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1956年出生于重庆市，蒙古族。中国当代文学“新历史主义”、“新理想主义”代表作家。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小说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冯牧文学奖、第2届国家图书奖、第8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等国家级奖项，以及屈原文学奖、人民文学小说奖、上海市小说大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首届柔石小说奖、首届林斤澜小说奖、第3届郁达夫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现居深圳。
　

一

　　我把美达揍了。本来不该揍，但揍了。
　　我们约好放学的时候和周星驰说话。不是香港的周星驰，是高三（1）班的一个男生，学校足球队的左边锋，长得不是一般的帅。他是依顿公学锁定的目标。也许相反，依顿公学是他锁定的目标。反正他挺棒的，书包里至少装了三个国际中学生理科竞赛的奖章，至于各种才艺证书什么的，估计他拿过不少，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在乎，都给他家那个著名高尚小区的小弟弟们叠纸飞机了。
　　我们打算对他下手。我是说，我、美达和朱星儿，我们仨。但美达破坏了计划。
　　我们在农林路拦住了他。他骑一辆六成新的“三枪”牌自行车，优雅地弓着箭鱼一般挺拔的身子，沿着阳光如洒的马路过来。我们都闭上了眼睛，我和朱星儿。这是规矩，帅哥过来的时候你得闭上眼。你可以把它当做某种仪式，也可以看成是紧张。有时候我会嚷嚷，谁给我可乐，我太激动了，快不行了！但这一次，我没有机会嚷。
　　在我和朱星儿闭上眼睛的时候，美达离开了我们。这个可耻的叛徒，她朝周星驰冲了过去。我不知道这中间她是不是摔了一跤，或者像风暴过后的帝企鹅一样，在阳光的照耀下张开傻乎乎的大嘴颤抖。反正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呆呆地站在马路边上，被凤凰木漏下的阳光切割得零碎一片，像个刚做完大脑切除术的白痴；而我们共同心仪的王子，却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把吃独食的菜花妹揍了。下次她再这样我还揍，揍得她不敢见阳光。我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拿我当女头领看待。我也不在乎人们用手机下载的那些歌是不是每三首就有一首是由她妈控股的那家著名上市公司提供的。难怪难听。
　　我得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女生。你也可以说我不是女生。没有人把我当成女生。连最有同情心的男生都不会把我当做女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像躲避放射性元素一样躲着我，剩下几个有胆量的，他们拍着我的肩膀管我叫“嘿”。我和学校里的每一个男生刺儿头都打过架。我们互相把对方揍一顿，或者我被他们当中的谁把脸打开花，但通常最后赢的总是我。相信我，如果你被人揍倒了六十次，还能从地上爬起来，随时在他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直视他的眼睛冲过去，最终出局的肯定不是你。其实我比男生干得出色，除了不能和他们一起站着撒尿，他们干的那些事我全都能干。因为这个，还因为别的，学校里所有的老师都在校长面前告过我的状。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可我有什么办法？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糟糕的我不是我的错。
　　现在有一道题，请回答。
　　一个十四岁的女生，她有一个不断复吸因此老在去戒毒所路上的父亲，一个总在鼓励自己日复一日说大话却缺乏基本生存技能因此不断丢掉工作的母亲，还有一个每天提出一百个天才问题却找不到卫生间因此总是拉在裤子上的智障哥哥，她该怎么办？
　　就是说——爸爸，一个让你怀疑做人有多么糟糕的人；妈妈，一个让你整天紧张兮兮的人；哥哥，一个让你觉得生活是多么无趣的人。想想这样的事情吧。
　　我就是这个女生。
　　我是深圳百合中学的一名特殊学生。作为外来务工特困家庭的子女，我在百合中学免费享受义务教育，同时协助学校的校工做一些杂活儿。你可以叫我学生，也可以叫我打工妹，随便。这是社区那些好心的大妈们干的。她们有本事组成庞大的亲友团，为我寻找一个又一个学校，把我像珍贵的熊猫似的骄傲地推荐给人们，并且把任何企图躲避的人逼到社会伦理的墙角里。事情就是这样，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得认。
　　我当然有自己的爱好。你也可以说是热爱。这有什么区别？我喜欢唱歌。但我不想像学校百合合唱团那些得意洋洋的小鸟们一样，每天在交掉作业之后不要脸地飞进练声房张开嫩黄的小嘴喊上一个小时。就算在这所二吊子“高富帅”和“白富美”聚集的名校，我是唯一白领课本不交钱的特殊学生，我也不想拥有这种白捡的机会。
　　我想做一名歌手。我是说，那种不需要和别的什么人乱糟糟挤在一起宣泄青春的歌队成员，而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独自歌唱的歌手。
　　

二

　　我就是这么认识左渐将的。他是百合合唱团的指挥，著名音乐人，我的偶像。我注意他很久了。我很少这么关注一个人。我的耐心有限。我对付不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属于我，我干吗要关心它？但有的事情你必须有耐心，比如对左渐将，他的出身正好和我有相像之处。关于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他本人，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那个乌鸡变凤凰的例子，就是你，对吧？”
　　第一次站在左渐将面前的时候，我这么对他说。合唱团的小鸟们正矜持地从指挥办公室门外鱼贯而过，去练声室。朱星儿的娃娃脸在门口晃悠一下，消失了。我的注意力全在左渐将那张消瘦的脸上，没有留意朱星儿是否对我竖起小拇指，给我发来一个ＮＯ的警告。学校活动大楼另一头的乐团里，一支圆号在暗自抽搭。我应该感谢班主任黄莺的努力推荐，否则我根本没有可能踏进合唱团的指挥办公室，但我可不想一开始就让谁拿住。
　　左渐将坐在乱糟糟铺满了歌谱的办公桌前，费力地佝着背，吃着一片毫无姿色的隔夜面包。我去，他的样子可真是太老太弱了。他有多大年纪？他可一点儿也不像三十七岁零八个月又二十一天的男人。我敢保证，如果没有超过一百遍地研究过他的资料，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活体时，我会拿他当一个随时需要关照的老人。
　　可是，在听过我的发声之后，你猜他怎么说？“很遗憾，你没有唱歌的天赋。你的声带没有打开。你多大？十四？看来打不开了。让我们想想，你还有别的什么兴趣？你为什么不去生物兴趣小组？”
　　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一点客气也没有。这个结果我早知道，用不着他告诉我。不是知道声带这玩意儿，是知道“打开”。满校园的女生和男生都是花骨朵，都在打开或者已经打开了，可我除了打架斗殴、打碎教学用具、打扰同学做作业、打破校纪校规，还没有打过别的什么东西。我这朵蓓蕾没法打开，打不开，情况就是这样。但这个结果还是激怒了我。
　　“亲，我觉得吧，咱俩都是特殊人物，应该团结一致。”我叉开双腿，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再说，你也不是正式老师。交响乐团什么时候把你开除的？我琢了个磨，你也不光是打开的高手，也有让人踢出场的时候。”
　　他停下吃面包，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不是看一下就把视线收走的那种看，而是坐正了身子，目光集中在我的脸上，全神贯注，认真地看。为这个，他把手中剩下的半块面包放下，好像不那样，他就没法看清我似的。我必须承认，虽然老相，他那张消瘦的脸还是挺有特点，可怜的周星驰没法和这样苦难的脸比经历。还有，我发誓我能听到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在轻轻呻吟。他不就是因为这个才离开交响乐团的吗？
　　“你从哪儿听说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不信你问兰大宝。”
　　“谁是兰大宝？”
　　“我哥哥。顺便说一句，他是智障。”
　　他看着我，有一阵没有说话。我当然也没有。我觉得他在倾听大楼对面的那支圆号。他肯定在想，那个执著的高一年级的圆号手怎么会把音准走偏到东部华侨城去的，难道那里有勃拉姆斯的《学院典礼序曲》在等着他？但看上去不是。
　　“不，我俩不一样。”他开口了，“我不是说，你是学生，我是老师。这个我有经验。有时候，我能从我的一个团员那里学到在音乐学院作曲系没法学到的东西，有时候我能指点声乐系的教授们干点什么，比如告诉他们，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他们在干着埋葬工的活儿。我指的是天才，你不会告诉我你是天才吧？”
　　他拍了拍手心里的面包渣，从椅子上站起来，扶住椅子背，从桌上拿起两页套谱。看上去他腰疼，需要扶住一点什么。
　　“正式说明，我不是老师，是义工。”他面无表情地说，“我不在合唱团领一分钱的酬劳，如果不算每天免费喝掉的那几杯咖啡，还有免费使用的复印纸的话。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小心眼儿，可你是由政府资助来学校读书的，对吧？”
　　太厉害了。即使在费力地站起来的工夫，他说话的时候也始终看着我的眼睛，一眨不眨，而且一下都没有移开。他在运用换气法。
　　“那……”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阻止住我，不是用手势，而是用他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口气。“在你说话的时候，我会看着你，也许不情愿，但会耐心地听下去，不抢你的话，你也应该向我学习。耐心听完任何人的话对你没有什么坏处。我说的是耐心，不是听话。现在我继续。”他朝手中的套谱看了一眼，再抬起目光看着我，“如果不介意，兰小柯同学，你能不能告诉我，因为你协助校工收拾校园里那些美丽和安静到其实完全不必要去收拾的落叶，学校每个月发给你多少助学津贴？”
　　漂亮的断杀，我出局。我服气。没有什么道理，出局就是道理。谁让我摊上了那样的家庭，那样了不起的父母和哥哥。我活该。
　　我当然没有告诉他，好心的人们每个月数给我多少张钞票。深圳不允许人们互相打听并且对外宣传自己的工资收入。再说，谁会把工资单里肮脏的内容告诉一个不拿老板一分钱义务打工的高尚人呢？但班主任黄莺后来向我道歉了。
　　“你不能和每个老师都说同样无理的话。无厘头也不行。”黄莺老师生气地责备我，“你脑瓜灵活，念头的繁殖能力超强，这个谁都知道，但你总得把握自己，哪怕一次，别像山谷里的风，到处跌跌撞撞，花也拽，草也拔。左老师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学校请他来，可不是让你当春儿糟蹋的。”
　　“谁去校长那儿告姐的刁状了？”我气急败坏地发飙说，“现在，还剩下谁他妈的没告了？”
　　我不该和黄莺老师顶嘴，尤其是在她面前说粗话。她就像亲姨妈一样爱我。我怀疑她前世欠了我什么，或者她才是我真正的妈妈。她希望我能变得足够小，缩回到她的子宫中去，再生我一次，这样我就不会出问题了。我敢保证，如果她把浪费在我身上的爱心收回去，用在她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身上，她的宝贝肯定会胖成超级婴儿。
　　这些事情能怪谁，当然不能怪社会，怪不上。公平地说，我所在的社区和学校一点儿也不歧视我，它们就像传说中的诺亚方舟，是猫是狗都能站上一只脚去。我遇到的善良人比我想遇到的还要多。谁叫我生活在一个满是普世诉求和情怀的社会里？拯救弱者符合一个拼命向世界文明靠拢的社会的基本主张。但是，作为家里唯一正常的成员，我每天都在和生活对抗——不是和不正常的生活对抗，而是和正常的生活对抗。这个社会要求人们生活得正常，而我的家庭不正常，我的家人不正常，我也没法让他们正常，除非杀掉他们，否则我就得作为家里唯一的正常人，用不正常对付正常，这样才能使我的家人在做不到的时候，不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愧疚和害怕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只还没有发育好的孔雀。你要认为我是别的什么也可以，但我就是这么认为自己的。我想让人们注意我，为我鼓掌，可我怎么都开不了屏。没法打开。打不开了。
　　

三

　　兰大宝每天都要仔细检查他的眼镜。他没有读过一天书，根本没有资格近视，但他有一大盒各式各样的眼镜。它们都是平光的，或者是下掉了近视镜片的眼镜框。他喜欢戴眼镜，这是他唯一不会被人拿走或者损坏的东西。他戴着眼镜在家里有模有样地走动的时候，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像个令人尊敬的学者。我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挺着胸脯从我面前走过去，在门口装模作样地巡视一阵，再挺着胸脯走回来。我想哭。
　　这几天，我没有去废旧物资收购公司为兰大宝讨眼镜。我很忙。我已经把废旧物资收购公司的人烦透了。我和他们吵过很多次架，把他们骂得够呛。他们目瞪口呆，完全丧失了对付我的愿望。再说，兰大宝的眼镜够多了，那些让我想哭的玩意儿够多了。再说，他又把屎拉在裤子上了。
　　她在卧室里抹眼泪。我说的是我妈。我没法叫她妈妈，她一点妈妈的样子也没有。我觉得要是我叫她妈妈，她和我都会羞愧，我根本叫不出口。她不是为兰大宝的事抹眼泪，那对她来说不算什么。她是为自己，她又被用工单位辞掉了，她为这个自责。她总是被用工单位炒掉。她总是在自责，真让人受不了。
　　我替兰大宝洗干净身子，换下的屎裤子泡进盆子里。把他收拾好，腾出手，去书包里取出这个月学校发的助学津贴，交给她。我说行了。她不行，继续抹眼泪。我说行了。她拉住我，口齿凌乱地述说她犯下的错误，眼泪弄湿了我的手。我说有用吗？这样的话你说了多少遍？下一次你什么时候被炒掉？
　　我甩开她的手，走进夹缝似的黑黢黢的厨房。我想我应该找点别的什么事情来做。她跟在我的身后进了厨房，喋喋不休。我不知道我俩谁是妈，谁是女儿。如果我再大几岁，比如我要是十八岁，我就当她的妈妈，一个单身妈妈，不要任何只会出现在戒毒所里的男人。我他妈真就做一次妈妈，看看做妈妈能把我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数一数钱，再去床头柜抽屉里翻一翻，看看还有没有上个月剩下的零钱，加在一起，再数几遍。”我怂恿她，“也许这个星期他们会让你去戒毒所看他，如果他能够配合治疗的话。他当然能够。他比那些医生的资历还要老，有什么资格不配合？这样你就可以再犯一次错误，买些戒毒所不让带进去的东西给他了。”
　　“你要我买什么？”她惊慌地问，“我要买吗？”
　　“为什么不？Ｋ粉、大麻、摇头丸、冰毒、香港石、四号，随便什么都行。”我恶毒地说。
　　“我怎么带进去？他们会检查的。”她胆怯地说，“上一次，他让我给他带点联邦止咳露，我没敢，他很生气。”
　　靠，她为什么不带支手枪去？那样更刺激，我敢保证戒毒所里会热闹一阵子。还能怎么样？有这样的父母，我正常不了。
　　我撇下她，揭开锅盖。锅没洗，锅沿上有一圈肮脏的干涸米粒，能看出那是早上残留下的。我想完了，兰大宝中午吃什么？他不会又去社区门口的食品店，堂堂正正地从人家的柜台里拿薯条包，被人撵得满地乱爬，或者去城中村改造工地上给人当口淫角色，换半盒人们吃剩的盒饭了吧？
　　“晚上咱们吃什么？”她四下看，像在找什么。
　　“那得看我们有什么。你中午没给大宝做饭？”我能肯定，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
　　“我忘了做饭。要不要问问大宝？”她朝厨房外看了看，有些拿不准。
　　“哪一次他答上过？你为什么又不给他做饭？你是不是觉得他营养过剩？”我接了水洗锅，没好气地说，“他要吃牛郎星，你摘得下来吗？他要吃麦当劳，你肯花那个钱吗？家里有多少钱你不是巴心巴肝地往戒毒所里送？兰大宝不是你的孩子，‘他’才是。”我认为她应该离开厨房，否则我没法转身，反正她会把一切应该做的事情都忘掉，只是沉浸在无休无止的自责中。“你能不能自己拿一回主意？你是当妈的，不是我。”
　　“你说得对，我是当妈的。今晚我给你们做饭。”她被我的话提醒了，探头往水池里看了看，又低头在脚下的一片水渍中寻找着什么，好像那里有两块一毛一斤的镀光糙米或者一块二毛以下打蔫的油麦菜。但显然没有。她花了很长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一脸困惑。然后她在逼仄的厨房里用力挤开我，去开碗柜。
　　我手里的锅被挤掉在水龙头上，这没什么，碗柜的门被她拽了下来。她说哎呀，不知所措地看手里拎着的半扇碗柜门。没等我接下她手中的那块破木头，她又叫了一声。
　　“钱呢？你刚才说钱，钱在哪儿？你交给我了？你没有偷偷拿回去吧？你买什么不该买的东西了？”
　　她慌里慌张地抓住我，把我刚换上的干净衣裳抓出了几只手印，把我的胳膊都抓疼了。那半扇门砸在我的脚上。你可以想象事情有多么的糟糕。
　　晚饭还是我做。会出现奇迹吗？我找她要了几块钱。我挣的，交给她，她忘记了。我指点她找到它们，再要回来，这样，她这个家庭主妇的身份就能够得到确认了。她不大情愿地数了好几遍钱，找出几张脏兮兮的零头给我，好像钱是她挣的，我要拿去乱花似的。
　　我捏着几块钱，穿过乱糟糟的城中村，去菜场，顺道解决了一件棘手的事。
　　你知道城中村这种地方，这里的居民和我一样，也是外来户。这座城市的居民全是外来户，但要分你是无产者还是有产者。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有自己的麻烦。我也有。我是说，无产者兰小柯和她的家庭当然会有麻烦。
　　我闯进一栋肮脏的自建房，踢开半掩着的门，一股臭烘烘的臊味差点儿没把我冲倒。两个染了头发、脸色暗黑的年轻打工仔脱离纠缠，从床上跳起来，连忙提裤子。其中一个懵里懵懂地说，你来了？
　　我一句废话也没有，走过去，抓过电视机的插座线，从怀里摸出一把生锈的剁骨刀，用刀刃慢慢地锯电线，锯了十几下，电线断了。
　　“兰大宝跑掉了，要砍你们，姐没有理由。”我把断掉的半截电线头丢在肮脏的床上，它像一条困惑的蛇舒展开，“下次你们谁再敢把兰大宝往罐头屋里拖，不管他屁股脏没脏，姐会用这把水版张小泉生割下你们的头。听明白了？”
　　我是说，城中村有的地方，有一种被称作罐头屋的自建房，有时候它们每平方米住着三个人，这里的人们通常很孤独，暴菊有时候不算强奸，但如果被暴菊的是你的亲哥哥，那就不一样了。
　　我在厨房里做饭。我让兰大宝站在我身边，让他给我唱歌。我在菜场买了几个已经下市的土豆，为这个和卖土豆的小贩吵了一架。当然我没有饶过他，离开的时候多抓了一个土豆。我给兰大宝做他喜欢的土豆烧鸡架骨，上周买的一只鸡架骨，我们还能吃两次。
　　至于她，她最好坐在屋里别动，免得又做错了什么，那样我们就得再做错一些什么了。
　　不要一点点，我要非常多；
　　父母都爱我，作业都及格；
　　鼻头没粉刺，邻桌是大帅哥；
　　做错事情没人说，想去天堂能搭上车。
　　我写的歌。兰大宝唱得不错。他本来就不错，如果“他”和“她”怀他的时候小心一点的话。
　　“你没有夸奖我。”兰大宝不高兴。
　　“亲，别那么没出息。难道你不是天下最棒的靓仔？你敢怀疑你不是？不怕我不高兴？”我觉得我可以多放一些油。地沟油吃不死人。“下次不许再去罐头屋，谁夸你聪明你也别去。”
　　“你没有夸奖我。”兰大宝很犟。
　　“我真的不高兴了。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记住了没有？现在让我来惩罚你这个垃圾宝贝。”
　　我放下油瓶，用沾满油垢的手捧住兰大宝像一只烤红薯的脸，狠狠地摇晃他，直到把他摇得晕头转向。
　　“天上会不会掉下一个人，那个人是我？”兰大宝受到鼓励，很兴奋。他摇晃了一下，努力保持住平衡，不肯放弃地继续问他的天才问题。
　　“等着，掉下来了我再告诉你。”锅烫了，我们都饿了。
　　“他们说，我是靓仔。那个人就是我。”兰大宝非常固执，他往我身边凑，希望我像妈妈一样搂住他。
　　“去把眼镜戴上，戴那只黑框的。我要下锅炒菜了，你必须戴上黑框的我才能把菜炒熟。”我把兰大宝从灶台边推开，我有的是办法对付天才，我才不会崩溃呢。
　　

四

　　合唱团的小鸟们矜持地从指挥办公室门外鱼贯而过，我看到朱星儿向我投来同情的眼神，好像看着一只折翼的同伴。真让人受不了。
　　我站在指挥办公室里，左渐将站在我的对面。我知道，有些事情你想摆脱，可就是不可能。难道人们就这么迫切地需要我这种命运的弱者来做他们衡量善意拥有量的天平吗？
　　你猜对了，歧视和流感病毒一样，如今有了进化后的变种。不是抛弃，是关怀。就是说，你要是不幸做了这个社会的底层人，你就中了头彩，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不恰当、让你不舒服，因此你决定不需要并且厌恶、但又怎么都甩不掉的关怀。
　　“我没打算百鸟齐鸣，我不做你的和弦基础，我不参加合唱团。”我毫不领情地看着他说。
　　“暂时你还参加不了。”左渐将一点儿也没有照顾我的面子，面无表情地说，“我说的是演出。我们先试试你在外声部能干点儿什么。也许我们能试着调整一下伴唱声部，替你在那里找个位置。也许行，但很难说，我尽量把期望值降到可以容忍的程度。”
　　“我现在可以回教室了吗？我的作业还没交。”我不想在装腔作势的合唱团指挥办公室里继续接受污辱。我打算离开这里，如果他不在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拽着我的小辫把我拖回来的话。
　　“记住，别抢着发声，先训练你的内心听觉。”他好像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皱着眉头，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什么地方，沿着自己的思路说，然后转回头来。“我们今天学习新的八小节，结束的时候会复习上周教的内容。注意你身边人的嘴型，注意她们对发声器官的使用，注意她们对调式的把握。如果胆子不够大——这好像不是你——头一个星期，你用耳朵。你可以试试闭上眼睛，仔细听。”
　　我笑了一下，我想到了周星驰。百合合唱团是女子合唱团，团员全是女生，没有帅哥，我不会闭上眼睛。但他没笑，根本不管我在想什么。
　　“我们练习的这个曲子是一个非洲音乐家写的，他和那些角马、猎豹、大象一样，从没走出过肯尼亚草原。”他又转过头去朝窗外看了一眼。我也朝那里看了一眼，那里什么也没有。
　　“试试你能不能听见它们。”他收回视线，犹豫了一下，“闭上你的眼睛，让心慢下来，注意听，”他停了一会儿说，“再听，”他说，“继续听。在你全部放松，感觉不到身体存在的时候，慢慢启开你的嘴，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瞪大了眼睛，该死的。我觉得左胸的某个地方像是被什么击中了，咯噔了一下。我盯着他，他却转过身去，走回到桌边去拿起振动着的手机。这个不要脸的俗人。
　　朱星儿为我的加盟欣喜若狂，她在我走进练声房别人没留意的时候伸过手，偷偷捏了我一下。合唱团的小鸟们在鼓掌。我快速地看了一下左渐将。
　　“她们在欢迎新成员。”他看着我，用平静的口气说。然后他转过身去，走到练声房的中央。那里有一把孤独的掉了漆皮的破椅子。
　　“你们都知道了，这是一支风格化的曲子，一首来自非洲大草原的歌曲。没有人比非洲人知道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他扶着椅子的靠背，显得弱不禁风，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掩饰住两声轻咳，手揣回裤兜里。“你们会发现，在使用自己的声音时，它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几个声部互为照应，整首歌会产生无限关联。”他有一张过于冷静的灰暗的脸，但他的手势却是夸饰的。“我要你们注意象声词，动物警觉的声音、植物生长的声音、阳光穿过溪流的声音、雨水和风声。我要你们记住一个词，挣扎。设想一下，歌唱的不是你，是你的心脏。”他根本没有什么心脏，他在向他的团员们撒娇。“在开始练习之前顺便说一句，今天没有巧克力。这个月花销太大，我的赞助人已经生气了，她威胁要断掉我的干粮，也就是香烟。你们知道，这是我唯一保留的坏习惯。”他真的在撒娇，他甚至因此向他的小鸟们眨了眨他有些虚肿的单眼皮。“所以，练习完了以后，请你们心无旁骛地离开，别用你们埋怨的眼光看着我，那样我会受不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
　　小鸟们开心地笑了。练声房里荡漾过一阵风。肯尼亚大草原的味道扑面而来。我像一头走错了家门的傻兔子，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他就像一个巫师，而那天的我始终没有张开过自己的嘴。
　　

五

　　左渐将在指挥办公室里等着我。
　　“乖乖，他会下你的线。他干这种事的时候眼睛眨都不会眨一下，你得忍住疼，亲。”朱星儿离开的时候为我担心。
　　我不在乎。有什么，不就是让他弄到练声房里当着他的团员们奚落了一番吗？谁叫我先奚落过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做了就得认，这个规则我早就接受了，能承受。
　　“我替你说了吧，我不是这块料，我做不到点缀和填充，我连稍弱的音量和退让的音色都做不到，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吗？”我走进指挥办公室的时候坦然自若。我站在他面前。我故意站得离他很近，近到他坐在那里必须抬起脑袋来看着我。“用不着对我说抱歉。幸亏你的赞助人拦着没让你继续买巧克力哄你的小鸟们，那样你又会多付一颗巧克力的钱。我这就走。”
　　说完那番话以后，我并没有离开。也许我应该离开，这样做没有什么意思。
　　他看着我，有些吃惊，或者不是，是我没有看出他来。他把桌上的一堆乱糟糟的谱子扒拉了一下，拿起其中的一份看了一眼，又放下，抬头看着我。
　　“你酷爱音乐。”他说，“通俗的说法就是这样。所以你选择到一所以音乐教学为特长的学校勤工助学。”他微微仰着他的头，“别不承认你没有选择过，社区为你联系的第一所学校不是百合中学，第二所也不是，是你自己提出要进这所学校。别想着去问是谁告诉了我这些事情，我不会说是你的班主任告诉我的——因为我对你感兴趣，我逼她告诉我的。”
　　我乐了。他比资料上的演出照显老，也比资料上的那个著名歌手可爱。我收集资料时漏掉了什么？我开始哼歌，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我的事情全学校都知道，但我没有乐多久。
　　“遗憾继续存在。”他根本不打算听我哼什么，继续说，“你的确没有歌唱天赋，甚至很糟糕。但你不承认，一直幻想有一天能站到深圳大剧院的舞台上去。你一方面故意掩饰你对音乐的渴望，一方面却不敢真正走近它。这没什么，只要不走火入魔，你完全可以成为合唱团中的一员，在节奏性伴唱部或者装饰性助唱声部发挥你毫无修饰的音色。合唱团的姑娘们中，有谁最终能走上大剧院舞台，至今我没看出来。以我的标准，她们都没有天赋。可她们的歌声是真实的，和鸟儿传达出的声音一样的真实，真实到每一次我都得控制住自己走过去拥抱她们的冲动。”他突然停下来，看着我，“你刚才说什么？你什么时候离开？”
　　“你没打算让我走？”我愣在那里。我觉得我不该口吃。我觉得他太混账了。我就没见过这么混账的音乐家。当然，在他之前，我也没有近距离见过任何活体音乐家。
　　“谁告诉你我要你离开？”他露出困惑的神色。
　　“因为，因为我唱得很糟糕。”我口吃得越来越厉害。
　　“你唱了？”他感到不解，“我就没听见你的声音。你根本就没有张过嘴。整个练声阶段和复习阶段你都在看着我，眼神涣散，毫无主张。如果不算上你把前排团员的辫子打成结这件事情，你几乎什么事也没做。”他停下来，脸上露出疲倦的神色，看上去不想再和我说下去。“好了，我脖子仰累了，现在说另外一件事情吧。你有一件乐器，我没说错吧？”
　　“尼玛，哪个蕾丝边说的？”我跳起来，有一种被人出卖的感觉。
　　“谁是蕾丝边？”他愣住。
　　“你不认识。就是那种装清纯、装无辜、喜欢害羞、喜欢穿粉色装、把肤浅的男人搞得痛不欲生、顺便也搞拉拉的婊子。”
　　“口胶糖是我的时代，你们这个时代用什么去掉嘴里的臭味，我提不出什么建议。”他面无表情地说，“简单回答，有，还是没有？”
　　我去，那把丑陋的、让人笑掉大牙的、被我藏在床下的二胡？别臊我了，打死我也不会说。
　　“想知道怎么跟上你的同伴，不被他们落下吗？”他用手去寻找椅背，像是想要坐下去，“听好了，每天早上起来，对着你的小镜子——如果没有镜子，可以用窗户玻璃代替——站到它面前，看着那上面的你，由衷地说，你不是最糟糕的，如果你不想糟糕的话。然后，给自己一个微笑。”
　　“我可以试试。”我忍俊不禁。我又开始哼歌了，“我可以理解成这是你私下给我上的小课吗？”
　　“我没有向你索要小费的意思。”他从靠背椅边走开，用拳头顶住后背，好像又害腰疼了。我知道那不是。我知道是什么，但我不会再提到它。
　　“你说得对，我的确被开除了。不是交响乐团，他们没有开除我，他们才舍不得开除我这样的天才。是音乐。”他站下，回过头来，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脸上，“你没有走近它，或者说，还没有。我走近了，得到了它，成了它宠爱的孩子，可我很快就会失去它。已经在失去了，接下来是永远失去。”他脸上露出沮丧的神色，“真不知道我俩谁的生活更糟。”
　　“说说你的事。”我来兴趣了。我想看看我的资料中还漏掉了什么，为这个，我愿意原谅他提到我糟糕的生活。我觉得我们扯平了。
　　“算了，”他犹豫了一下，挥了挥手说。有一刹那，我觉得我看到了软弱，他的软弱。我觉得这不可能。“下次合唱团活动的时候把你的二胡带来。顺便说一句，乐器演奏方面我是高手。你也可以叫我老手，老家伙，随便什么都行。你在心里就这么叫我吧？我不知道除了空气，还有什么不能作为乐器。也许空气也值得试试。”他再度把目光安静地落在我脸上的时候，那里什么也没有。“兰小柯同学，看见有人出丑我会很高兴，但看见有人使用他的音乐权利，我会更高兴。”
　　这就是左渐将给我上的第一堂课，这个卖萌的老家伙。
　　

六

　　我踏着肮脏的滑板在阳光下前进。我哼着歌。其实那不是歌，只是我随便哼的一段曲子。我就有这个本事，能随便哼一些曲子。也许我不是凤凰木，但我可以是火焰木、人面子或者大叶紫檀。深圳的植物不止一种，地球上的植物更多，凭什么我就不能开放，这就是我离开合唱团指挥办公室时的想法。
　　美达和朱星儿在农林路等我。我去的时候朱星儿正在给美达看肚脐上的贴秀，这个从不穿内衣的干物女。这次她换了一只令人恶心的巨钳蝎子。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改改无脊椎动物的嗜好。她完全可以试试抹香鲸。
　　“没想到，你俩都坠落了，悲哀。”美达说。她说的是我步朱星儿的后尘去百合合唱团的事。
　　“我们有免费巧克力。”朱星儿放下衣裳掩住肚脐说。
　　“再说，帅哥看腻了，我改口味了。”我说。
　　“倒也是，一个过气的老帅哥，没什么可看的。”美达欣慰了，“你们听说没有，左渐将的女朋友是‘流星’芭蕾舞团的演员，一个超级美人儿。她追了他六年，追一个老头儿，把青春都搭进去了，可这个老头儿就是不娶她。挺可怜的。”
　　“可怜你妹。”我脱口而出。
　　“你骂谁？”美达问。
　　“骂你。”我说，“左渐将那么老，还有心脏病，谁肯跟他？她只不过是他的赞助人，照顾他的生活。”
　　“可我们都管她叫夫人。前两届的学姐都这么叫。”朱星儿说。
　　“拜托，吴冰是皇冠上宝石似的人儿，身后跟着上百个脑残富二代，看谁一眼那个人就得跪下去。她只是同情左渐将。再说，左渐将离过婚，谁肯嫁给一台报了废的二手老爷车？”我说。
　　“也是。”美达同意，“混了这么多年，连套房子都没混上，还住出租屋，要我也不干。”
　　接下来美达建议去奶茶坊泡一会儿。我没同意。我想抽豪烟、喝豪酒、文身、去小众电影厅泡萌男，可兜里没钱，也不想免费享用珍珠果口味的奶茶。其实不是这个，是“流星”芭蕾舞团台柱子的事。我以为只有我知道，现在连美达都知道了。看来明星没有什么好事，过不过气都有绯闻跟着。
　　“你们觉得，我要是自杀了，我妈会不会吓一跳？”美达征求我们的意见。
　　“有难度。你得把自己弄得很糟糕才行。”朱星儿内行地说。
　　“我不想动刀子，那样太脏了。跳楼怎么样？”美达问。
　　“你去迪拜塔。”我建议。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希望话题回到“流星”芭蕾舞团的台柱子上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赶不走这个念头。
　　“我真瘦成这样？”美达欣喜若狂。
　　“才怪。别学你妈，除了打肉毒素不知道怎么活。”我恶毒地说。
　　“谁叫我是女生。我得把一半精力用在怎么让自己漂亮上，另一半用来对付我爸。”美达愤愤不平。
　　“你拿什么对付初升高预考？”朱星儿朝我看了一眼，暗中帮我一起下药。
　　“发挥余热呗。”我幸灾乐祸地支招。我就是这么聪明。
　　“别提这个。你们谁替我杀掉黄莺大妈，我把周杰伦的签名照送给她。”美达果然上当。
　　“周董老了。再说，你自己怎么不去？”我说。
　　“我没时间。”美达犹豫了一下说。
　　我和朱星儿哈哈大笑。头顶上什么地方传来关窗户的声音。
　　美达不是我的朋友。我在班上有两个重要伙伴，朱星儿和美达。朱星儿是我的死党，美达是我的死敌。美达是学校一霸，成绩超好，特长超多，会做人，人脉广，当然她不打架，所以才有被我揍的潜质。她凡事都争着当中心，没见过她这么傲慢带愚蠢的女生。我一到学校她就相中了我。还有谁和我一样像一株孱弱又遇久旱的幼苗，接受着那么多甘霖的关怀？我是公民社会里自然的中心，这让美达感到不愉快，但她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是和美达在生理课上结为战略盟友的。那堂课的内容是如何预防艾滋病，这堂课的内容激怒了我。“他”没有艾滋病，“他”从不用针头注射。我是说我爸。上课的老师是外请的，浑身洋溢着公共知识分子天性中的激动。他让我别讲话。我的确在他一脸兴奋滔滔不绝地讲解如何规避滥交行为和独自夜出时应该随身携带安全套的时候和朱星儿偷偷讨论别的事。
　　“我说总比你说好。”我说。
　　“为什么？”这就是非职业教师的软肋。如今的职业教师绝不会问学生这个。
　　“你说的是废话。你当我们是腐女，夜里谁不在家待着狗一样地吐着舌头做作业？你读书的时候，你爹妈会放你夜里出门激情四射？不是废话是什么？”我的反驳引来了哄堂大笑。
　　他弄不懂什么是腐女和激情四射，生气，说没见过我这样的学生。他请我站起来，出去，立刻。
　　“穿上你的雨衣，没看到你是和女生在说话吗，不知道唾沫也传染呀？”美达出手了。她气愤地大声指责那位公共知识分子。
　　美达一剑封喉，帮我干掉了外请教师。她让我臣服于她。我不干。我能臣服谁？
　　

七

　　今天是个好日子，裕仁天皇宣布投降，我们一家办妥了居住证。当然，裕仁宣布投降是几十年前的事，而且不是我投下的“小兄弟”，但这又有什么，只要身份能够确认，谁投降我都欢迎。
　　我为兰大宝炒了鸡蛋饭。我让他在鸡蛋饭炒好之前不要抠墙皮。房东来收租子的时候已经骂过好几次了，我们出不起更多的房租，只能仰人鼻息。他可以唱我教给他的那些歌，这符合这座城市的文化主张。兰大宝今天不想唱歌，他很苦恼，有很多问题要和我探讨。
　　“有时候眼睛睁开天亮了，有时候眼睛睁开天没亮。”
　　“睁早了天就没亮。”
　　“他们说我不能找女朋友。”
　　“他们放屁！”
　　“为什么我不能找女朋友？”
　　“你等着，女朋友会来找你。”
　　“要等多久？”
　　“耐心点垃圾宝贝，你女朋友正在路上。”
　　“她比你漂亮吗？”
　　“我保证，比我漂亮一百倍。”
　　“我可不可以当爸爸？我要是当了爸爸，就可以把爸爸当儿子领回家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这你得和他商量。”
　　“她”去戒毒所了，去看“他”，也许很晚才能回来。他们会抱头痛哭，从头哭到尾，花掉所有会面的时间。
　　我把香喷喷的鸡蛋饭垫在毛巾上，让兰大宝坐在门口吃。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把兰大宝被大便弄脏的裤子泡进盆里，倒上洗衣粉。我从床下拖出我的箱子，拿出一本剪贴本翻了翻，再一次浏览了“流星”芭蕾舞团的那一档内容。我把箱子锁好，爬到床下去取出二胡。我拉断了一根胡弦，又拉断一根，在蛇皮琴箱上戳了两个窟窿，对此非常满意。我和“她”不一样，我没有时间哭泣。
　　“她”回来了，眼圈红红的，在门口呆若木鸡地站着，然后进了厨房。厨房里黑，她准是在戒毒所里没哭够，一个人在那里继续流泪。我最恨她这个。
　　不过很快就知道，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她回来晚，是去找工作，结果让人给赶了出来。她把人家给她的表填错了好几份，然后惊慌失措地打听老板有什么爱好。
　　“你不能这样，不能到任何地方都向人家打听老板有什么爱好。他爱好游艇，你知道什么叫游艇吗？他想请代孕女生八个儿子，你挨得上吗？”我老练地教导她，“你不需要知道老板有什么爱好，你甚至都不会记住老板长得什么样，那没用。你得推销自己。”
　　“我推销了。他们不要。”她张皇无措地说。
　　“那就不断推销，告诉他们你能做到。”我说。
　　“别说了，我做不到。”她害怕地揪自己的头发。
　　“那你要我和大宝怎么办？”我朝她喊，“大宝是你永远的孩子，我还没成人，如果你不能改掉我的出生日期，我就只能接受未成年人这个事实！”
　　“我会努力。我还会找到一份工作，好工作，我保证。”她更加慌张了。
　　“它在哪儿？你说的那份好工作在哪儿？你准备什么时候再把它砸掉？”我怒气冲天地说。
　　她逃离厨房，躲进房间，我们一家三口挺尸的地方。我冲进去。
　　“天哪！”她说。
　　“没有天！”我说。
　　“他爸！”她说。
　　“他在戒毒所，你刚去看过他。他问过你吗？问过大宝和我吗？问过一句家里的事吗？”我不依不饶地问。
　　“我爱你爸爸。”她乞求地朝我露出和解的眼神，希望我放过她。
　　“以前是。”我偏不，谁放过我了？
　　“我还爱他。”她固执极了，这一点她像我妈。
　　“在他丢下你不管，丢下他的两个孩子不管，拿走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一声不吭地溜掉去买他的天堂通行证之后？”我冷笑道。我知道我有多恶毒。换了你来试试。
　　晚上还是我做饭。也可以不吃，除非我准备饿死，也打算把她和兰大宝饿死。洗完兰大宝的脏裤子以后，我没有心思再温习功课。我凭什么不可以夜里出门并且不带上任何被称作套子的东西？这真不是我打算过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用这种办法来惩罚自己。我很饿，但我该被惩罚。即使她没说我也知道，她回来之前在外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因为没有找到用工单位，她不敢回来见我和大宝。不是没脸见，是不敢见。一个不敢见自己儿女的妈妈。
　　兰大宝呢，兰大宝在哪儿？我一想到兰大宝就吓坏了，从床上跳起来。兰大宝不在家里。他该不是去海边等他漂亮的女朋友来找他了吧？
　　我理也没理一直在黑暗中怯怯地打量我的她，冲出屋去。我在黑暗中踩上了一只流浪猫，它惨叫了一声从我身边窜走。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流浪猫，但我得把兰大宝找回来。
　　

八

　　左渐将没有追问二胡的事，这让我有些后悔。它本来在床下藏得好好的。他怎么不看看它惨无人道的尸体？那可是我从湘西带出来的唯一的私人物品，在火车上我还为它打了一架，为此永远失去了一颗牙齿。他真应该看看一样东西被人关注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
　　左渐将让我留下，在每次合唱团活动结束以后。“我和校务办联系了，你可以帮我复印谱子，练声房的保洁也算你的积分。”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个快要报废掉的老家伙。
　　我知道我没戏。我在伴唱部就像一粒耗子屎，所有的人都恨不能躲我远一点。第一指挥助理已经含蓄地说过某些人的僵持表现，跟不上主旋律什么的，反正是一些毫无希望的话。等着吧，要不了多久，她会私下找我谈话，把我拖进杂物间，没头没脑地吼我一顿，然后让我去找他，自己了断自己。
　　没关系，姐干什么都行，给姐钱就行，做杀手都行。只要不使用太复杂的手段，杀人姐也干。
　　“你哼的是什么？”他问我。他终于注意到我的天赋了。
　　“没什么。”我拉着拖把在练声房里到处走，把凳子踢得震耳欲聋。
　　“我不熟悉这个旋律。”他躲开气势汹汹的我，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谱子。
　　“我没告诉任何人。”我把水洒出花样，开始卖力地拖地。
　　“明白了，是你自己谱的曲子。”他点头，好像他什么都知道。
　　“对，是我自己。不是谱，是生。”
　　他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他看人总是很认真。
　　“我生的。我是它的妈妈，我可以生下它。”我为自己证明。我一点也不觉得不懂乐理知识值得脸红。
　　他笑了，嘴角拉得很开，这让他变得年轻了一些。这是他在我面前第一次笑。但他不应该在我打扫练声房的时候还坐在练声房中央那把破椅子上，这不礼貌。
　　“你感到脸上疼吗？”我卖力地拖着地板。干活我总是很卖力。
　　“为什么？”他一边在谱子上记录着什么，心不在焉地应付我。
　　“女生们看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脸上有火辣辣的感觉？”我说。
　　“这么严重？”他抬头吃惊地看我。
　　“卖萌呗，现在的女生就吃这一套。”我嘲笑他。
　　“我见识过你这样的。”他收去脸上的笑容，目光扫过我的脸。
　　“但你还是没有把我撵出合唱团。”我停下来歇口气，叉着腰说，“别看着我，我没打算请你吃哈根达斯。本童鞋没钱。”
　　“我也没有。我得把钱留着看病，医保不够我折腾的。”他平静地说，然后低下头继续记他的谱子，但很快他又把头抬起来。“我警告你，别做出毁坏音乐的事情。毁灭更不行。”
　　“说话说明白。”
　　“你的那把二胡，它一点错都没有，不该做你不良心理的牺牲品。而且，”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你自己知道，你比任何人都爱它，爱音乐。”
　　“有什么了不起。”我愣了一下，有些心虚。我觉得地拖得不干净，还得再来一遍。
　　我还是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他的脸色苍白得吓人。他不是帅哥，他已经很老了，但他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吓人吧。
　　他蜷缩起身子，捏着笔的那只手捏成拳头。我问他是不是要我去给他找校医。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我都听说了一些什么。
　　关于他的事还能有什么，ＣＣＴＶ青年歌手大赛一等奖，岭南十大青年歌手，这座城市的当红歌手，不就是这些？他的确红过，或者说曾经红过，但我不会告诉他。兰小柯同学像一个脑瘫追星族，发狂地追踪过他的足迹，收集过他所有的演出曲目。我也不会告诉他，因为他和兰小柯同学一样，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也有一个抛弃了他的父亲，他是兰小柯同学的榜样。兰小柯同学愿意和他说话，被他注意。
　　我低着头狠狠地拖地板，紧咬牙关，不再说什么。今天我不想和谁吵架。
　　

九

　　左渐将到我家来了。不是家访，这个轮不上他。是那把二胡。我绝对不会把它带到学校去示众，他只能自己来完成一个音乐拯救者的工作。
　　兰大宝很喜欢左渐将。他一见到左渐将就迷上他了，特意戴了一副最喜欢的黑框眼镜，恭恭敬敬给左渐将端来水杯，然后又换了另一副他同样喜欢的无框眼镜。他盘腿坐在左渐将面前，像个老实的小学生，惊讶地看着那个音乐圣人把戳破的蛇皮修补好，再换上新的琴弦。
　　“别喝，那是自来水。大宝不知道它和开水有什么区别。”我忍不住告诉了他。
　　“没事。刚来深圳时火气大，常灌它，多年没喝了，算忆旧。”他让自来水在嘴里停留了一下，像是在回味，然后咕咚一声咽下去。
　　真是闷骚。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他怕兰大宝伤心。我们坐在屋里谈话。当然不是什么像样的屋子。我们没钱租更好的房子，但他也不是出身权贵的“高富帅”，我用不着拍他的马屁，所以没有去黑暗的厨房里为他烧开水。
　　“你们可以去申请廉租房。为什么不申请？”在等待胶水风干的时候，他打量了一下了不起的兰家。
　　“你赢了。我们不是深户，没资格。再说也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有。一分不出他们让住吗？”
　　“不让。”
　　“我赢了。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数学，唯有这门课考高分？因为将来要用它算钱。我可不愿别人少给我一分，别人也一样，不会让我少出一分。”
　　“明白了。”
　　“其实你什么也不明白。社区问我们下个月能不能出一部分房租；兰大宝的行为矫正课已经停了三次；你坐着的这个地方一股怪味，我用过消毒剂，用了三遍，有人吐在上面了；我没有时间打扫，我要打扫学校里那些美丽和安静到其实完全不必要去收拾的落叶，够忙的。所有这一切，你可以用钟点工，我得自己干。”
　　他笑得很开心，像是得了什么便宜，然后他努力收起笑容。
　　“你妈又失业了？”
　　“她努力过。”
　　“那样更糟，对吗？”
　　“亲，别拿救世主的口气对我说话，我不吃这一套。”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低下头继续补琴箱。
　　“我能问个问题吗？”
　　“现在放学了，再说你也不是我的老师。”
　　“为什么爱音乐？”
　　“别烦我，我不想做作业。”
　　“我替你回答，因为音乐能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才怪。这话对你合适。我们不是一路人。记得吗，我是无产阶级。你有房产，你是深户，是音乐家，虽然退役了，可还是有人请你发挥余热，你早就不知道苦难是什么了。你已经堕落了，变质了……”
　　他根本没有在听我不讲道理地胡说一气。在说过“成为更好的人”之后，他像被人揍了一拳，微微张开嘴，竖起耳朵，目光在我头顶上散开，怀里的二胡像一把钝刀，切割开他那张脸。他拿我当什么了？我生气，起身离开那里。
　　“把他叫进来！”他在我背后兴奋地说。
　　“谁？”我站住了，回头看他。
　　“大宝，叫他到我这儿来，马上！”他目光炯炯，一脸抑制不住的光芒。真是个怪物。
　　我回头看厨房方向。我在那个时候听见了兰大宝，他在厨房里唱歌。他不知在什么时候不见的。他不喜欢人们争吵。我们刚才在争吵，这就是他离开的原因。但我还是不明白左渐将为什么眼睛发亮。
　　５９分，大白鲨的水域。
　　７２分，一只可怕的章鱼。
　　８１分，老爸的咆哮老妈的抽泣。
　　９９分，哎呀，我是一只蹦跶的虾米。
　　１２０分，感动得痛哭流涕。
　　１５０分，保我天下无敌。
　　知识的海洋又深又冷，天才宝贝都是机器。
　　Ｓｈｉｔ，分数宝贝，我在哪里才能躲开你？
　　兰大宝唱的。我教的。我的词曲，《分数宝贝》。
　　

十

　　我晕了个去，兰大宝成了百合合唱团的一颗新星。
　　我不知道左渐将用了什么方法，但他肯定和魔鬼交谈过。他把兰大宝带到园林路公园。他紧张兮兮的，不让我跟着，不让任何人跟着，就他俩。他和兰大宝在公园待了整整五个钟头。
　　我在公园外面走来走去，心里发虚。我不希望兰大宝受到伤害。我不知道该不该回家去取剁骨刀。有几个在阳光下闲得无聊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树阴下面站着冲我傻笑。我瞪着眼朝他们吐唾沫，他们吓得立刻走开了。
　　我必须承认，我不想让兰大宝把充沛的精力全部用在研究他的粪便上，他完全可以去海边等他的女朋友，但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害了兰大宝。
　　接下来的事情谁也没想到，兰大宝竟然是个歌唱天才。经过左渐将的指导，他居然能唱到ＨｉｇｈＣ上去。兰大宝的嗓子的确不错，但还不至于不错到我认不出他。令人吃惊的是，现在的他完全变了，这个坑爹的垃圾宝贝，竟然变成了一个海上女妖，所有听见他歌声的水手都会受不了。
　　兰大宝出现在练声房里的时候，练声房里传出一片压抑的笑声。兰大宝很紧张，不好意思地紧紧抓着他的眼镜，躲到我身边，寻求我的保护。然后他对合唱团里的一个圆脸童鞋发生了强烈兴趣，走过去摸她的脸蛋，玩她脑袋上那只会变幻出各种颜色的闪光发卡。我臊得想找个地缝立刻钻进去，要不是朱星儿拉住我，我就从练声房里冲出去了。
　　左渐将抬起指挥棍，他就像一个不负责任的登徒子，对站在练声房中央不知所措的兰大宝不管不顾。指挥棍轻轻划开练声房里的空气。鸟儿们黄口轻启，歌声响起，然后是兰大宝。
　　是《把我的奶名儿叫》。原来是混声四部合唱，百合合唱团把它改成了女声合唱，左渐将再次做了改动，在第十八个小节后，把它移交给了兰大宝。我不是那个在生下我十四年后仍然不知所措的“她”，但当兰大宝衔接进入时，我在心里惊讶地叫了一声。我当然得叫。那不是兰大宝的声音，肯定不是！兰大宝加入进来的时候，女声部分弱下去，他独自呈现。左渐将清楚他做不到，只给了他短短的十六个小节。兰大宝不能承担太长的节奏。在十六个小节中，他提了三次裤子，但一次错误都没犯。合唱团的小鸟们惊呆了，居然失控到没有在兰大宝之后跟上他，而我的眼里快速盈满了泪水。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听到的是天籁。
　　

十一

　　练习结束后，我带着兰大宝离开活动大楼，他成了小鸟们争相簇拥的宠物。我傻了，脑子里灌水，目光呆滞。我无法抑制激动，在草坪上站住了。我让朱星儿保护兰大宝，不让他被粉丝们挤烂。他当然如愿以偿地从圆脸童鞋那里得到了不断变换颜色的闪亮发卡，而我则撇下骄傲得像个王子似的他，返回大楼，直接走进了指挥办公室。
　　左渐将在喝水。他好像很渴，被人弃之于辄的那种渴。他不明白我要干什么，手里端着半杯未饮掉的水，回过头来奇怪地看着我。我不会告诉他。我不会说什么但我爱兰大宝，我这辈子的眼泪唯一只为我的傻哥哥流。
　　“谢谢你，老师。”我头一次像个好学生，或者说，头一次像一名正常的女生，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对他深深鞠了一躬。
　　“为什么？”他不明白，眼睛瞪得很大。
　　“你为兰大宝做的一切。”我抑制住哽咽说。
　　“不，”他端着水杯看了我半天，然后放下水杯说，“谢谢你自己。”
　　“我？”这次轮到我不明白了。
　　“对，”他说。“如果不是你教他唱歌，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音乐天才，他是为音乐而生的。”
　　“为音乐而生？兰大宝？”我糊涂了。准确地说，我是愤怒了。他在撒谎！兰家没有什么天才，兰家是一堆招蚊引蝇的臭狗屎！
　　“我不知道。”有一刹那，他显得有些困惑，回过头去看桌子上的那半杯水，好像他不该把它放下，他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能肯定，他有天赋。你教他唱歌。那是你自己写的，然后教会他唱，对吗？如果不是你，他会在屎尿和人们的轻薄中活过一生。”
　　“那我呢？”我抱着希望盯着他的脸，“我的一生怎么活？”
　　“什么？”他困惑地看我，不明白我在问什么。
　　“为什么你不把我领到公园里去，难道你就不管我了？”我朝他喊，“你让我怎么办？让我在公园外徘徊，继续倾听主旋律，再倾听，永远倾听，待在人们无尽的关怀中？”
　　“我已经说过了。”他脸色苍白，十分平静。“你和大宝不一样。大宝是个天然的孩子，我是说，他什么也不怕，而你根本开不了口。你不敢开口，不敢让别人听见你的声音。你连自己真实的声音都没有，发不出声，不敢让人听见，这就是你的问题。”
　　“你是说，我没戏对吗，你是这个意思吗？”我盯着他。
　　“你的个头儿得自己长。”他说，甚至因为这句并不好笑的话笑了一下。
　　“别给我说这个，你不是火星人。”我的愤怒到达了顶点。不光如此，也许我还有委屈，强烈的委屈。我觉得自己被人彻底抛弃了。
　　“你不能指望这个世界为你准备好想要的一切。它不该你。它谁也不该。它就是它。你得自己成长。”他说。
　　“勒了个去，”我冷笑，“别给姐来人生餐具那一套，虚伪知道吗？说什么成长，真当技术改变世界呀，你们都一样，根本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说了什么刺激他的话，反正，在我激动地胡乱说着什么的时候，他把一只胳膊伸到空中，捏紧拳头，然后样子难看地歪了歪身子，轰隆一声倒了下去，带倒了他手边的那张椅子。
　　我呆在那里，看着从他手中滚落到地上的两粒药片。现在我明白了，在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在喝水，但他不是在喝水，而是在服药。这个没有了心脏功能的失业者！我都干了些什么！
　　我冲出门，我去叫人。
　　

十二

　　左渐将没有死。这一次没有。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快死了。他自己也知道。
　　我在二医院外面的街道边徘徊了很久。我是“她”的女儿，这是遗传。我说的是我妈，我和她一样软弱，一样会搞砸一切。他得的是心脏病，他遗传来自谁？
　　我还是走进了病房。我见到了他的赞助人，小鸟们说的“夫人”，那个年轻而美丽的芭蕾舞演员。他们没有结婚。他根本就不敢面对她。她追了他六年，他躲了她六年，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结婚，但我得承认，他们是，或者应该是最迷人的一对。
　　我空着手，没有买礼物。我认识鲜花和水果，但我没有钱。我在他的病房里无聊地坐着，免费看电视。
　　“真丑。”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我说。
　　“是挺丑。”他赞同。他躺在病床上，说话的底气还没有恢复，有些气短。
　　“它会出来吗？”看日出前的天际时我说。
　　“不知道。也许能，也许不能。”他盯着屏幕说。
　　“我知道，这叫身世。我的身世。”看小草破土而出的时候我说。
　　“有一个这样的家庭不是你的错。”他无力地指了指他的左胸，“有时候，这里会有那么一点儿疼，有那么一点儿喘不过气来，这也不是我的错。可如果要认为，那还能怎么样，它就是我的命运，我被抛弃了，就是你的错、我的错了。”
　　“我不想再拉二胡了。”我躲开他的目光说。
　　“然后呢？”他问。
　　“随便。我不想再死皮赖脸地待在合唱团了。我想离开合唱团。”
　　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接过美丽的芭蕾舞演员递给我的削过皮的苹果，但是我最终还是接过了它。我把它捏在手里，果汁丰沛，淌了我一手。
　　“再然后呢？”他没有挪开他的目光。
　　“带我妈去应聘，给她找一份工作，然后给我自己找一份。”我正襟危坐地说。我没直接说出退学的话，我不愿意刺激他，这是我在医院外面徘徊时作出的决定。
　　“说说大宝吧。”有一阵他没有开口。他在和植入器的排斥期作斗争。他很累。也许他根本做不到，他在硬撑，可他却咧开嘴笑了。“我在医院里待了多久？老实说，我挺想大宝的。”
　　“他总想给我洗脚。”我在想兰大宝，他会不会想这个让他发生了天壤变化的人？如今兰大宝可以随便摸谁的脸蛋，拥有一大把闪亮发卡，而且每天都闹着到园林路公园里去站桩练声，可他却无助地躺在这儿。“每天晚上他都缠着我，把水弄得到处都是，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不上床睡觉。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在城市里，你还能见到一个一步不落跟在妹妹身后缠着要给她洗脚的哥哥吗？”
　　他笑了，扭头向“夫人”示意。“夫人”微笑着摇摇头，离开病房，轻轻带上门。我不傻，我能看出那是什么。他在告诉她，要她放心，他没事，他想和我私下谈一谈。她在告诉他，别太用力。
　　“听着。”他皱了皱眉头，认真地说，“你可以让大宝给你洗脚，那不会让你失去尊严。但如果你炒了合唱团，我会追杀你到火星上去。”
　　“才怪。有本事让海牙国际法庭来审判姐。”我不想配合他的关怀。我不想接受任何人的关怀。
　　他困难地扭动着身子，抬起头，吃力地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份歌谱。他不可救药，死到临头还想做他的音乐殉道者。他困难地欠起身子，但没有做到。他示意我走近，把歌谱递给我，让我看。我根本看不懂。我不知道那些鬼魅的黑色蝌蚪在说着什么。但我不想生气。我原谅这个器官衰竭者。
　　“是你的歌。”他看着我，微笑着说。
　　我没听懂，惊讶地看他，再看手中那些到处游动的蝌蚪。“法律没有规定病人可以骗人。”我口齿不清，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还记得你哼的那段歌吗？我把它记录下来了。我发现它的旋律很奇特。你怎么说，屌爆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他闭上眼，喘了几口气，睁开眼睛说，“你的。”
　　“你是说，我随口哼哼的那段旋律，它是歌？”我呆在那里。
　　“对。原来不是，现在是。当然，现在它长大了。”他冲我眨眼，扮了个怪脸。
　　我扑上去抱住了他，手中的水果滚落到床下。我把什么弄倒了。我把手中的谱子弄皱了。但我不管，我就是要那么做。我愿意把自己弄倒，只要他还在，他还活着，还能活下去！
　　“夫人”惊吓地推开门冲进来，惊讶地看我们。我不知所措，他狼狈地缩在被单下。“夫人”抚着胸口松了一口气，笑了，把我弄乱的一切收拾好，查看过监视仪，再度带上门离开病房。
　　“这不是一首歌。严格地说，还不是。”他笑眯眯地看着捧着谱子爱不释手的我，“但它可以是。我需要你帮助我做完接下来的事情。”
　　“你要我做什么？你要不要我把这里再弄乱一次？”我舍不得放下谱子，它是我在窗户玻璃上看到的另一个我。我舍不得把视线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移开。我觉得他太老了。我觉得他在医院里待的时间够长了。他为什么老赖在这里？他不知道我他妈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吗？
　　“学习乐理知识。”他不知道，自顾自说，“我教你。没有你我做不到。没有我你也做不到。还记得吗，你的话，我俩都是特殊人物，我们得团结一致。你说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了一会儿气，检查了一下身上的管子，“我不是说把它写成歌。我觉得，要是这样它会生气，因为它比这个了不起。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四部混声合唱？我是说，我们把它写成一部合唱作品。我是说，现在它什么也不是，我们从头开始，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你来写，你自己写。”
　　“我该怎么做？”我张皇失措地看着他。
　　“去找它，找到它，然后把它生下来。你是它的妈妈，你把它生下来。”他看着我肯定地说。
　　“我想做一名音乐老师！”我激动地宣布。
　　“可以。”他想也没想就附和我，“我是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就算你做不了，做不到，但只要想了，努力了，你就长大了。”
　　“你是说，我不是唱歌的料，做不了歌手，但我可以用音乐来长大？”我盯着他问。
　　“当然。”他困难地点头，“你可以用音乐来思考，你还可以用音乐来计算。但是，当你真的走近它，我相信你不会再用它来计算别人有没有少给你一分钱，而是会用它来计算别的。”
　　我听懂了他的话。我第一次没有对这样的大道理表示反感。我朝窗外看去。我看见很多云彩向我涌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在我内心被触动了，我不知道，那和打开这种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
　　

十三

　　“他”在戒毒所里开始最后一个脱敏疗程前失败了。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骗过了管教人员，从哪里弄到了“他”渴望中的脏货，那是“他”的天堂通行证。“他”被送回强制室从头再来，接受束缚中漫长的毫无尊严的治疗。“她”也失败了。充满杂质的“棕色糖”不是“她”带进戒毒所的，但“她”在继续“她”的无措。人们不断帮助“她”找到工作，“她”又不断把它们丢掉。
　　我的家庭和世界一样，并没有改变。大人们习惯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像任性的孩子一样，说什么也不肯放弃他们在生活中赖以依存的心理玩具。
　　但今天的风不是昨天的风了，今天的声音也不是。我知道改变在哪里。
　　兰大宝每周一次跟我去练声房学习发声，还有与和声部的协作。学校为他办了一张特殊通行证，他在自己的照片旁歪歪扭扭地画了一朵百合花，然后把它绑在眼镜腿上，这样他就同时拥有了两样心爱的宝贝。
　　在兰大宝接受合唱团第一指挥助理单独训练的时候，我在指挥办公室里读《乐理知识》和《五线谱简易速成》。我知道窗外有蜜蜂安静地飞过，还有看不见的花粉孢子。我不看它们。我知道我做不到，我离一个作曲家还有一段遥远到足以让人放弃的路，但这有什么？
　　左渐将回到练声房的那天，是合唱团的重大节日，所有团里的小鸟们和老师们都拥进了练声房。他像一个怕寒的老人，披着一件皱巴巴的棉坎肩，站在那里，脸色苍白，不明白地看着大家，然后蹙起了鼻子。
　　“怎么回事？”他不高兴地说，“你们怎么没有穿校服？你们的衣裳怎么全都是蓝色？”
　　“蓝色是恋爱的颜色。”第一指挥助理憋着笑代表大家说。
　　他怔忡住，像被啄木鸟啄了一下，往后退一步，求助地回头看。年轻而美丽的芭蕾舞演员不在那里。她在学校门口看着他走进活动大楼，然后悄然离去。她不想让人们说她是他的监护人，不想让人们认为她在用她绝望的爱作最后的逼宫。
　　“别紧张指挥。不是真恋爱，那样不够分的。姑娘们就是想让自己酷一点儿。”第一指挥助理解释。
　　他笑了，松弛下来，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他不该兜里不带纸巾，他应该带上一方复古手绢，那种有手绣花边的。他很快恢复过来，走到练声房的中央，那里放着那把脱掉漆皮的破椅子。
　　“我必须告诉你们，孩子们，这首曲子有点儿难度。不，我撒谎了，不是有点儿难度，而是非常难。”他掩了掩棉坎肩，从乐谱架上拿起乐谱来，看了一眼，直接进入主题，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似的，“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它有多难。”
　　但他对我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拘谨地站了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拘谨，这根本不是我的风格，但我就是忍不住那样。
　　他看着我写下的那些旋律。我紧张得像只初次猎获蚊子的青蛙。而他则像一头不满意河水和河畔植被的河马，从谱子上抬起头，盯着我。
　　“你写的是什么？”
　　“谱子呀。你让我写的。总谱我还做不到，但迟早有一天我会做到的。”
　　“总谱？你竟然敢提总谱？你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胆子？”他的目光冷冷的，口气里充满蔑视，“看看你都写了些什么？你觉得你写的这些闷闷不乐的失败者的旋律有意思吗？有吗？”
　　“我觉得挺好的。我喜欢。”我不服气。
　　“音乐表达人类的一切生存情感，生死、命运、爱、幸福、友谊、善恶、劫难。世界广阔到眨一下眼就会损失万千，你就看不到别的？”
　　“你说的一切，也包括失败者。我写的就是这个。”
　　“失败者？你为什么不去扒碟，不去苹果在线商店里买段子？那比这个更简单。”
　　他像毫无修养的街头暴走族一样地愤怒了，把谱子抓起来，抛向空中。它们飘落下来，有一页贴在我的脸上。我惊呆了。我把谱子和笑容从脸上揭下来。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我不知道在医院里的那个他是不是他，那个笑眯眯看着我的那个他是不是他，还是因为医生在他出院时为他换上了一颗不再脆弱的心脏，他变了？
　　“别告诉我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监狱享受纳税人支付的福利，关于这个我比你知道得多！”他粗鲁地冲我喊。
　　“你当然比我知道得多，我没本事像你那样进过监狱！但这不等于你就可以来教训我！”我发作了，气呼呼地冲着他嚷道，丝毫不管是不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凭什么你就是歌唱家，而我就是特殊人群？两岁的时候你还赖在妈妈怀里哭呢！”
　　“没错，我是进过监狱，可我没有妈妈。”他并没有被打倒，口气严厉，毫不通融，“我一睁眼她就去世了。”
　　“你有没有觉得，”我手在颤抖，浑身僵硬着说，“你在让我做一件不合乎逻辑的事。我根本做不到。我努力了可我做不到！”
　　“你指艺术规律？”他气咻咻地不肯让我过去，“你说对了，艺术的起点是超验的巫术，它从来就没有向逻辑投降过。”
　　我看着他。我已经不生气了，他还在恼怒。他的确老了，的确应该试试换一颗健康一点的心脏，可如果做不到，他完全可以像老了的英国人或者爱斯基摩人，难道中国就不生长绅士？
　　我走过去，从地上捡起谱子。它们零乱不堪，要把它们收拾起来可不容易，但我做到了。我把它们一页页拾起来，收好。我走到办公桌前，把歌谱理整齐，当着他的面，把它们撕掉了。
　　他瞪着眼不解地看我，嘴唇直哆嗦。我把撕碎的谱子丢进垃圾篓里，扭头离开了指挥办公室。我想也许我应该先通知医院，至少弄一台呼吸机来，或者一副担架，但我什么也没管，就是那么做的。
　　

十四

　　左渐将和我有过约定吗？我想没有。但从那以后，我成了他的第三个指挥助理，为他记录练习笔记，帮他挪动排练椅，在他教导那些小鸟们的时候，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着他。
　　他在加大对我的乐理知识的学习和练习。他就像一个令人厌恶的魔鬼，一步也不肯让我从五线谱前逃开。连续半个月，他没有脱下那件皱巴巴的棉坎肩，让我忍无可忍。我没办法再和他相处，他却有的是办法让我在撕碎谱子，冲着他发作一顿，冲出指挥办公室后，乖乖地重新回到办公室，坐回键盘前，怨气冲天地继续我的乐理训练。
　　作为对我学习的奖励，他带我去了一些地方。东部华侨城、深圳湾、七娘山。他喋喋不休地抱怨说，他病得很辛苦，得休养。他的确在快速孱弱下去，行动困难，连走路稍长一点，就喘不上气，需要我去搀扶。但每次我去搀扶他，他都会怒气冲天地打开我伸向他的手，让我在一旁老老实实待着。
　　他不再每天去合唱团听小鸟们啾鸣，这属于休养，去莲花山上晒太阳或者去红树林边吹海风也是。但他根本没有休养，他像个恶魔似的逼迫我训练——不是识谱，是观察。他让我看海湾深处，问我看到了什么。我不怀好意地告诉他，我看到了漂浮着的垃圾袋和死掉的鱼虾。他让我听山路两旁，问我听到了什么。我恶毒地告诉他，我听到了打桩机的噪音，还有山下汽车一辆接一辆驶过的轰鸣声。他让我继续看、继续听。我简直烦透他了。
　　“你想让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难道你就那么喜欢正在腐烂的鱼虾和扑面而来的废气吗？”
　　“然后呢？还有呢？”他追问道。
　　我承认他是对的。的确有然后。然后是一波波涌进的海水，它们气势磅礴，不屈不挠，追逐着海鸟，一波接一波新鲜地涌到我们的脚下。还有鸟儿欢快的叫声，露水滴落的声音，云彩划过低空的声音。
　　“还有，还有还有！继续听，再听，什么也别想，注意听。”他烦躁地跺脚。
　　我完全绝望了。我真的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料子，做不到任何事情。我为什么非得做一个歌手？我为什么非得有一个理想，或者按照什么人的塑造来完成一次成长？我把我的念头告诉了他，他骂了一句粗话。他说，蠢人才说这样的话。
　　他带我去了深圳交响乐团。那是他过去待过的地方。“我被开除的地方。”他冲我戏谑地眨了眨眼睛。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坏的老家伙。
　　乐手们在排练。年轻的指挥看见他，停下来，在舞台上向他鞠躬。所有的乐手都站了起来。这就是老家伙的好处。他向年轻的指挥鞠躬，示意他可以开始。他们开始了。不，不是排练，是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
　　宏大的交响乐在大厅里响起的时候，我一下子垮掉了，变得像个刚从天堂学校里放学回家的乖孩子。我觉得我熟悉它们，与生俱来的熟悉。我的后背紧贴在胶木椅背上，膝盖发软，指尖把手掌掐得生疼，眼眶湿润。我觉得我可以有很多的妈妈。我觉得我可以被一次一次地生下来，也可以生下一些什么。
　　他呢，他在哪儿？我打了个寒战，像被母亲抛弃掉的婴儿紧张地回头看。他在很远的地方，在排练大厅的最后一排，一声不响地缩在椅子里，闭着眼睛小憩。我知道，他累了，而且，他是要让我在神圣的音乐厅里，做唯一的听众。
　　“我需要你帮助。”从排练大厅里出来时，他对我说。他不看我，看大街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不想做义工。我有一大堆事。我家里全是大人们应该干的活。”我拒绝说。
　　“你怎么这么聪明？”他叹了一口气。
　　“是狡猾。我不喜欢聪明，我喜欢狡猾。”我得意地说。
　　“我不能再拖累她。”他没有提到那个能用“倒踢紫金冠”征服深圳的美人儿的名字，“我知道你们在背后叫她什么。但她不是我的夫人。我没这个福气。我不该再拖累她。我只是需要人照顾。”
　　“你真把自己当成一个加Ｖ男？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生气，不知道是为谁。
　　“忘恩负义就忘恩负义，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他固执地说，“我能自己冲凉，穿鞋也能凑合，但谁去梅林路农批给我买菜？我可不愿意把钱花在超市里，花一斤的价能在农批买四斤。我没有那么多钱。”
　　“你赢了。谁让我的谱子在飞速进步，而且你又那么可怜，对不对？”我妥协了。
　　“你答应了？”他惊喜道。
　　“是妥协。”我纠正他，“可你也得妥协。”
　　“说。”他喜形于色地说。
　　“让美达进合唱团。”我说。
　　他收起笑容，皱着眉头看我，看一阵，扭头看街头驶过的车，又回头看我。他在权衡利弊，好像他对这种事情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我真想告诉他，男人都他妈这副德行，看人只看表面，活该错过一个又一个好姑娘，被婊子们骗得痛不欲生。
　　“求你了，美达想进合唱团想得哭。”我拽住他的手摇晃，央求说，“她不是想进合唱团搞什么，她只是不想被我和朱星儿甩掉。”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关心别人的？”他疑惑不解，一点也不觉得他这是在讽刺，“我不是说大宝，我是说美达。这不像你，知道吗？”
　　

十五

　　我成了左渐将家庭生活的帮手，每周三次，帮他打理一些他处理不了的家务活，不收取任何费用。我在帮助他。这是他的说法。我，帮助他。
　　放学以后，我骑着自行车，搭载着兰大宝去左渐将家。他的自行车，八成新。我不管交警会在什么地方埋伏着捉住我，只要兰大宝不在车上玩眼镜就行。我蹬着车飞快地驶过农林路，在凤凰木漏下的阳光中快速超过周星驰。小男生好奇地看着我身后的兰大宝，再看我梳得整整齐齐的小辫儿，一脸的不解，好像他从来没有见过我，没被我骚扰得苦不堪言过似的。
　　一进左渐将家的门，我就打开了所有的窗户。如果我不来，它们可能一整天都关着。左渐将笑着说，怎么会这样？但他会依然如故，很快躲进卧室里去写他的曲子，像只过冬的老鼹鼠。
　　兰大宝有了新玩具，这回是大家伙。只要坐在钢琴前，他就绝不肯再挪窝，这样，我就必须每隔两小时催他去一趟卫生间。兰大宝捉着短粗的手指，挨个儿敲打琴键，因为琴键发出的不同音阶又爱又怕，紧张得笑个不停。我会事先用口罩兜住他的下颏，那样，他的口水就不会滴答在昂贵的钢琴上了。
　　我会在来之前，绕道去农批买一大堆蔬菜。我把它们全都泡进水池里，依次刷洗，直到它们干净得像天堂里来的贵宾。
　　“买这么多，能吃三天。”他皱着眉头吝啬地说。
　　“多吃西红柿你的病就会好。黄瓜也一样。”我甩掉水珠向他伸手，“二十一块三毛。我不想可怜你。”
　　“明白了。”他笑，回客厅去取钱，“我也不能这么对你，对吗？”
　　我喜欢他这一点，知错就改。但也不一定，有时候他就很犟，这种时候非常多。
　　“你想过死亡吗？”我把一只洗干净的萝卜放进漏篮里。
　　“你说什么？”他在卧室里问，口气很紧张。
　　“我想过。”我关掉水龙头，从厨房探出脑袋，大声说，“我想做塞琳·迪翁那样的歌唱家，嫁一个老男人，生一个漂亮男孩，再生一个漂亮男孩，让老男人教他们音乐，然后我再死。”
　　“好主意，这样你就有一个音乐世家了。”他从卧室里出来，朝钢琴那边的兰大宝看了一眼，“什么时候想的？”
　　“六岁吧。我不能肯定，也许还要早。六岁时我老哭，看见妈妈抱别的孩子我就哭。”我把另一只萝卜放进漏篮里。
　　“怎么会？”他靠在门框上，困惑地说，“我不是说妈妈抱别人孩子的事，我好像没有六岁时的记忆。但是，”他紧张地盯着我，“你刚才说死，什么死啊死的？”
　　我快速瞟了他一眼，没有接那个话题。他并没有他通常表现得那么不在乎。
　　菜洗干净了，现在它们一点儿农药味也没有了。他的情绪调整过来，要我给他念我新写的歌词。我给他背了一首《我不是阳光》。
　　我是阳光，可能不是，那有什么不同；
　　我是自在的雨点儿，有翅的蜜蜂；
　　夏季里满处开放的风铃花，是星光和花丛；
　　要来的还在路上，要有的赖在梦中；
　　该惹点儿麻烦了，是孩子就会得到世界的宽容。
　　他啧啧着嘴，像个街头没有学熟的小混混，说不错。当然不错，这样的不错我还有很多。我又给他念了一首《没有谁最可爱》。
　　人生就是舞台，总有一幕为我展开。
　　找到它，世界看我彩排。
　　不等待，走上舞台；
　　不等待，和烦恼拜拜；
　　不等待，和快乐同在；
　　不等待，伸手牵住未来。
　　开启所有的灯光，忘记了台词从头再来；
　　这世界没有谁最可爱，舞动起来就是精彩。
　　他用妒忌的眼光看我，说这是他听到的最糟糕的歌词。我洋洋得意。我不想说他的坏话，比如妒忌什么的。他心脏不全，是弱者，这方面我得让着他。
　　“夫人”放心不下，总是忍不住来看他。她来的时候，饭已经煮好了，这让她有些失落和伤感。他留我们兄妹俩吃饭，加上“夫人”。反正我也赶不上回家做饭了。反正“她”还是找不到用工单位，总得给“她”时间。再说，我可以在离开之前留下十元饭钱。我觉得按照菜价，我和兰大宝支付八块饭资也不是不可以。
　　“你年轻的时候有女生追吗？”吃饭的时候我问他。我对这个问题好奇。
　　“夫人”抿着嘴在一旁偷偷笑，躲开他求助的目光，为兰大宝搛了一筷子豆干炒芹菜。
　　“我不老。我有那么老吗？”他从“夫人”那里收回目光，生气地看我。
　　“别受不了打击，据实说。”“夫人”轻轻拍他的胳膊。
　　“好吧，我是不年轻了。”他不情愿地承认，“可我年轻过。我年轻过对不对？”
　　“我也年轻过。”我解释说，“我是说，我以后有资格说这种话。”
　　他同意。“只要活下去，谁都有资格说这种话。”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年轻的时候，有女生追吗？”我追问。
　　“我证明，有。”“夫人”看不过他的难堪，为他解围。
　　“仅仅是有吗？不是一般的有。”他开始吹牛皮，“毕业那会儿，我所有的东西都被班上的女生要走了，她们留下作纪念。你说我火不火？”
　　“人家是商量好了一块儿捉弄你。”“夫人”吃醋了，揭发他，“你自己说的，人家大学一场谈三次恋爱，你一次也没谈过，到毕业时，连一辆破自行车都被女生要走了。哪有留一辆破自行车作纪念的？”我们都笑。
　　“说说你。你谈过恋爱没有？”他躲开让他跌面子的问题，拿我开刀。
　　“你以为我是腐女？当然谈过。好几个。”我大言不惭。看了看他和“夫人”停下的筷子和看着我的眼睛，心虚了。“我是说，想谈。”
　　“别灰心，有的是机会。”他安慰我，一脸平衡。
　　“别欺负人。现在的男生都是物质男，有什么意思。你们就没觉得我色艺双全，完全有这个资格？”我急了。
　　他俩哈哈大笑。兰大宝不明白他们笑什么，也跟着呵呵地乐，嘴里的饭粒掉回碗里。
　　“传授个经验。”他用筷子头指点着自己的胸口，“向我学，往老里等。我刚才的确说假话了，年轻时，从没人追过我，我也没追过别人。是不敢追，害怕被人拒绝。可等到老了吧，比如到了三十岁，那个时候我可俏了，身后跟着一大排，撵都撵不走。事情就是这样，老了你才有资格捞上最好的女人。你得反过来，等最好的男人。”
　　我看到“夫人”的筷子轻轻颤动了一下。她把目光埋下去，然后快速给兰大宝搛菜，把一片黄瓜落在饭桌上了。
　　“我想嫁给你。”我脱口而出。
　　他愣在那里。“夫人”抬头看我。他俩对视了一眼，快速挪开目光。“夫人”为兰大宝舀汤，汤舀得沥沥拉拉，再去拾桌上的那片黄瓜，很费了几筷子。
　　“为什么？”他问。
　　“那样我就能生一大堆孩子了。我是说，谱子。”我闷闷不乐，“你们别安慰我啊，我知道不可能。我连恋爱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想恋爱的人，只是说说而已。”
　　“也许，你可以等下辈子。”“夫人”试图开玩笑。她脸色苍白。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想安慰我。她的意思是，这辈子别添乱了，就这样吧。
　　“如果你进步快，我会送你一套古典作品，正版的。”他承诺。
　　“你是说《眼泪》和《遇到上帝神圣的光明》吗？”我欣喜若狂。
　　“还有《来吧春天》和《静静的海洋和幸福的航行》。”他微笑地看着我。
　　“你觉得，要是我过生日，我能够立刻得到它们吗？”我等不及。
　　“你上个月才过的生日。”他狡猾地说。
　　“我可以再过一次。”我耍赖。
　　他放下筷子，突然收起笑容。
　　“在开始学习合唱的时候，我曾经想放弃。音乐学院比我强的人多了去了，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让我臊得夜里不敢回寝室睡觉。而我什么也不懂。我甚至不知道风其实不是风，而是流动着的宇宙。”
　　我和“夫人”放下筷子，看着他。兰大宝不肯放筷子，他不安地看着手中的筷子，再看看衣兜里的眼镜。
　　“我的指挥是一个老指挥，他看出来了，什么也没有说。有一次，练习曲目的时候，他点我的名，让我走到指挥位置前，当着同伴们的面说出三个愿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做，我按照他的要求说了。让我想想我说了什么。”他闭上眼睛想，然后睁开眼睛，“外星球人，骑士和鸟儿。”
　　我被击中了，亲。这也是我想要的愿望！
　　“他让别的团员也说出他们的三个愿望。那些愿望被说出来之后，我们都笑了。那么多的愿望，它们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几乎没有一个愿望会被实现。是啊，一开始，每个人的愿望离自己都是那么远，远到不可抵达。”
　　“然后呢？”我急着问。
　　“气氛活跃起来，”他舒心地笑了，“而且，我们像打了鸡血的小崽子，斗志被重新点燃了。我们知道作为一名合唱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梦想。”
　　我和“夫人”相视一眼。我们不想让他难堪，拼命忍住笑，可怎么都没能忍住，结果是桌上喷满了我和“夫人”嘴里的饭粒，连兰大宝都没能幸免。他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故，惊慌失措地看着我，等着我捡去他脸上的饭粒。
　　

十六

　　一年一度的勃拉姆斯国际音乐节到了，国内抽签结果，百合合唱团胜出，代表中国参加本年度音乐节比赛。消息令人兴奋，合唱团开始紧锣密鼓地作着出国比赛的各项准备。
　　事情并不顺利。小鸟们变得紧张起来，焦虑不安，她们忘记了气息的支持、声带的闭合、共鸣腔的打开、韵母的形态准备，在起声阶段犹豫不决，混乱不堪，在激起的瞬间呈现出臃肿无力的发声，令人难以置信。
　　左渐将皱着眉头听完我的讲述，把药片放回床头。他想了想，要我放下手中正在干着的家务活，替他拿过笔和纸。他在纸上写下一句什么，交给我，让我带回学校，转给第一指挥助理。我偷看了纸上的内容，上面只有一句话，“让内心的秘密消失”。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让内心的秘密消失。我有那么多的秘密，它们陪伴我从小到大，是我最信赖的伙伴，它们要是消失了，我怎么知道我是谁？
　　“让她们发泄掉内心的压抑，这个压抑来自内心的秘密。”他耐心地向我解释，“什么时候孩子们开始有了秘密？一个孩子对世界有了秘密，对他人有了秘密，这不是好事，说明孩子不在了，他们没法告诉世界他们是谁，真实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他们不应该对世界有任何戒备，他们有权发出真实的声音。”
　　合唱团照着他的话办了。
　　“你们谁带了水果刀？”我一走进练声房就听见美达在嚷嚷，“我最近太胖了，我得把自己切瘦一点儿。”
　　“我也胖。我快愁死了。”朱星儿说，“我可不可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只吃矿泉水和阳光？”
　　“都站好了，把你们的臭美收起来。”我学着左渐将的口气，用指挥棍敲打着椅子背，“让我想想，注意波动。我再强调一次，轻声时声音几乎等于零，注意，是几乎，你的内心能够听见；强音时控制在弱于小二度的范围内，稳定住，别摇晃；快慢保持在每秒钟六次的范围内，别多，也别少。孩子们，我们可以开始了。”
　　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件事，也许他手持小棍的时候样子很帅，但他根本不懂女生。当第一指挥助理宣布，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时间里，大家什么也不做，只聊天，每个人都有权说出内心秘密而不会受到任何批评和攻击的时候，事情简直糟糕透了，小鸟们全都在说一件事，她们争相说父母的坏话。
　　“我老爸出门的时候总会问，我有头皮屑吗？”一只小鸟说。
　　“这算什么秘密？”第一指挥助理发呆。
　　“我妈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抽泣，如果我爸不在，她就歇斯底里大哭一场。”另一只小鸟说。
　　“说自己的秘密，不是家长。”第一指挥提醒。
　　“难道他们不问‘今天怎么样’这句话，不说‘早点睡’这句话，他们就会死吗？”再一只小鸟抢着说。
　　“请大家注意，别跑题。”第一指挥张皇失措。
　　“我们真的可以说吗？”美达问。
　　“当然，这就是我要你们做的，不，是指挥要你们做的。”第一指挥助理求助地看着美达。
　　“我恨他们！”美达大声地说。
　　练声房里爆发出一片笑声。我也笑。但慢慢地，我不笑了。我听见鸟儿在枝头鸣叫的声音，露水滴落在泥土中的声音，昆虫爬过枯叶的声音，云彩涌过头顶的声音。我突然开口，说了“他”和“她”的事情。
　　“他有头皮屑。我是说，我爸爸。很多，看上去很难看。但他从来没有问过她。我是说，我妈妈。他也没有问过我和兰大宝，好像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娘儿仨。”我谁也不看，呆头呆脑地说。哄笑声和议论声停了下来。“他总是天不亮就出门，去关外一个个工厂试工，夜里很晚才回来，我们刚到这座城市的那些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但我就是想说。
　　“他一离开家她就哭，吃饭不吃饭都哭。”我说，“她知道他没有技术，年纪也大了，根本试不上工，他去也是白去。他就是在这种时候遇到了毒品。”我说，“家里没有钱，没有人肯赊货给他。他向她要，她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是供不上他。他要她去找人借，她不认识任何人，人家不肯借，借了也还不起，没能力还。她一次次出门，又一次次空手回来，他就揍她，把她脸揍肿了，胳膊拧脱了臼。”
　　小鸟们惊讶地看着我，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第一指挥助理也看着我，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拦下我。
　　“是她把他送进戒毒所的。她向警察告发了他。警察到家里来把他带走了。他在门口回过头来冲她大喊，说会宰了你。”我说，“她带我和大宝回了湖南老家。亲戚们劝她，离了吧，这样的男人没法过下去了，没有男人也能过日子，过得更好。”我说，“我们在老家待了三天，第四天，她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带着我和大宝上了火车，回到深圳。她只带了一件行李，是一大包他喜欢吃的血肠。”我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他，一次也没有。”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她爱他。她每一次去戒毒所，回来以后就躲在厨房里哭，但她更爱他了。”
　　我停下来，心里突然觉得一阵轻松。美达瞪着眼吃惊地看我。朱星儿掩住嘴哭了。练声房里一片寂静，啾啁声消失了。小鸟们快速地互相看了一眼，低下脑袋，好像过去她们把我看成一个怪物，那是她们的错误。
　　我赢了，但左渐将失败了，没有任何孩子会说出内心的秘密。我是说，表达。这是左渐将在合唱团里的第一次失败。不知为什么，我忧心忡忡，并没有因为头一回在众人面前说出了心里的一个秘密而高兴。
　　

十七

　　出国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合唱团在无可救药地坠落，作为团里的灵魂，左渐将必须停下自私自利的休养，回到团里抄起他的指挥棍。
　　左渐将走进练声房。不，他不是在走，而是像刚从奥斯维辛放出来的苍白的孩子，一步步移进练声房。他拒绝我搀扶他。他吃力地坐在练声房中央，那把漆皮脱落的椅子上，不安地看着脚下的地面。小鸟们屏气凝神地看着他。她们在等待。她们都爱他。她们不愿意他为她们那么吃力。他抬起头，开始说话。
　　“我们来做个约定。”他喘了喘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同时抬手示意我不必为他端去水杯，“就像最开始一样，我是说，像合唱最开始出现时的那样，你们不叫团员，叫歌者，我也不叫指挥，叫击拍者。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他那么说，也那样做了。同合唱的起源一样，他和他的三个女助理一起，为他的歌者们上了一堂她们从未上过的课。
　　歌者们坐在练声房里，焦急地等待着。三个女助理一出现在门口，严肃的气氛就被打破了，歌者们简直笑喷了。三个女助理全都化了妆，穿着人类先民在祭祀活动时穿的羽翼装，光着胳膊和腿，几乎半裸着身子，分别装扮成一只巨蜂鸟、一只北方尖尾鸭和一只白腹沙鸡，样子可笑极了。而他这个击拍者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歌者们简直笑狂了，一个个没法控制地往坐台下滑。他赤裸着上身，腰间围着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兽皮裙，头上戴着一对纸板做的犀角，装扮成一头威严的犀牛。我是在场唯一没有笑出来的人。我看着他，那个肌肤苍白松弛、孱弱到无法直腰站立的老家伙，那个在现代社会里把自己扮成了小丑角色的人。我突然在心里痛恨起自己，同时怨恨年轻美丽的芭蕾舞演员，她为什么不走进校园，把他拉回到应该待的温暖的病床上去？她像一只没有骨头的蜜蜂，不要脸地追逐了他六年，现在她躲到哪儿去了？
　　击拍者开始了。他伸出一只赤脚，轻轻地在木地板上点了一下，然后是第二下，第三下。他的脚下得重了。他以脚掌击拍，引领着节奏，三只女鸟儿围绕着他，随着舞蹈的律动踏响地板，发出吆喝声，再从吆喝改为呐喊，从呐喊改为吟唱。在人类先民最早的群体歌声中，最原始的合唱声响起。歌者们静下来，她们不再嬉笑，慢慢直起腰身。
　　我是那只巨蜂鸟。我自始至终没有笑。我知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我们在完成一次上万年前曾经发生过的祭祀活动，在与自然力、鬼神和祖先的超验力量对话，那是人类最初的精神生活。和我一样，“北方尖尾鸭”和“白腹沙鸡”因为衣饰不整满脸通红，但她俩谁也不肯让自己停下来。击拍者比我们更卖力，他严肃地板着脸，额头间满是汗毛毛，他把因为剧烈跳动滑落到鼻梁上的犀角推上去，再一次推上去，专注地表达着对神秘力量的呼唤和祈佑。我们都投入到原始的合唱中，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直到歌者们从梦中醒来，队列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十八

　　合唱团的声音回到正轨，不，比过去更好。那是建团以来歌者们表现出的最佳状态。用我的话说，差不多是在一人高的空中自由飞过。
　　我必须为兰大宝准备一套正式的演出服。他是代表中国参加勃拉姆斯音乐节比赛的百合合唱团正式团员，在《嘎达梅林》中有一段妙不可言的领唱。他现在已经成了合唱团歌者们争相邀宠的公共宝贝，我能肯定，他能让这个世界把他当做宝贝。
　　至于我，我当然去不了风景宜人的维尔宁格罗德。我不是主旋律部中的一员，也不是和弦部中的一员，就是说，我不是合唱团中任意的一员，左渐将也不是Ｍ·杰克逊，不可能带着一大堆助理去格莱美颁奖大厅接受万众的欢呼。但这没什么，我现在知道我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了。我能在左渐将去机场之前，准备好他需要的所有总谱，同时在美丽的“夫人”被他严厉地下达回避令之后，悄悄为他准备两包我能买得起的劣质香烟。
　　至于“她”，她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兰大宝去德国这件事。她紧张得要命，坐立不安。她对她的傻孩子要去德国唱歌这件事反应惊愕，心态复杂。她不断问我，德国人为什么想要兰大宝？他们会不会把兰大宝送进集中营，或者，我们家会不会背上一屁股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因此被法院下达驱逐令赶出这座城市？要是这样，她去戒毒所看望他就得花费一些精力了。
　　“我没有钱，不能给大宝做衣裳。”她摊开她的两只无助的手，一副无赖的样子。
　　“你当然没有。”她刚找到一份工作，还在试用期，暂时还领不到工资，如果没有我从学校和左渐将那里拿回家的补助金，下个月我们一家三口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戒毒所的那一个，当然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但我有。我挣的。”我说。
　　“已经花光了，剩下的你休想再拿回一毛钱去。”她惊慌地捂住衣裳口袋。
　　“不给拉倒。”我才不会让她拿住，“但我警告你，如果下次你再给他带任何官方不允许带的物品，哪怕你把它们藏在牙膏里，我也绝不会再交出一分钱的津贴。”
　　我推开她，趴在地上，钻进床下。我把我所有的宝贝都拿出来，分给了美达和朱星儿。按照商品交换规律和人类始终默认的潜规则，我半买半讹诈地从她俩那里凑足了钱，为兰大宝做了一套漂亮的演出服，添置了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
　　我的学习开始归于正常。这个学期，我只和别人发生了两次冲突，最终没有打架。打破教堂用具和打扰同学作业的事情还在发生，但明显开始减少。我在考虑，也许我可以利用双休日去“义工联”做点儿什么，只要“她”能在新的工作单位里多坚持几天，不很快被人炒鱿鱼。我开始回忆。我记得刚来深圳那年，“她”给我买过一件漂亮的蕾丝裙子，也许我该找出它，试试它还能不能穿。我就是没有想到，合唱团会要我提供身份证号码。
　　“当然不能全部都去，指挥助理也一视同仁。”第一助理对我说，“我是主旋律伴奏，我得去；你是总谱助理，你得去。周老师不去。”
　　“为什么？”我张着嘴，活像一个被人当场出卖的傻瓜。
　　“这你得问左老师，他定的。对了，别忘了带上总谱副件。”
　　他在指挥办公室里和校长说话。这个需要人帮助的俗人，手里端着水杯，面前的桌角上放着手机，不断地向振动着的手机瞄了一眼。我冲进办公室，推开校长。我肯定，此刻他手心里一定捏着几粒药丸。我直接扑进他怀里，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腰，把脸深深地埋在他胸前，完全不顾泪水会不会打湿他的衣裳，同时那样做，会对他孱弱的心脏造成什么负担。
　　“我已经准备吃药了，喏，正在吃，只不过过了五分钟。”他张皇失措地解释，“我忘记什么了吗？”
　　

十九

　　在风景优雅的维尔宁格罗德市，所有的孩子都是美丽的，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所有孩子的声音都是美丽的，不管他们用哪种语言歌唱。
　　在合唱节上，作为比赛团队，我们只被允许听一场介绍曲目的表演。我们获准听英国孩子的声音。在接下来的竞赛单元中，组委会把非比赛国的孩子们全赶出了音乐大厅，以示公平。已经够了，一场示范，我们陶醉得不轻。你知道什么叫天使的声音吗？我向你们发誓，我们听到的就是。
　　比赛顺利地进行着，按照比赛抽签，在决赛中，中国歌者最后一组登台。第一个曲目是《小河淌水》。左渐将像往常一样站在歌者的队列前，用手势、头部的动作引导她们，用赞赏的目光鼓励她们。然后是下一个曲目。
　　曲目一首接一首，我在后台的大幕边站着，我比谁都紧张。我看见豆大的汗珠从击拍者的额边滚落下来，流进他衣领。他的指挥服有多老？他看上去的确太老了，可我肯定，三十八岁不是勃拉姆斯国际音乐节上最老的击拍者。
　　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祈求他能坚持住。我的祈求失败了。他垮了，被一只犀牛角压垮了，这个桂冠的懦夫！他用光了所有的力气，在最后一个曲目到来前沉重地倒在指挥台上，再也站不起来。
　　比赛场上掀起一片骚乱。比赛暂停，他被人抬下去，所有的中国团员都拥向后台。化妆间里弥漫着浓烈的丹参的气味。歌者们全都哭了。比赛总监派人来向中国的孩子们建议，她们可以选择放弃，因为她们出色的表现，音乐节组委会会考虑为她们颁发荣誉奖。第一助理情绪激烈，她提议用钢琴担任节拍引导，完成最后一个曲目。
　　急救中心的人赶来了，把他架起来抬上担架车，送往医院。担架车离开化妆室的时候，他伸出一只手，拽住了化妆室的门。他躺在担架车上，无力地转动着脑袋，在乱糟糟的人群中寻找着。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捕捉我！我退后两步，从他视线中消失掉，躲藏进人群中。但我没能做到。
　　他的目光停下来，罩住了我。该死的！他看着我。该死的！他看着我！我全身无力，停止了退缩出人群的企图，垂下脑袋。
　　他喘息着向医生示意，他会很快结束这件事，然后他会配合他们。他们同意了。
　　“你一直在观察我，孩子。你知道我要什么，你能做到。”他尽量加快语速，在舞台总监给出的五分钟时间内完成他的赌博，“队形不变。她们会掌握自己的节奏。相信你的歌者，她们是最好的，知道在音量和音色上如何配合。你只要注意起声部分，在激起的一瞬间加入力度，保持住它，小心过渡到下一个音符，然后，跟着你的内心走，什么也别想。去拿你的小棍吧。”
　　“你在胁迫我。”我觉得我在颤抖。我颤抖得都快要站不住了。
　　“对，我胁迫了。”他不容反驳。
　　“我做不到！”我说。
　　“你能做到。”他说。
　　“不！”我朝他喊到，“你别想那么做！我做不到，我不会听你的，这次绝不会！”
　　他像个蛮横无理的绅士，瞥了我一眼，不再理会我，把目光转到惊慌失措的歌者们。
　　“还记得我为你们表演的那场最早的合唱曲目吗？你们能听到人类向神灵的祈求，还能听见人类向自己的集体保留和传授生存技艺、彰示种族繁衍的声音，人类文明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那以后就有了你们，就是你们自己。星儿，帮个忙。”
　　他把目光投向化妆台，那里有一盆欲绽未绽的百合，在此之前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它。他示意朱星儿替他把那盆百合花抱到他身边。他看了它一眼，然后抬眼看我，再看歌者们，抬手对她们做了一个静音的手势。
　　“最后半分钟。让你们的心静止下来，听，它有什么声音。”
　　百合在他怀中。百合静如虚无。化妆室里静得能听见五百兆光年外流星飞过的声音。我闭上眼睛，慢慢松开知觉，怂恿它靠向我的心。我听见了。
　　他太虚弱了，脑袋耷拉下去，无力地躺回担架车上，被人推出化妆室。他的最后一句话人们几乎听不见。
　　“孩子们，去，让世界听见你们的声音。”
　　四分三十九秒，中国孩子重新站上舞台。我站在我的歌者前面。灯光太亮，我看不见我的歌者。不是灯光，是他，我的眼前只有他。他目光如炬，在黑暗中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我的指尖划过一道轻微的痉挛。我头一次知道，一个老人的目光能有这么明亮。
　　吸进一口气，我举起手中的小棍。
　　我们开始了。
　　我手中的小棍一直悬在那里。
　　歌者们气息均匀，静静地看着我。
　　我手中的小棍没有落下。我知道我的身后有什么。不是评委，是整个世界。
　　现在有一道题，请回答：一个十四岁的女生，她有一个因为不断复吸因此老在去戒毒所路上的父亲，一个用日复一日说大话来鼓励自己却缺乏基本生存技能因此不断丢掉工作的母亲，还有一个每天提出一百个天才问题却找不到卫生间在哪里因此总是拉在裤子上的智障哥哥，她该怎么办？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好了，我现在来回答。我是说，现在，让我们来听花开的声音。
　　那支四十八克重的金属小棍轻轻落下。气息扑面而来。几乎听不见声音。注意，是几乎，但它在那儿。是的，那就是花开的声音。
　　激起段落是那么的美妙，几乎毫无瑕疵，我赢得了第一个高分。我知道我出生了。我知道我打开了。我知道她们行。我相信我的歌者，相信这个世界，相信我自己。
　　我的歌者在主要和弦部分上此起彼伏，如鱼逐波。风通过峡谷。雨点儿打在云朵儿上。蝶翅划过草叶。雪粉团从塔松上跌落。主题出现了，那是兰大宝。他像一个骄傲的王子，穿着漂亮合体的演出服，戴着他最中意的那只黑色眼镜框，十分肯定地进入了第一个小节。和声部分默契地退让开，为他露出月光之溪，在溪畔的黑暗中像萤火虫似的烘托着他。天上掉下来的那个人是他吗？他的女朋友还在遥远的路上吗？他可以当爸爸吗？他还在等待人们的夸奖吗？然后他愉快地消失，歌者们跟上。小棍执著地划开气息，花开的声音如潮涌来，瞬间幻化成漫天繁星。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结束这一切的。热烈的掌声把我从穿越中召唤回来。我没有演出服。我穿着一身普通的牛仔装，因为后台工作衣裳有些皱巴巴的。我连妆都没有上。我只是一个瘦小的脸色苍白的中国孩子。我慢慢转过身，不明白地看着全体站立起来用力鼓掌的评委会成员，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星光还是泪花？
　　“鞠躬致谢，快鞠躬致谢！”
　　第一助理满脸潮红地在身后的什么地方着急地提醒我。
　　

二十

　　合唱团的全体成员们彻夜守在医院外面，可除了领队和第一指挥助理之外，所有人都被礼貌地拦在医院外，没有人看到他。
　　天亮之后，我们去了机场，离开维尔宁格罗德的时候，大雪停了下来，他还在昏迷中。“夫人”和我们同时登机，我猜，她乘坐的航班和我们的航班会在欧洲的某个航线上交肩而过。她去接他回家。在此之前，她办理了挂鞋手续，离开了她迷恋的芭蕾舞团。此刻，她和他都不知道，中国的歌者们拿到了本届勃拉姆斯音乐节的总冠军，她们妙不可言的歌声如今正以光的速度在全世界各地传播。
　　回到深圳后，我把大宝托付给朱星儿和美达，去戒毒所看“他”。陪“她”去。这是在他第四次被送进戒毒所之后，我头一次去看他。
　　他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把我撇在一旁。我坐在那里，看着拼命埋怨对方的他俩，再低头看我的手。我手里捏着一样东西。那是我给他带去的礼物，一盒德国产香烟，我用团里发的补助金买的。我扭过头去看会见室的窗外。那里有一些戒毒人员在打篮球。有人投中了一个三分球，人们都很开心。
　　我想到了左边锋周星驰。我还想到了两句新写的歌词。他和她还没有哭够。可能永远都不会够。我没有机会告诉他兰大宝和我的事。兰大宝缠着我用他的眼镜替他去换领结，他从德国回来后迷上了演出服，但没有人在乎他的眼镜，而且，我再也没有宝贝去替他换回新的演出服了。我知道不该怪他们。不是他不关心他的儿子和女儿，也不是她忘记了我的存在，是我认为没有必要。他俩需要更多的时间。大人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他曾经是我父亲，但现在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我和兰大宝的一个历史，我们必须承认的历史。
　　学校的空气很紧张。美达决定去美国读高中。朱星儿的脸上开始长痘了。这个学期结束后，我们会在高中见，但也可能不见。总有人被踢出名校，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规律。死敌和死党都不是永恒的，我也不是。我的成绩并不理想，预考时有两门科目不及格，但我已经决定继续完成学业，读完高中。不管我能不能留在百合中学，我会让自己拿到高中毕业证。
　　放学之后，我踩着肮脏的滑板飞快地穿过凤凰木漏下的阳光，在农林路撵上美达和朱星儿。
　　“骗过学校了？”朱星儿看见我的时候松了一口气，“这个你拿手。”
　　“没有。”我老实承认。
　　“没有是什么意思？”朱星儿惊讶地看着我。
　　“我违犯了校纪，我得承认。”我说。
　　“那是募捐，为别人，该叫公益吧？你没有必要这么认真。”美达说。
　　“那也不能把学校的公物偷出去卖掉。”我说，“我反悔了。我得认真。”
　　“就是说，你招供了？连我一块儿出卖了？”朱星儿狐疑地看着我。
　　我认真地点头。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的确那么做了。
　　“兰小柯，你怎么是这种人？作为我最要好的朋友，你有责任对我负责。”朱星儿不相信地看着我。
　　“包括替你去死？”我问。
　　“包括。”她肯定地说。
　　我没有说话。我从朱星儿身上看到了过去的我。我装作看路边的人，为自己脸红。我不该说这么多的话。不，我可以说任何话，但它们帮不了我，谁也帮不了我，我得靠自己成长。
　　

二十一

　　左渐将？是的，后来我去看了他，在他回到中国之后。
　　“夫人”告诉我，左渐将没有几天好活了。她在下课之后走进校园，把我约出教室，在花园里告诉我他糟糕透顶的情况。她眼里含着泪，微笑着说，我们什么也替他做不了，那是他的心脏，他自己不争气。她说，他希望你去看他。
　　我木讷地站在一大丛勒杜鹃旁。我胡乱地想，“夫人”自己呢，她的心脏，谁替她捧在手心里？
　　“祝贺，最佳击拍者。”我一走进病房他就说。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头发长长的，有点儿蓬乱，就像一头被人猎获住的糟糕的大象。
　　“我该怎么开始我的演讲？”我看都没有看一下他的狼狈样。我四处打量着，在床头坐下，把脚跷在床架上，像真正的总冠军那样大声地说话。
　　“中国是我的祖国，歌声是我的故乡。”他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
　　我俩都笑了。我觉得这个激起段落开始得不错。他让我去床头柜的抽屉里拿他给我的礼物。是巧克力，一粒。这方面他始终很抠门，从不肯网开一面，哪怕是对我这个总冠军团队的击拍者。
　　他躺在那里看着我，像看一个老朋友。他真不该看我。他那么看着我，我就不得不拿下放在床架上的脚。
　　“这样好多了，符合你漂亮的衣裳。”他朝我身上打量了好几眼，一脸狐疑，“你穿过这件衣裳吗？我怎么没见过？”
　　我脸红了。我真不该那么刻意，在来之前翻出那件只穿过两次的蕾丝裙子，露出两截腿。可我就是忍不住。我想让自己漂亮起来。我是说，像真正的女生那样。
　　“凭什么我就不能这样？我说我恋爱过，是真的，我没有撒谎。”我向他承认。我就是不能摆脱向他承认一切。
　　“六岁的时候？真恋爱？”他把目光从我的衣裳上收回，好奇地问。
　　“没有那么大。”我肯定地说。
　　“我以为我是唯一在还没来得及发育的时候偷偷爱过的人。”他有些失落。他完全在吃醋。
　　“是一只狗。”我满不在乎地说，“一只小公狗。在我爸爸不断消失、我妈妈不断去找爸爸的时候，它一直在保护我。”
　　他狐疑地看着我。我咧开牙床冲他笑了一下。然后我扑到床上，扑进他怀里，放声大哭。
　　“我不要你死！不要你死！”我抽咽着朝他喊道，脸上满是泪水，它们顷刻间湿透了他的病号服，“你死了我嫁给谁？我谁也不嫁！”
　　“夫人”没有进来。这一次她的心很硬。在离开校园之后的当天晚上，我在网上叩了她，问她为什么不嫁给他，六年了，她能嫁给他十次。她先不肯说，后来说了。她说他不愿意娶她，因为这个该死的老家伙不愿意她日后做二婚女人。她还在等待。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而她需要更多的时间。她需要用尽一生的性命才能吃力地翻过他这一页。
　　我的眼泪打湿了他的病服，也弄皱了我漂亮的蕾丝裙子。然后我们恢复了正常。我离开他，起身给他倒水，找出刀给他削苹果。他那副有气进没气出的样子，当然什么吃不进去。我问他想不想听我最近写的歌词。他想听，但累了，要闭眼睡一会儿。他同意我俩暂时不说话，这样他就能够休息一会儿。但他是个撒谎大王，立刻就说了。
　　“你可以不嫁人，但得活到不想活了再死，对吧。”他喘息着说，“你不是自己的太阳。谁都不是自己的太阳。每一样东西都是生长的养料，来这个世界一趟不容易，够我们感谢的。”
　　“可我不是一个好基因对不对？”我红着眼圈说，“我问过我妈，怀我的时候，我爸吃的是麻雀，这就是我为什么变不成凤凰的原因。”
　　“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自己的。”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睁开眼睛说，“小时候，我是个胆小的孩子，因为这个，我爸爸整天打我，把我的头都打破了。你看到了，我不够聪明。”他努嘴示意他的脑门儿，“摸摸它，这会儿还有个硬疙瘩呢。”
　　“一个在生活中根本看不见的爸爸，他不是真正的爸爸。”我不肯摸他那个需要小心翼翼保护的天才脑袋，更不愿意妥协。
　　“回过头去。”他没法挪动，把手抬起来，这个需要用手来完成自己的指挥家，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他困难地不耐烦地动弹了一下，示意我回头看窗外。
　　我照他说的做了。我回过头去，看见窗外的树枝上停着一只小鸟儿，它歪着脑袋朝窗户里看，它也看见了我。
　　“告诉我，它的爸爸在哪儿？”他说，气咻咻的，显得十分粗鲁，而且根本不在乎我是怎么想的，“它早就被它的爸爸丢掉了，但它在飞，一刻也没停。它会飞得很高，而且会有自己的孩子。”
　　“你想让我怎么做？”我觉得自己在崩溃。我恨死他了。他为什么还不结束？他早已不再是歌手，他连合唱都做不到了，而且不肯做那个一直在努力的芭蕾舞演员的合唱者。他早已越过了起声部分，他已经用完了他的所有时间，他已经到了全曲的终了，他应该在乐句消失的同时敏捷地结束掉自己的声音，像最好的合唱。但没有。
　　“回答我，你能把生命还给他们吗？想还给他们吗？”他目光如炬地盯着我，严厉地说。
　　我再一次哭了，哭得歇斯底里，一点儿尊严也没有。我知道那不是我要的，生命不是我要的，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权利，但我得到了。现在的生活不是我要的，我也没有任何权利说不，但我同样得到了。他说得对，我不可能把生命还给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两个人，把生活还给生活。正如他也不能把死亡还给地狱，我们都不可能把任何东西还给任何人。
　　“那你呢？你为什么做不到？”我朝他喊道，“你是一个卑鄙的叛徒，只管自己，你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什么也看不到！”
　　有一刻，他什么也没说。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很难看。他在努力呼吸，想让自己坚持更长一些时间。然后他开口说了。
　　“我承认，我不想死。”他说，“没错，我想活着。”有一阵他停止了，病房里能听见阳光嗡嗡的起伏声，然后他说了，“我想娶她，和她过一辈子。”
　　“去告诉她，马上！”我泪流不止，呜呜地抽搭着。
　　“我会那么做，用不着你操心！”他烦躁不安地说，气息在嗓子眼里发出蛇嘶声，“现在轮到你了。”
　　“胆小鬼是你，没我什么事！”我冲他喊。
　　“那就让我看看！”他一字一字地吐出那几个字。他不肯让我离开半步，把我钉在他面前的椅子上。
　　我妥协了，彻底妥协了。我不要脸地哭泣着，同时打开自己，说出了内心最后的秘密。
　　“我说哥哥是垃圾宝贝，我知道这么说他不公平。”我哭着说，“他没那么脏。他总是希望我把他弄得很干净，一点大便味道也没有。再说，他不能废物利用，因为他不是废物，对吗？”
　　“继续。”他像一个残酷的击拍者，不肯让我停下来。
　　“妈妈，”我用衣袖揩掉滚落下的泪水。我不知道为什么泪水会那么多，“我不后悔你不是最漂亮最富有的女人中的一个，不后悔你生下了我。你是不聪明，是挺笨的，但你的笨也让我长大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一点儿也不吗？”他不依不饶地敲打着他该死的羊皮筒。
　　“是有那么一点点，”我哽咽着朝他喊道。他都快死了，为什么还不肯闭嘴？“但现在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
　　“别停下来，继续，还有什么被你忘掉了？”他也严厉地朝我喊。
　　“爸，”我用力地擤了一下鼻子。我的鼻子肯定红了，这样会很难看，被美达和朱星儿耻笑，“我也不后悔你是我爸，不能后悔。”那颗奖赏最佳击拍者的巧克力在我手中已经融化掉。我把它稀稀拉拉地填进嘴里，弄了一脸巧克力酱。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像我这么难看，“你从没给我买过冰激凌，从没问过我作业做了没有，从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脸上为什么有伤。但你把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爸，我知道你想做个好爸爸。你想过。”
　　我忘了告诉你们，那天深圳的天气很好，没有台风路过，一切都很正常，和平日里一样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