到一节课就答完了，也没检查，直接第一个交了卷子。他正监考，一见我这么快就交了卷子，从他的表情上，我看出他在嘲笑我，似乎在说，你不会，才这么早就交了卷。
谁知，过了几天，几何试卷答案发下来了，全班五十多名同学，唯独我得了100分。这不仅让同学们吃惊不小，而且在全校引起了轰动。张天锁老师做梦也没有想到，被他经常骂、学习不好的学生，竟然在那么多同学中，得了全校唯一的100分。当然其它课我都以及格而顺利毕业。至于张天锁老师作为学校的领导之一，在几次学校的会议上对我的表扬，都是以后其他老师告诉我的，其中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他说：“没想到，这娃真是个天才！”
毕业考试后，是一段时间的复习考高中。我又回到了市体育场训练足球。又过了几天，学校通知我回学校参加各班照相留念。其中两位同学被保送入伍留念，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两个同学，一个是我们六零丙班的任鸿民同学，一个是六零甲班的高步震同学。他们两个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两边都是校领导和老师，其他同学一共四排。我站在最后一排，是站在凳子上的。那时参军很光荣，而且这次是被学校推荐保送的好学生，去四川重庆通讯兵学校去学习，听说以后就是军官。这让我很羡慕，后悔自己没被选上，也后悔选拔空军时最后被淘汰。当照完相走时，我被乔复生老师叫住，他问：“你想不想去当兵？”
我说：“当然想去。”
乔老师说：“只要你想去就好，我再征求一下你父母的意见。再给人家征兵的说说。”
没想到，刚过去一天，我被叫回到家里。父亲说：“再别踢足球了。踢球还能当饭吃？”
母亲说：“踢足球，把我娃累的不说，也不知道会有啥前途。”
父亲又说：“昨天你乔老师来家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同意你去当兵。你做好准备。”
正说着，乔老师进了家门，从口袋里掏出征兵录取通知书，说：“征兵的已经同意了，在我们学校，再增加你一个名额，发了通知书，后天就走。”
我一看通知书，才知道是和任鸿民、高步震一块的四川重庆通讯兵学校。父亲赶忙说：“快谢谢乔老师，快谢谢乔老师。”
母亲说：“娃走了，也不会忘记你乔老师的。”
就这样，我赶紧去了市体育场，见到足球队的教练，说明了情况。教练说：“你走了，太可惜了，但那是军官学校，你的前途更大。我们虽舍不得你，但也不会影响你将来的前途。”
这样，我又和全体足球队员、教练、领队照相留念，纪念在一起美好的时光，也祝贺他们参加全国比赛取得好成绩。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想干的事，都没干成。你没想到的事，却让你赶上了。我的学校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最后走上当兵的道路，这是连自己都没想到的事。这就是命运。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