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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耳猕猴

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象同音者，六耳猕猴也。——如来　　
　　
　　二十三条街巷里，一大早穿西装打领带跑步的只有一个人，我老乡冯年。这段时间他睡眠不好，半夜总做噩梦，醒了眼得睁两三个小时才能闭上，早上起来头脑就不好使，昏昏沉沉地过来敲我门，问该怎么办。作为一个资深的神经衰弱患者，这点儿症状对我来说是小儿科：一个字，跑；两个字，跑步。治噩梦和失眠我不在行，治头昏脑涨我绝对拿手。跑步健脑。他就隔三差五跟我一起在北京西郊的巷子里跑。因为赶时间上班，他必须出门前就得武装整齐，跑完了挤上公交车就往公司跑。请想象一下歪歪扭扭的窄巷子，一个西装革履的晨跑者，反正我觉得挺诡异。但是没办法，冯年不停地松领带，摸着喉结跟我说：“老弟，哪睡得着。醒了我还觉得链子在脖子上，喘不过气。”　　
　　他的梦也诡异，老是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六耳猕猴，穿西装打领带被耍猴人牵着去表演。要做的项目很多：翻跟斗、骑自行车、钻火圈、踩高跷，同时接抛三只绿色网球，还有骑马等等；尽管每一样都很累，但这些他都无所谓，要命的是表演结束了，他被耍猴的往脊梁上一甩，背着就走了。在梦里他是一只清楚地知道自己名叫冯年的六耳猕猴，他的脖子上一年到头缠着一根雪亮的银白色链子，可能是不锈钢的；他的整个体重都悬在那根链子上，整个人像个褡裢被吊在耍猴人身上，链子往毛里勒、往皮里勒、往肉里勒，他觉得自己的喉管被越勒越细，几乎要窒息。实际上已经在窒息，他觉得喘不过来气，脸憋得和屁股一样红。　　
　　冯年做同样的梦，区别之一在于，如果这次骑自行车，下次就接抛三只绿色网球，或者一次把两三样活儿一块儿干了；另一个区别是，梦醒之前他越来越感到呼吸困难。也就是说，窒息的程度与夜俱增。他觉得耍猴人抓着链子像包袱或者口袋一样将他甩到身后时，火气越来越大，力道越来越足，根据重力原理，链子勒得就越来越紧。冯年觉得，如果不是他及时从梦里醒来，肯定就断气了。　　
　　有两个疑问我弄不懂，冯年也不明白。一个是，为什么会重复地做一个梦呢？如果仔细推敲，会发现，他的梦其实有个递进关系，或者说，他在把同一个梦延续地做下去。得过神经衰弱的人一定知道，我们这号人多梦，偶尔做同一个梦，换个时间把某个梦再续下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此高频率、近乎刻板地重复和发展，我猜就是神经衰到不能再弱的人也没有能力做到。冯年做到了。第二个疑惑是六耳猕猴。我到海淀图书城查阅了有关书籍，六耳猕猴这个物种不存在。即使基因突变，人类也尚未发现有长了六只耳朵的猕猴。所谓的六耳猕猴只是《西游记》里的说法。这个我知道，《西游记》里说，孙悟空遇到了另一个孙悟空，里外和他都像，身手也无二致，搞得他也收拾不了对方。齐天大圣对另一个齐天大圣一筹莫展。最后还是如来老人家帮忙，才把假大圣收拾了。我佛说，那家伙是个六耳猕猴。六耳猕猴只有两只耳朵，冯年梦里的六耳猕猴也只有两只耳朵。但叫冯年的猴子的确就是六耳猕猴，他很清楚。　　
　　梦见自己既是冯年又是猴子，已经够扯淡的了，还是一只根本不存在的六耳猕猴，就是梦也不能做得这么不靠谱吧。所以开始几次他说起这怪梦，我们根本不当回事。他到我们屋里来找人解梦，我们懂个屁啊，顺嘴跟他瞎说。　　
　　行健说：“再明显没有了，想女人。”　　
　　米箩的解释是：“嫌赚钱少，要自己当老板。”　　
　　“屁，老子忙得哪有时间想女人！”冯年说，“从领第一份工资起，就没够花过。当老板？我拿光屁股给人踹？”　　
　　宝来的答案相对别致一点：“冯哥，我看你是想家了。”　　
　　这话招来行健和米箩的嘲讽，也就宝来这样的傻蛋才整天把“想家”挂嘴上。想家就别出来混，待在花街上混吃等死干脆。　　
　　轮到我。我说：“冯哥脑子出了问题。”　　
　　冯年急了：“小东西，有你这么说话的么？”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老做这种古怪的梦，和神经衰弱相当接近了，不是脑子出问题是什么？冯年一挥手，来正经的。我撇撇嘴。说到神经衰弱，我从来都无比正经。不信拉倒。　　
　　住在西郊的老乡里，冯年是最人模狗样的一个，谁都不会像他那样整天西装革履。我家和他家隔十二个院子，我是说在我们故乡；所以我对他熟得不能再熟了，据我所知，他在花街从来不穿西装。有一年花街莫名其妙起了一阵风，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开始穿西装，从石码头拐上青石板路，迎面碰上那些穿西装的花街人，你会有时空错乱的无助感。当时我住校，放了假走进巷子，以为外星人占领了我家乡。冯年是外星人中屈指可数的土著之一。但现在，在他租房的衣柜里，廉价的西装起码有四套，领带若干。他在中关村的一家电子产品店上班，老板要求员工要从内到外尊重顾客，男的穿西装，女的套装，大冬天也得把漂亮的小腿肚子露出来。　　
　　中秋节我和宝来到北大玩，顺道去海龙电子城看冯年。海龙里乌泱泱的人群挤出我一身汗。冯年身着西装，双手交叉站在公司的店面门口，鼻尖上全是汗，逢人就说里面请，看看哪一款相机最适合您。嗓子都哑了。对我和宝来也这么说，说完了才发现是我们俩。我在店里遛了一圈，果然都是西装、套装，一群新郎新娘。那时候接近下班时间，宝来打算等冯哥一块儿回。　　
　　“别，”冯年说，“今天假期促销，下班推迟了。”　　
　　“那总得有个点儿吧？”　　
　　“你们快走，别让主管看见。”他急了，“上班时间不许闲聊。”　　
　　“那你就继续站着吧。”我说。　　
　　“除了午饭和撒尿，我他妈都站一天了。”　　
　　就我这不懂行的看，他的西装也差不多是全店里最差的，白衬衫被汗泡软了。所以，他得更端庄地站着，更热情周到地把上帝们伺候好。老板说了，硬件不够软件补。他站在门口，不停地紧“一拉得”廉价领带。这个动作跟他一大早不断地松领带正好相反。　　
　　我问过他，像电视里的那些心理专家似的，是不是因为领带过紧留下了心理疾病，导致做梦时总要被吊死？他想了想，领带这东西的确挺烦人，领导没事也喜欢盯着员工的脖子看，抽查领带结是否饱满，可要说这就整出了心理创伤和阴影，也夸张了。　　
　　“那你为什么老松领带？”　　
　　“那是因为我还在想着夜里的噩梦。一恍惚就觉得这玩意儿是个铁链子。”　　
　　意思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因果。是因为噩梦才松领带，而不是因为打领带才做噩梦。那好吧，我的心理分析技止此耳。　　
　　他的公司我还去过一次，那天纯属闲得蛋疼。我从我姑父洪三万那里拿了点生活费，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了，经过中关村买了两个烤山芋，拐个弯进了海龙。把他给吓坏了，坚决不要。别说上班时间不能吃东西，就是来个亲戚朋友也不行。我有点生气，老子满肚子好心过来看你，成罪过了。他还是哄我赶快走。　　
　　“你就不能把我当普通顾客？”　　
　　“就你？”冯年说，“老弟，先照照镜子再说。”　　
　　我站到店里的镜子前，模样是不太像大款，可是你也不能肯定有钱人就一定都得穿金戴银吧。我摆弄了两下我的夹克衫给他的女同事看，说：“姐，还算体面吧？”　　
　　他的女同事就笑了。“相当体面。”她用铁岭味的普通话回答我。我就把烤山芋送给她了。这也把冯年吓着了，他的老乡留下罪证了。“哥请你吃十个烤山芋行不？”他的眉毛痛苦地拧到一起，苦瓜脸耷拉下来了。后来他几次提出请我吃烤山芋，我坚决不给他面子。　　
　　要是我，这辈子不再去了。这是行健跟我说的，咱得有点志气。那就不去。但后来还是去了，我站在店门口对冯年喊：“冯姨让你现在、立马、赶紧、立即、务必打电话回家。”　　
　　那天下午，我跑步经过花川广场那条街，在报刊亭前顺便给家里打个电话。我爸对电不电话无所谓，只要我还活着就行。但我妈规定，半个月必须至少报一次平安。就那点破事，每次电话也就那么几句，我都说烦了。正要挂电话了，我妈突然说，你冯姨来了，要跟你说几句。　　
　　冯姨显然刚进我家的门，扯着嗓子喊：“大侄子，你年哥啥时候回来？”　　
　　“他啥时候回来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冯姨这回抓着电话了，声音还像在门口那么大。“回来看对象啊！让他现在、立马、赶紧、立即、务必给我和他爸打电话。人老郑家等回话呢！”　　
　　等我妈接过电话，我问：“哪个老郑家？”　　
　　“还有哪个？你小时候跟人家屁股后头跑了几十里的郑马贺，耍猴的。”　　
　　“年哥上班呢。”　　
　　“上班不耽误打个电话。”　　
　　好吧，现在下午三点十二分，得破戒了。等到他下班，没准郑马猴的闺女喜欢上别人了。反正也是跑步，直接往中关村跑得了。我气喘吁吁跑到海龙，在他公司店门口喊：　　
　　“冯姨让你现在、立马、赶紧、立即、务必打电话回家。”　　
　　然后转身就走。喊我也不理，叫你跩。跑回去的路上我回过神来，其实没必要风尘仆仆地来通知冯年，他肯定对郑马猴的女儿不满意，要不早跟我们显摆了。在一群光棍里，最值得显摆的就是女人，有人恨不得见了头母猪都要通报一下大家。还有，这家伙还跟我绕，说搞不懂为什么一到梦里就变成被人吊在身后的六耳猕猴；他太明白了，显然是被郑马猴吓的。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郑马猴是糙了点，一张脸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人倒胃口，所以花街上习惯叫他郑马猴而不是郑马贺，你可以怕他；他女儿郑晓禾随她妈，低眉顺眼，胖嘟嘟白净净的，算不上大美人，但配冯年我觉得只用半个身子也绰绰有余。要我说，冯年是高兴过头才会持续做噩梦的，这叫乐极生悲。　　
　　“屁！”冯年坐在我们的屋顶上，看我们四个打捉黑A。“在知道这事之前，我他妈已经在夜里当了很长时间的猴子了！”　　
　　那我们只能认为他有特异功能，像花街上的算命瞎子胡半仙，可以预知两年内的大事。天上将要掉馅饼，冯年这算提前兴奋。　　
　　“怎么跟你们这帮人成了老乡，真是祖宗瞎了眼。没一个正经说话的。”　　
　　“年哥，你可不能这么说。”行健放下牌，“我们都正经人。说真话，那郑晓禾如果不是你要搞的对象，我做两次梦就能把她肚子搞大。就两次。你想想，白白净净，胖胖嘟嘟，圆圆溜溜，那手感——”　　
　　冯年一挥手，截断行健的白日梦。“先停下。”他说，“我不是看不上郑晓禾，是他妈的郑马猴要求我必须回花街。”　　
　　“你得叫郑马贺。”我提醒他。　　
　　“好，就郑马贺。我回去能干什么？跟他一块儿耍猴戏？”　　
　　“那就让郑晓禾来北京。”宝来提议。“夫妻识字，兄妹开荒。”　　
　　“人家不来。”冯年站起来，在我们的平房顶上走来走去，掸着自己的西装说，“她说，过去给你穿西装打领带？我没吭声，我哪养得起。她又说，过去了我也穿西装打领带？”　　
　　“你咋回的？”米箩问。　　
　　“我一个屁没放。这话没法回。混六年了，我他妈不就这副龟孙样！”　　
　　知道就好。我们四个跟着心情也坏掉了，一想到“混”这件事，还是挺伤自尊的。都想混出个人样，最后混出来的却是个龟孙样。　　
　　郑晓禾在花街有个不错的工作。她爹耍了一辈子的猴，走南闯北几十年，跑不动了，正打算抱着猴子养老，政府突然要贴着运河开发一个沿河风光带，郑马猴就由一个江湖把式变成了民间艺人，牵着屁股磨黑了的老猴子进驻了风光带，每天定时定点给游人表演一番。作为升格成“民间艺人”的条件，景区给郑晓禾安排了一个游船卖票的工作。以花街的消费水平，工资的含金量不比冯年在北京的小。所以，人家不愿来。也不是一点心没动，而是到谈婚论嫁生孩子的年龄，女人耗不起，来了早晚得回去；花街上的工作不好找，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别弄得两头不着地。　　
　　对郑晓禾的决定，我们都表示深刻的理解。问题是郑马猴，他比女儿态度强硬，冯年必须回来。漂了一辈子江湖了，到头来认为男人蜗在家里最好，冯年觉得莫名其妙。　　
　　“我知道了，”米箩说，“是怕咱们年哥在外面学坏了。”　　
　　“屁！”冯年说，“老子想坏都没时间学。要赌没钱，想嫖，就算有钱，我他娘的也没时间啊。一天站下来，口干舌燥，躺到床上我都忘了自己是个男人。半夜三更我还得对付那根银光闪闪的链子，我朝哪儿坏呀我？”　　
　　我说：“郑马猴又不知道你苦大仇深。”　　
　　“我想起来了，郑马猴年轻时整出了不少花花事。”行健把最后一张牌亮出来，是张黑A，又让他给逃了。“别看他长得寒碜，就是有本事走到哪睡到哪。听说还得过花柳病，天天晚上得坐澡盆子里用药洗上半小时。他是怕年哥跟他争澡盆子哈。”　　
　　“放你娘的屁！”冯年骂他，“老子三十年了，一套原装的男科！”　　
　　我们都笑起来。是啊，我们的冯年哥哥已经三十了。要在花街，早已经是打酱油的孩子的爹了。　　
　　冯年三十，所以冯伯伯和冯姨着急。谈婚论嫁，年龄从来都是大问题，都一把年纪了你还怎么拖？越拖越没市场了。关于市场，冯年肯定比我们懂。这也是他焦虑的原因之一。生活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是清清楚楚地看得见的：我们在重复上一辈乃至上上、上上上一辈人的生活。前前后后的人基本上都这样过，都得这样过，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撞上奇迹的。冯年不可能永久地留在北京，他明白以他的才华、能力和运气，自己必定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一样，只是赶紧埋头吃两口青春饭，然后推饭碗走人。他还赖在北京，都是给年轻闹的，年轻似乎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骗骗自己也好。但是现在，婚姻大事临头，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三十岁也不算年轻了。但他不甘心。一看见他每天把自己弄得西装革履、人模狗样我就知道，他不想就这么放弃，虽然眼下也看不见转机和希望。　　
　　“除了老总和副总，”冯年在我们的屋顶上悲哀地说，“全公司我年龄最大。”他很纠结。　　
　　郑马猴的猴耍得好，花街上的孩子都喜欢看。我们经常跟着他走乡串户地跑，他耍到哪我们跟到哪。他能让猴子数数、分辨红豆和绿豆，甚至能让猴子围着一个女人转上三圈判断出她结没结过婚。他让猴子在不同季节穿不同的花衣服，那衣服妖娆冶艳，穿上后猴子显得十分淫荡。普通的骑车、倒立、敬礼、作揖更不在话下，据说他还曾训练猴子当众手淫，当时男人给他鼓掌，女人向他吐唾沫。耍猴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记起来了，郑马猴的猴戏结束后，也是把猴子随手往身后一甩，猴子就挂在了他的后背上。不同的是，他系在猴脖子上的是一根五颜六色的花布条搓成的套；此外，这还是他猴戏的一个重要环节。小猴子会在他后背上一个鲤鱼打挺翻上主人的肩膀，然后手搭凉棚，像齐天大圣那样向观众们敬礼。到此，猴戏才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冯年看的猴戏比我多，他比我们都大。但他一点都想不起在噩梦之前，起码来北京的六年里，他曾在什么时候回忆过郑马猴的猴戏。从来没有。　　
　　“那你最近看过猴子没有？”行健问。　　
　　“两年前去动物园，见过几只猴子。”　　
　　“这就对了！”行健说，从床底下的纸箱子里摸出一本书，《梦的解析》，一个叫弗洛伊德的洋人写的，已经被他翻烂了。他抖着那本书用教授的宏大口气说，“年哥，你压抑了。要不是那事儿上压抑了，就是那几只猴子勾引起你的某些说不清楚的回忆。”　　
　　“别张嘴闭嘴那点事儿，成不？那都是两年前的猴子！”　　
　　“这个弗什么德的说，吃奶时候的事都有影响，何况你才两年。年哥你绝对压抑了。那点事儿多重要啊。”　　
　　行健攥着那本书当然离不了那点事儿，他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当黄书看的。如果不是隔三差五能看到几句刺激的，谁有兴致看一个外国人唠唠叨叨地解梦。　　
　　这事最终也没弄明白，冯年照样做噩梦。为了避免噩梦，他想了很多招，比如熬夜，熬到走路都能睡着的时候再睡。没用，只要睡着了，连个过渡都没有，跺跺脚就变成西装革履的猴子。我说过没有，六耳猕猴也穿皮鞋？鞋面用金鸡牌鞋油擦得溜光水滑，苍蝇站上去都得跌跤。他还试过喝酒，醉得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是宝来，但是一躺下来，梦里的六耳猕猴还叫冯年。第二天一早找我跑步时说，他被链子勒得酒都吐不出来了，只好咕嘟咕嘟再往回咽，胃装不下，他被活活胀醒了。他还想过用别的梦把六耳猕猴挤走，夜就那么长，做了这个梦肯定就没时间做那个了。白天他就反复地想一桩稀奇古怪的事，希望夜里能换个内容；周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但要盯着一件事往死里想，时间和强度都得跟上，比上班还累，而且也只是偶尔才奏效，他觉得太划不来，苦成这样不如死了算。只能放弃了。　　
　　冯姨又在电话里催我了，她找不到冯年，干脆守在我家等我电话。上次冯年打了个电话回去，留的活话，“先处处看”。挂了电话就没跟人家联系过。冯姨在电话里说：“屁话，还处处看！一条街上长大的，谁头上有几根毛都一清二楚，处个屁处！你让那狗东西现在就给我回话！现在，立马，赶紧，立即，务必！”我拿了鸡毛当令箭，又屁颠屁颠地跑到海龙，在他公司门口喊：　　
　　“冯年，现在，立马，赶紧，立即，务必！”　　
　　这一嗓子坏了事。当时冯年正在向一个客户推销佳能相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那家伙马上就要动心，我来了。等我传达完冯姨的指示，那人已经向另一个店员咨询了，然后冯年眼睁睁看他从同事的手里买走两部单反相机。下了班他直接奔我住处，劈头盖脸一顿骂：　　
　　“让你别去公司你非要去！到手的两部单反没了！”　　
　　我没理他。至于么，不就两部破相机，我还一肚子牢骚没地儿发呢。虽说我跑哪都是跑，可那中关村车那么多，空气质量多差啊，肺被污染了我找谁去？再说，冯姨跟黄鼠狼似的，见天就坐我家等电话，我妈都急了；她一来你就得陪着，除了纳鞋垫别的活儿都干不了，我们家就三口人用得了那么多鞋垫么？冯年的火气让宝来都看不下去了。以我对宝来的了解，凡是宝来说不好的，肯定有问题；凡是说宝来有问题的，那人一定有问题。“年哥，我们都是为你好。”　　
　　冯年翻两个白眼，长叹一声，像气球被扎了个洞。“算了，跟你们也说不明白。”　　
　　把相亲弄得像受难，我们没能力明白。后来他在屋顶上跟我们玩捉黑A，输了喝酒，酒至半酣才结结巴巴道出实情。其一是，他真有点喜欢郑晓禾。他高她三届，念高三时没事就往初三教室门口跑，装作偶然路过，慌里慌张地朝郑晓禾脸上看几眼。现在想起来还脸红耳热，要不早打电话回绝了。其二是，他们公司要在朝阳区开分店，准备挑一名经验丰富、性格稳重、业绩突出的员工去做分店长，这两个月的销售业绩作为重点参照。冯年前两条都没问题，只要眼前能够立竿见影，就成了。偏偏这是多事之秋。据说那两部相机加配件，销售额近五万，一个月也难得抓一两条这样的大鱼。　　
　　“哦。”我说，“真是不好意思。”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冯年抱着酒瓶子像唱卡拉OK，“下个月就三十一了。来的时候我跟自己说，三十岁还没头绪就回家，妈的结婚、生孩子！来，兄弟们，干了！”　　
　　第二天早上他没跑步，睡过头了，洗漱完就往公司跑。夜里依然梦见被甩到耍猴人的后背上，银白的链子扣进了肉里，要把他血管和气管割断。　　
　　接下来他跑步时断时续，状态也不是很好。我能理解他的难过，夜里没睡好还得花体力去跑步，搁谁也受不了。我甚至还做过一个和他相同的梦，梦见自己也成了一只六耳猕猴，身上穿的是夹克、牛仔裤和运动鞋，被人吊在身后。我想我要憋死了，我想我的脸一定肿胀得像只大红南瓜。醒来后我为冯年哥流了两行眼泪。但我只梦见过一次，而冯年每周至少三次，一次比一次暴烈。　　
　　我们决定为冯年出点力，四个人家底子全端出来才凑到三千块钱。宝来说，有总比没有好。托行健的一个朋友去海龙，单找冯年，买什么都行，只要能把三千块钱花掉。那哥们儿去了，问哪位是冯年。一个同事说，冯年生病，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那哥们儿回到我们住处，很生气，逗我玩哪你们？让我屁颠屁颠地去放空枪！　　
　　行健说：“生病了你怎么不吭一声？”　　
　　“我哪知道他生病？”我说，“最近他又不是每天都跑。”　　
　　米箩瞪大眼，说：“会不会那啥了？”　　
　　“哪啥？”　　
　　米箩摆摆手：“没啥。瞎说着玩。”　　
　　我和宝来相互看看，站起来一起往外走。　　
　　隔两条巷子，推开院门，冯年的房门敞开着。这是傍晚，天从上面往下暗，房间里昏沉沉的，没开灯。我被烟味呛得咳嗽起来，冯年坐在破藤椅里抽烟，烟头像细小的鬼火在闪。我打开灯，看见他头发支棱着，眼窝深陷、胡子疯长，一看就是个资深失眠者。他只穿着贴身的秋衣秋裤，西装和领带扔在床上。床上一片狼藉，刚搬完家似的。　　
　　“我正打算找你们，”冯年说，用夹着香烟的手在房间里漫无边际地划拉一圈，“我今晚的火车回家，你们看看这屋里有什么用得着的，随便拿。”　　
　　“年哥，你这是哪一出？”我尽量让声音放松下来。　　
　　“没什么，就回去看看。”他说，“我坚持了两夜，一个梦都没做。夜里我就想事。我想清楚了，该找个好女人、生个孩子了。”他开始咳嗽，一连串的动静，眼泪都带出来了。他用床上的白衬衫擦眼。他把一个信封递给我，让我有空的时候去一趟海龙，把信交给他公司的经理，让同事转交也行。　　
　　我和宝来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来，从他的烟盒里抽出中南海烟点上。抽烟有害健康，它让我们继续咳嗽。宝来觉得灯光刺冯年的眼，把灯摁灭了。我们都不说话。　　
　　临走的时候冯年指了指衣橱，犹疑地说：“西装，你们谁想要？”　　
　　我们俩一起摇头。　　
　　第二天我去了海龙。副总在，他拆开信，刚看完，又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走进来。副总说：“黎总，没必要找冯年谈了。他辞职了。”　　
　　“刚刚？”黎总拍拍后脑勺笑了，“他妈的这个小冯，真会挑时间，那换人。命苦不能怨政府啊。”　　
　　出门的时候遇上铁岭来的那个女店员，她说：“呀，这不是冯哥的小老乡嘛。你咋来了呢？冯哥呢？呀，那烤地瓜老好吃了。谢谢啊。”　　
　　我对她笑笑，问：“你做过穿西装的噩梦吗？”　　
　　“你说什么？”　　
　　我知道我问得很古怪，语法上也有毛病。她是一个每夜睡得香甜的人。
　　我说：“没什么。”

【作者:徐则臣】【发表时间:2015/3/11】【打印本页】【关闭窗口】【浏览125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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