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编剧，被誉为“中国特情文学之父”、“谍战小说之王”。1964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大源蒋家村，1981年从军，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麦家是首位被“企鹅经典文库”收录作品的中国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电视剧《暗算》《风语》《刀尖上行走》（编剧），电影《风声》《听风者》等。小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风声》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电视剧《暗算》和根据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是掀起中国大陆当代谍战影视狂潮的开山之作，影响巨大。在2014年3月，小说《解密》被收进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是继鲁迅、钱钟书、张爱玲作品后，唯一入选“企鹅经典”的中国当代小说。同年，《解密》被相继翻译成21种语言，卖出了29个国家版权，其中《解密》英文版以近700家的收藏图书馆量成为2014年影响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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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971年初冬，我们部队在浙江富阳招兵，计划120人，实际招收128人。多出来的8个都是女兵，是参谋长临时在电话上下达的名额，决定当接线员用的。按照规定，新兵入伍后，部队要对他们做一次身体和政治面貌的复审。因为这些人入伍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的，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那批兵当中，我们审出了两个有问题的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是脚板底的问题：他的脚板是平的，俗话叫“鸭脚板”。据说，这种脚板行军超不过五公里就会撕开来的痛，而部队拉练常常一天要走几十公里。显然，这个人不适合当兵，要退。
　　女的问题很严重，吓死人！往大的说，是作风问题，小的说，是处女膜的问题：她处女膜是破的。处女膜一般不会破的。处女膜一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破。她才19岁，没有结婚（表上填的），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她自己说的），那么处女膜怎么会破？看来，她表上填的和嘴上说的都有问题。这个问题比作风问题更大，是欺骗组织的问题。欺骗组织，就是对组织、对党、对人民不忠诚。总之，她的问题比鸭脚板的问题要大得多，大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公元1970年代，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神经都很敏感、脆弱，绷得紧紧的，风吹一下都可能拦腰折断，更不要说还有女军医铁的证词和签字。如实说，女军医在体检表格上没有填写“破鞋”一词，但在向上口头汇报和下来言传时，都用了这个词：破鞋。这个词好像是个禁果，一般情况下是上不了嘴的，但一旦有了上嘴的机会，谁都不会放弃，谁都会坚决而反复地使用它。
　　破鞋！
　　有人是破鞋！这人是破鞋！
　　部队是最讲究纪律和作风的，一个女兵，初来乍到，领章帽徽都还没有戴上，就发现是“破鞋”，当然要严肃处理。怎么处理？老规矩，退回原籍，哪里来回哪里去。鸭脚板都要退，更不要说是破鞋。破鞋够退一百次！谁去退？我，当时我在司令部当军务科长，招兵退兵是我的职责。就这样，这年冬天，我带着“鸭脚板”和“破鞋”来到他们家乡：浙江富阳。这里离著名的杭州只有几十公里，作为一个北方人，江南秀丽的景色着实令我开了眼界。
　　按说，我的工作只要把人交给当地人武部，向他们道明退的原因和证据，然后就没我的事啦。怎么把人进一步退下去，退回单位，或者村上，进而退回双方家中，那是人武部门的事，不是我的。如果当时我交了人就打道回府，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起码成不了我的事。我人在旅途中，没人联系得上我，有事想跟我有关都关不上，然后部队一定会另派他人来处理后事。但是，我一路上着实对江南如梦的景色着了迷，说是冬天了，可满世界还是一片绿，树绿草绿水绿，看不见一眼黄土，可谓山青青水秀秀，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像是到了传说中的天国。
　　我从小在黄土高坡上长大，入伍后去了更加黄土高坡的边塞，这种冬天，这种景色，在我想来，只有天国里有。天国里还流淌着一江闻名遐迩的美丽的碧水：富春江。《富春江画报》是我童年的唯一读物，因之富春江也成了我童年记忆的最深，横亘在心，如今到了它身边，岂容擦肩而过？我甚至想，即使他们人武部不安排我游富春江，我也要私自游一趟。更何况，我把心意略为一表，人家部长心领神会，爽快地指定了专人，要他陪我一览富春江的美色。这当然是来日的事了。当晚，我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筑在紧挨富春江的鹳山上，夜里，我在富春江上传来的幽幽的风声中安然入睡，感觉像是睡在了童年的记忆中。
　　第二天早上，专人到招待所陪我吃早饭，我们计划吃罢早饭，赶9点钟的轮船，先是溯江而上，到东梓关后，上岸吃午饭，然后再搭船顺江而下。专人说，这一段江面是富春江上景致最集中、景色最秀丽的，江面弯曲有度，时而宽绰，时而狭长，两岸丘陵绵延起伏，好看得很。专人显然多次走过这段江面，熟透一路，介绍起来像个导游，不思索，不停顿，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听得我脚底都发烫了。船是从杭州上来的，码头就在鹳山脚下，从招待所过去，要不了5分钟。专人说，轮船停靠码头时要鸣笛，笛声像狮吼，比高音喇叭还响，全县城都听得到，我们过去近，等听到笛声后再动身也来得及。我因为心急，提前10分钟出发，到码头上，连售票员都还没上班，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站在售票窗口前，等着售票员开窗售票。
　　我们是带着一纸免票公文的，所以无需排队买票。专人说，没有十分钟轮船来不了，于是带我沿江漫步起来，事实上是又走回到了鹳山脚下，在一座临江的八角凉亭里坐下来闲聊。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我住的招待所，还可以看到无边的江面。这一带的江面十分辽阔，早晨的阳光又似乎将它照得更加辽远，一望无垠，跟海似的。从理论上说，无垠的方向就是杭州。我的目光顺着江面伸着，望着，不一会，无际的江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闪烁着增大。专人看看表说，那应该就是我们要乘的轮船。于是，我们往回走去，走得还是十分闲散。因为很明显，黑点要变成一艘轮船，要比我们回到码头更需要时间。
　　回到码头，售票窗口前已聚着不少人，多为青年学生，人人戴着红卫兵袖章，有一人还擎着一面不规则的红旗，好像有什么革命宣传活动。我和专人一身军装引起了他们重视，都回头来看我们，有的还朝我们挥手，多数人在交头接耳。我象征性地向他们点个头，心里在想，可不能跟他们热乎上了，否则一路上我的时间只够跟他们说话，无暇赏景了。以前，我有这方面的体会，到一个风景点，本是去看风景的，结果被一些热爱解放军的同志当了风景看，又看又说，风景都看不成。尤其碰到青年学生更是如此，他们几乎都满怀当兵的理想，把每一个穿军装的同志都当作接近理想的目标来看待，刻意地与你攀谈。平时我愿意做这种攀谈，但今天我更愿意与富春江交流。这也许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机会，我不想随便错过了。于是，我有意引专人往后边绕去，这样与学生们拉开了一定距离。这时候，我看见一辆吉普车朝码头驶来，最后停在码头上，有人下车向我们挥手走来。他走到我们跟前，悄声说，出事了，要我们马上回去。我们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死人了。
　　死的人跟我有关，就是我遣送回来的“破鞋”。
　　是服毒自尽的，喝了半瓶农药，据说是敌敌畏。那玩意儿是农药中的剧毒，医生说（就是那个检查处女膜的女军医），喝个一小口，在半个小时内发现可能有救，过了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她喝了半瓶，又过了大半夜才发现，天皇老子都救不了了。她父亲说，没人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时间吃的药水，但12点多钟他家老大查完夜哨回来时，她还是好的，一个人缩在堂前屋里，虽然看起来十分痛苦，但也不像痛苦得会自杀。老大是村里的民兵排长，这些天正好轮到他查夜哨，他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劝她去睡觉，但她没理会。老大说，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跟个死鬼似的。然后半夜里，她母亲朦朦胧胧听到楼下猪圈里好像有什么动静，两只猪像受了什么惊吓，在哼叽哼叽地叫。母亲本来想下楼去看看，但转眼又睡着了，还梦见自己去了猪圈，发现没什么情况便睡得更踏实了。
　　早上醒来，她忽然想起夜里的梦，便直奔猪圈去看，看到靠墙的一堆柴火坍倒了，散了满地，乱七八糟的，但两只猪好好的，没有少一只，也不见死伤，心里就宽松下来。她预备带一把柴火回屋去烧早饭，回头再来收拾它们，可在弯腰抱柴火时，她发现柴火堆里裹着一件衣裳。她母亲说，那时节天还早，才麻麻亮，她没有看出这是件什么衣裳，是谁的，只是想衣裳裹在里面，万一当柴火烧了可惜，就去拣这衣裳。这一拣，叫她猛吓一跳，因为她摸到了一具冰凉的身体……
　　

2

　　这是三个小时前的事情，现在这具冰凉的身体——尸体——已经从柴火堆里挖出来，被她的亲人哭闹着送到了人武部，撂在进门的过道上。我是参加过抗美援越的，战场上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战友的，敌人的，美国人的，越南人的，缺胳膊的，丢脑袋的，瞪着眼的，伸着舌头的。总之，尸体我没少见过，这也算是我的一笔财富，起码不会被一具尸体吓倒。但是当我在过道上看到这具尸体时，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首先，这不像一具尸体。我见过的尸体都是躺着的，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地上，还是哪里，反正都是躺着的，手脚伸直，仰面平躺，即使一时不是这样躺的，马上也有人会帮助他（她）们这样躺好。这也是死人的基本姿态，也是活人对死人的一种约定。可是，这个简单的约定她却没有得到，她说是平躺着的，其实头和脚都没着地，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有力地前伸着，几乎要碰到大腿。总之，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不像一具尸体，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卧起坐，又似乎在顽强地做挣扎，不愿像死人一样躺下去，想坐起来，拔腿离去。
　　这怎么看得下去？我对在场的那么多活人如此慢怠死者极为不满，气愤地拨开人墙，蹲下身，准备帮她躺好一点。以我的经验，死人都是听活人摆布的，即使有个别死者不太好摆布，也不是不能摆布，只是需要多一点耐心。但当我在摆弄她时，却发现我所有的努力都难济于事，她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又硬又冰冷，我按下去了上半身，下半身随之翘得更高，按下去了下半身，上半身又翘得老高，好像我在玩弄一块跷跷板似的。
　　与此同时，我又发现这具尸体还有一个骇人之处，就是她脸上、手上、脖子、脚踝等裸露的地方，绵绵地透出一股阴森森的晦色，乌青色，而且以此可以想象她全身都是乌青的。我们走了一路，昨天才分的手，我当然有印象，她肤色本来是白嫩的（这一带的姑娘皮肤都很白很嫩，也许是富春江的水养人吧），想不到一夜间，生变成了死，连白嫩的皮肉也变成了乌青。像这一夜她一直在用文火煮着，现在已经煮得烂熟，连颜色都变了，吃进了当归、黑豆等佐料的颜色，变成了一种乌骨鸡的颜色。一具乌青的尸体不比一具弓着的、想坐起来的尸体不让人感到瘆人。再仔细看，我还发现她的嘴角、鼻孔、耳朵等处都有成行的蜿蜒的污迹。她父亲说，这是血迹，只是因为乌了身子，所以看起来不像血迹，像污垢。我马上想到一个词：七窍流血。
　　这是一种痛苦的死的象征。
　　这具尸体，浑身上下都在告诉活人：她死得非常惨烈、痛苦。
　　我相信，每一个活人见了这样一具尸体，都会对死者涌起强烈的同情心，至于她的亲人们，这种同情转眼即可变成愤怒，寻找发泄的对象。我刚进人武部时，就闻到一股怒气，弥漫在院子里，凝结在一张张木讷又悲伤的脸上。我敏感到，我极可能成为死者亲人发泄愤怒的突破口，所以我在面对死者时，完全把死者当作战友，尽量显出足够的悲愤，流了泪，骂了自己，又骂了天地，痛心疾首的样子。这确实一定起到了缓和他们情绪的作用，但只是权宜之计。我想得到——谁都想得到，他们做出这种出格行为，把死者老大远扛来，决不是为了听我们说几句安慰话，博得我们一点同情。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从他们已有的做法——一种刁难人的架势看，他们一定有更刁蛮的意图。
　　过道上站满了人，我看至少有近20人，院子里还有。据说都是死者亲人，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亲人，想必与死者沾一点亲故关系的人都来了。人多势众。人多事多。人多事乱。走道上闹哄哄的，院子里哭声连成一片，也没人去做安慰工作。人武部的同志都文绉绉的，这种事情也许从没有遇到过，遇到了就六神无主，人影东窜西窜，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刚才我回来时，院门都还敞开着，围观的人拢了一圈又一圈。相比，我毕竟是打过仗，这种场面经受过，心里乱是乱，但还沉得住气，没有乱了套。我当即吩咐哨兵关上院门——按说，这种情况院门早该关闭。
　　从死者身边站起来，我心里已经想好，必须先发制人，把这么多人遣散，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乱，越闹越大。我看过死者填的表，知道她父亲是村长，当然也是党员。所以，我先找到她父亲，软中有硬地对他说了两层意思：
　　一、作为一个党员，他把女儿尸体抬出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心情可以理解，所以也可以谅解。
　　二、出了事是要解决事情，不是要生出更多的是非，但这么多人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要想解决事情，除了死者家人可以留下外，其余人必须马上离开，否则以聚众闹事看待，我马上通知公安来人处理。
　　最后，我指着人武部长办公室的窗户对他说：我这就去办公室等你来谈事，但这么多人不走，我是不会让你进办公室的。说完，我掉头就走，根本不给他申辩机会。有人叫嚷起来，说不能让我走，但没人敢上前来阻拦。我相信，我的镇静和威严在一身戎装的烘托下，一定上升到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他们嚣张的气焰已经被我放大的威严压制下去。等我进了楼，走进办公室，我从窗户里看到，死者父亲已经在劝导那些人走。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约摸十分钟后，人陆续离去，只剩下五个人，都是死者直系亲属：父亲，母亲，哥哥，妹妹，弟弟。弟弟才十来岁，还不懂事，对军营的好奇心冲淡了悲伤，目光老是在身边来来去去的领章帽徽上游走。父亲、母亲、哥哥撮在花台边，交头接耳，也许是在为即将举行的谈判出谋划策。只有刚刚初中毕业的妹妹，一身青涩少女的模样，杵在空地中央，身子哆嗦着，在嘤嘤地泣哭，像被死者遗弃的孤儿。她孤立无援悲伤的样子让我心痛，仿佛看见了死者临死前的孤苦。我从办公室出来，首先走到妹妹身边，却没有安慰她，而是吩咐她，去把弟弟看管好。这是我的心计，直接安慰起不了作用的，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下给她一个任务，让她迅速加入大人行列，也许能平息她此刻失控的情绪。然后，我公事公办地邀请三位大人跟我走，有话去办公室谈。
　　刚进楼道，父亲发现女儿的尸体不见了，以为我们在搞阴谋诡计，勃然大怒。我向他解释，把死者丢弃在地上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所以我们才把她移进屋子里，并带他们去看。屋子是人武部的活动室，有一台乒乓球桌，死者现在就躺在乒乓球桌上，我们还给她枕了枕头，盖了白床单。这样看起来死者才像个死者，而不像刚才，像个炸弹似的丢在地上，谁看了都心惊肉跳的。屋子里有一长排靠背木椅，是打球的人休息坐的。父亲不知是累了，还是怕我们私藏尸体，不愿意离开尸体，进屋就坐在椅子上，说有事在这儿谈。说着，掏出烟来抽，一副牛拉不动的样子。这样，最后我们只好搬来凳子，坐在死者身边，如果死者有灵，我们谈什么想必她是都听到的。
　　以为是一场恶战，但事实上还是比较平和的，几乎没什么火星子，双方都拿出足够的理智和道德。父亲其实不是个刁蛮的人，只是架势有些难看，真坐下来后还是尽量克制自己情绪，有甚说甚，说明他确实是来谈事论理。他表示，他扛着尸体上门，一不是来诈钱，二不是想衅事，来这么多人，也不是他喊的，都是跟来的，也许因为他是村长的缘故吧。他说，女儿死了，这是她的命，怪不得我们，要怪应该怪他——“是我把女儿逼死的！”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原话如此。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简直让我感动并钦佩。他说，昨天下午人武部的同志把女儿给他送回来，白纸黑字地告诉他女儿犯了什么事后，他羞愧得简直要钻地，像被人扒光了衣服，一家人的衣服都给扒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想说什么，只想打死这个“畜生”。他这么想着，上去就给女儿一个大巴掌。
　　后来，当时在场的人武部同志告诉我，那个巴掌打得比拳头还重，女儿当场闷倒在地，满嘴的血，半张脸看着就肿了。但父亲还是不罢手，冲上去要用脚踢她，幸亏人武部同志及时上前抱住他。人武部的同志说，他们正因为觉得这父亲火气太大，临走前专门留下话，警告他不能再打女儿，否则以后这村里的兵一个不招了。这当然是威胁，可见当时父亲的样子有多可怕。
　　父亲说，人武部的同志走掉后，他确实没有再打女儿，但他要求女儿必须说出事情真相：是哪只“野狗”睡了她。他先后盘问三次，每一次女儿都申明没有，她是被冤枉的。但父亲不相信。父亲认为，部队上的医院那么高级，那么高水平的军医和设备，怎么会出错？“我认为错的肯定是我女儿，”父亲说，“她怕说出事情真相，连她和那男的都要遭殃，所以才死活不说。”女儿不说，父亲气上加气，火上浇油，打人的手举了又举，只是想到人武部同志留下的话，前两次都忍住了，第三次却已忍无可忍。当时一家人刚吃过夜饭，桌上的碗筷还没有收完，父亲抓起一只碗朝她掷过去。女儿躲开了，跑掉了，父亲又操起一根抬水杠，追着要打，嘴里嚷着要打死她。开始女儿还逃，从灶屋逃到堂屋，从堂屋逃到猪圈，又从猪圈逃回堂屋；前面逃，后面追，闹得鸡飞狗跳，家什纷纷倒地。
　　跑回到堂屋时，女儿摔了一跤，索性不逃了，坐在地上，等着父亲追上来打她。抬水扛是老毛竹做的，比父亲的手臂还要粗，又坚硬，一家伙打下去，要出人命的。眼看着父亲高高扬起的抬水扛，母亲冲上去，挡在女儿面前，对父亲吼：“要死人的！”父亲说：“我就是要打死这畜生！”母亲奋力夺下抬水扛，把女儿亮出来，说：“你打吧，打死她你去给她挖坟墓葬她。”父亲当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上前对着女儿一阵拳打脚踢，一边高喊着“打死你这畜生”！母亲回忆说：“哪有这样打人的，真正是往死里打啊，我当时都吓死了，冲上去抱住这个疯子，一边叫女儿快跑。”女儿爬起身，却没有跑，反而扬起一张血脸朝父亲迎上来，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平静的语调，劝父亲不要打她，说她自己会去死的，不用他打。她的冷静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父亲说，当时他丢下一句话就上楼去睡觉了。他丢下的话是这样说的：你要么报出那条狗的名，要么就死给我看。
　　女儿说：那我只有去死。父亲说：那你就去死吧！
　　父亲说，他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上楼的时候说了，上完楼梯的时候又说了，后来他睡觉时听到女儿在楼下呜呜地哭，哭得他心烦，他又爬起床来说。父亲诚恳地承认，他女儿完全是被他逼死的，所以他不会来找部队偿命，要偿命的是他。但在他死之前，他要弄清楚，女儿到底有没有跟人睡过觉。父亲说，他现在认为女儿一定是没有跟人睡过觉。说到这里时，父亲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拿出一张纸，说是女儿死前留的遗言。我拿过来看，上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爹，我是冤枉的，我死了，你要找部队证明，我是冤枉的。
　　父亲说，其实，他上楼后就在想这个问题，觉得女儿这样死活不认会不会真的受了冤枉，因为他这个女儿“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性格内向，懦弱，自小到大对父母亲的话都言听计从，不是那种犟头犟脑的人。父亲说：“如果真要有什么秘事，再怎么不可告人，我这样打骂她也藏不住了，该坦白了。”母亲说：“老东西上楼后，我去找女儿谈过，当时我发现女儿已经被他爹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神志不清，尿都吓出来了。”可就这样她还是一口咬定，她没有跟“任何畜生”睡过觉。她不停地说没有、没有，问什么都回答没有，跟个傻子似的。母亲申诉道：“我了解女儿，就是给她十个胆她都不敢做这种下流事，如果一定要说做了，那一定是鬼做的，连她自己都是不知道的。”
　　母亲看上去畏畏缩缩的，但说起话来口齿伶俐，透露出比父亲还坚定的口气。然后父亲又接着说，昨天晚上她母亲同他这么说了后，他越发怀疑女儿有可能受了冤枉，所以本来打算今天来找部队反映情况的，想不到女儿说死就死了。说到这里，父亲痛哭起来，一边臭骂自己害死了女儿，一边上前抱住女儿的尸体，又喊又叫：“女儿，女儿，是爹害死了你，爹今天给你申冤来了，部队说你哪里有问题，今天爹就要求他们在哪里重新做检查……”
　　他说的意思是要验尸！
　　谁也没想到，家属会提这个要求。这个要求不是无理，而是无知。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嘛，分明是要把“私底下的龌龊事”招摇一番嘛。我们诚心实意地劝他们不要这样，这对死者是大不尊重，对活人也没好处。可父亲、母亲，包括哥哥，没一人听劝的。他们似乎认定女儿不会龌龊过，坚决要求我们请医生重新检查。我不知该说什么，可我几乎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的要求毫无意义，重新做检查，结果只会叫他们更加难堪，更加臭名远走。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处女膜破不破对一个专职妇科医生来说，就像黑白分明一样分明，医生要弄错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话说回来，不是说处女膜破的人就一定跟人睡过觉，当然一般是这样的，但也不排除个别特殊情况。在越南时，我遇到过一个情况，有个小姑娘搭我们的车，后来车被敌人炸弹击中，小姑娘从车斗里飞出去，甩在地上，她看自己身上血流不止，以为是中了弹片，吓得哇哇直叫。我们抱着她去找医生抢救，医生检查了说，她没事，只是那玩意儿破了。这也使我想到，部队对死者的这种认定不是完全科学的。换句话说，死者有没有跟人睡过觉，我不好绝对说，但医生绝对是不会弄错的，因为这“像黑白分明一样分明”。我知道，只要我把这道理如实讲了，他们也许会放弃打算，但我又怎么能说？这样一说，到时他们拿我的说法来跟我论理，我岂不自找麻烦？所以，我没这么说，只是找了一些其他道理来说。但那些道理他们听不进去，他们无不坚决要求验尸检查，其理由和条件完全是无法拒绝的。
　　父亲说，只要检查确定他女儿有那个问题，什么时候出结果，什么时候他就扛起女儿走人，不会在这里多说一句话，多待一分钟，多提半个要求。
　　母亲说，她女儿用性命来换这个要求，我们要不答应，她只有死在这里。
　　哥哥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两具尸体上北京去，找毛主席去！
　　父亲又说，如果这样，他也要死在这里，因为背着黑锅活还不如死。
　　哥哥又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三具尸体去北京天安门找毛主席……
　　话说到这份上，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很生气，也很悲哀。我觉得女儿当兵不成，又死了，对他们来说已是双倍的不幸，我从内心的内心里同情他们，希望能帮他们减轻一点痛苦。我甚至已经暗自下了决定，要给他们双倍的丧事费，并亲自参加葬礼，尽可能地让周边邻居不要歧视他们。但是，他们似乎更想用这种“丢人现眼的方式”来挽回尊严，你想阻止都阻止不了。
　　没办法，我跟人武部长商量后，决定答应他们要求，并决定速战速决，当即派出车辆去县医院联系、接人。中午前，医生扛着“红十字”医务箱来了，一老一壮，两位妇女。两位在活动室里待了不足五分钟，出来交给我们一页签过名的鉴定：死者的处女膜完好无损。
　　像在战场上遭遇了伏击！
　　我马上到邮局，挂长话，给部队作汇报。电话是打给我的直接领导参谋长的，参谋长问清情况，训斥我，说医生是他们人武部喊来的，我们怎么能信？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啊，在这件事上我们是不能完全听信当地人武部的，因为这中间有个责任认定的利害关系，照现在“完好无损”的话说，他们就没责任了，否则责任全在他们头上——他们给我们输送了道德败坏分子，破鞋！参谋长要求我下午去杭州，请省军区协助派出军医来重新检查。挂电话前，他又改变主意，说联系军医的事由他来负责，我只要在原地等着即可。
　　第二天上午，省军区派出的军医如期而来，也是两位，也是专职的妇科医生。她们像昨天两位同行一样肃穆地走进活动室，又像昨天两位同行一样很快地检查完毕，给出的检定报告几乎和昨天两位同行连措辞都差不多：死者处女膜完好。
　　远方的参谋长闻讯，立刻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我面前。参谋长还带来了我们自己的军医，就是曾经诊断死者为“破鞋”的那位军医：一个人高马大的胶东人。她是军区某部长的夫人，为人有点傲慢，但这次见面，我明显觉得她脸上有种诚惶诚恐的神色。而等她从活动室出来时，这种惶恐的神色完全变成了惊恐。事实上，她在里面的时间还没有一分钟，我们以为她是忘记拿什么器具了，出来后还会再进去，结果她紧急地把参谋长和我拉进另一间办公室里，惊慌失措地说，错了！我们问什么错了，她说人错了。
　　原来，她才掀开床单，只是看了一眼外部，就觉得不对头。她说，人的每个手指头都是不一样的，那地方也是各人有别的，她看死者那地方的样子和她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警觉地去看死者的脸，一看傻掉了，不是同一人！她说，虽然那天检查的人很多（22人），但查出问题的只有1人（几年来都只有1人），所以她不会不认识她，就是死了照样认识。当然，这还用说吗？她连那人下面的样子都记住了，更不要说脸孔长相。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军医认为是对方把人换掉了，目的是想敲诈我们。这我敢肯定不可能，虽然死者和生前判若两人，但系同一人的证据昭然若揭，比如她耳朵上的小耳朵，脖颈上的大红痣，入伍后才剪的齐耳短发，等等。再说，谁愿意以死来冒充一个人？我和参谋长都断定错误肯定出在我们这边，是我们把人弄错了，张冠李戴了。
　　

3

　　后来，听军医说起当时体检的情况，我们就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军医说，因为这种体检有问题的人极少，她个人在几年中也仅发现“她”一例，所以体检时医生总是图省事，先把各人的表收上来，放在一边，然后喊人进来。所谓喊也不是指名道姓的喊，只是让护士安排一个个人依次进来，她依次一人人检查，只要没发现问题，她连话都懒得说，屁股一拍等于喊走人了。这边出去一个，外边进来一个，就这样“流水作业”。如果大家都没问题，很简单，她只要将所有表都盖个“正常”的章，签上名就完事。
　　如果遇到有问题的人，比如那天她检查到“她”时发现有问题，她才作“个别对待”，认真地问一些该问的，姓名，年龄，有无性史等。军医说，当时“她”对她问的都一一作了答，姓名，年龄，包括“没谈过男朋友”，都是“她”原话。有了“她”的名字，军医说，就不会搞混淆，等检查完所有人后，她单独把“她”的表找出来，写上意见，是这样写的：据本人述，未交过男朋友，但检查发现处女膜破裂，属极不正常的情况，建议组织上慎重对待。至于其余人的表，都是护士先盖上“正常”的章，作为军医只需签名而已。
　　说真的，军医说的“流水作业”的体检法，在医院是很常见的，像照X光、做心电图都是这样的。不过据我所知，最后填表时本人是在场的，在填表、交表过程中，军医应该有印象，“她”的表是不是真正交给“她”的。军医说，因为“这项”检查带有一定隐私性，所以医院在安排体检程序时，历来把这项检查放在最后，这样这边的体检完了，等于所有体检内容都完了，所以也无需将表交还本人，而是由她们直接交给医院相关领导。我问军医，还记不记得“她”当时报的名字。军医说怎么会不记得，一辈子就遇到她一个人，当然记得，叫×××。
　　这名字就是死者的名字！
　　谜底已经揭晓。我想，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她”看军医查出情况后，故意报了死者的名字，从而造成军医在填表时“张冠李戴”。现在，我们所有天真或虚妄的想法无疑都应该全部收起，想想到底该怎么来平息这起人命冤案才是当务之急。
　　怎么平息，当然要看死者家人打算怎么闹腾。应该说，基本上没闹腾什么，他们只提出两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一个是负责承担死者的丧葬费，二个是希望部队带走死者妹妹，让她替死者去继承当兵的光荣。参谋长甚至没有向部队请示，就私自应允了对方要求。我原以为死者有两个妹妹，我见过的那个是小妹，事后才知道，死者只有那么一个妹妹，实足年龄才15岁，还没资格当兵。我们建议等够年龄后再来带她走，对方却死活不从，也许是怕我们过后反悔吧。我们无法说服他们，参谋长只好安排我留下来替妹妹办理复杂的入伍手续，所谓复杂就是要请当地公安配合，篡改户口本。这是需要时间的，参谋长和军医等不得，准备先走。
　　走之前，参谋长要求我尽快归队，因为我可能还要往这边“跑一趟”。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我想岂止是可能，是肯定的，用军医的话说，即使把“她”枪毙都够罪！也许吧，“她”事实上间接地犯有人命案，这样的人退回原籍算是便宜“她”了。不过，这话由军医说出来，我总觉得刺耳。我从来都没喜欢过这个傲慢的部长太太，此刻似乎反感到了极点。我在想，当初她为什么不同情“她”一下，同情了，把事情盖过去，不就什么都没了。但现在几乎什么都有了，死亡，悲剧，闹剧，笑话，故事，谣言，传闻……都有了，暂时没有的，也可能接着会有。一波未平，一波即起，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厌倦和恐惧。也正是这种情绪，促使我主动去参加了死者的葬礼。
　　因为参加葬礼，我至少多滞留了一天，到参谋长他们走后的第四天，才办完死者妹妹的全部入伍手续。第五天上午，我带着死者妹妹启程归队，至此我停留富阳的时间已超过一周，而愿望中的富春江之游还是在期待和想象中。这叫没缘分，缘分不到，即使到了它身边也是白到。
　　在回来的火车上，我与死者妹妹相对而坐，姊妹俩的长相和神情是那么相像，以至使我不时产生幻觉，以为这还是在去富阳的路上。那一路上也是这样，我和死者相对而坐，但十七八小时中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她像个犯人似的，一直畏缩着，连我的目光都不敢碰。曾经有一次，她恳求我告诉她犯了什么错。按说这不是不可以告诉的，反正早迟她是要知道的。但完全一念之间，我对她打了个官腔：组织上会告诉你的。我说的组织上是当地人武部，但其实人武部告诉和我告诉是有很大区别的，对我她有申辩的机会，对人武部她怎么申辩？我的一念之间的一个官腔，事实上是让她失去了一个申辩的机会。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告诉她，在火车上就告诉他，事情会不会变成另外的一个样子？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累。现在，我想起这些，心里依然感到非常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